孔子講仁愛,墨子講兼愛，雖然都是講“愛”，但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講仁愛，在孔子看來，“仁”首先是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人而異於禽獸的標誌之一。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不僅是禮樂的基礎，同時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沒有“仁”就算不上是一個完整的人。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孔子
我們看到實際上孔子所說的“仁”就是人們日常活動中的道德規範，用胡適的話來說，“仁即是做人的道理”。因此，孔子講仁愛,是因為“仁”是我們作為一個人所必須的素養，是因為我們應當自覺地按照“仁”的規範去做事，“仁”更多地體現一種內在的價值認同和精神。
墨子講“兼愛”，“兼愛”也就是像愛自己一樣平等地愛所有人的意思。墨子倡導“兼愛”，是從功利主義出發，《墨子》裡說：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辱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仁者非之。” “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
“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賤人者，天必禍之。”
墨子
在墨子看來，我們之所以要愛人，是因為這樣做能免禍求福，對國家、社會、和自己有很大的好處。我們不能說孔子的仁愛思想沒有一點點的功利因素在裡頭，但是，相比較於墨家的純功利角度而言，孔子是“以義為上”。對孔子來說，“仁”更多的是出於一種道德上的驅迫感，也就是要有自覺意識。因此，即使你一個人獨處，不和他人，社會，國家發生關係時，也必須能做到“獨善其身”。
孔子和墨子在仁愛觀上的最大不同在於愛是否有差等的問題上。孔子認為愛是有差等的，而墨子則主張愛是不應該有差等的。之所以有這種差別，在於兩家的著重點不一樣。孔子重視的是“仁愛”的“仁”字，而墨子重視的是“兼愛”的“兼” 字。
在孔子看來，孝是仁的根本。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親親，仁也。”
“仁之實，事親是也。”
孔子所說的仁愛是和孝、親親分不開的。孔子認為孝是人最真實、最基本的情感，是其它情感的基礎。如果人能愛父母，便能推而廣之愛其他人；如果人不能愛自己父母，那又怎麼會去愛那些給我們的利益少於父母的人呢?所以“孝”乃為“仁”的根本，正所謂“百善孝為先”。孔子從血緣出發，特別重視“孝”，因此，他們主張父母死後要服“三年之喪”，而對於其它的親戚則依據血緣的遠近親疏的不同而服不同時間的喪。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仁愛是層層外推之愛，是植根於人的本性的，是人心自然而然萌發出來的一種情感。所以孔子主張愛是有等差的，“以社會生活為基礎，愛自己勝過愛他人；愛接近自己的人，勝過愛遠離自己的人。”所以孔子的“仁愛”是一種有差等的愛，即要求以對父母兄弟之愛為同心圓的圓心，層層外推，逐漸擴充到對宗族、國家的愛。
與孔子相反，墨子認為愛是無等差的。墨子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就是因為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不相愛”，他們不明白“兼相愛”能夠“交相利”。所以《墨子》裡說：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墨子認為如果人人都能夠兼愛的話，就能達到“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良好局面。為什麼呢？他說：
“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
所以“兼相愛”能夠導致“交相利”。為了讓人家接受他的思想，墨子還把“天意”搬出來，墨子說：“順天之意若何？曰：兼愛天下之人。”墨子企圖用天的權威來表明他的思想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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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在論證其兼愛學說時,採取了功利主義的論證方法著重強調“兼相愛”具有“交相利”的效果，墨子的兼愛作為一種博愛，雖然有對孔子仁愛思想的某種超越，但是它沒有論及道德本身的價值，缺乏道德的支撐，或者也可以說它的“道德”要求太高了，因此墨子的思想對社會的影響相對來說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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