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仁爱,墨子讲兼爱，虽然都是讲“爱”，但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讲仁爱，在孔子看来，“仁”首先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而异于禽兽的标志之一。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不仅是礼乐的基础，同时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没有“仁”就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
我们看到实际上孔子所说的“仁”就是人们日常活动中的道德规范，用胡适的话来说，“仁即是做人的道理”。因此，孔子讲仁爱,是因为“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所必须的素养，是因为我们应当自觉地按照“仁”的规范去做事，“仁”更多地体现一种内在的价值认同和精神。
墨子讲“兼爱”，“兼爱”也就是像爱自己一样平等地爱所有人的意思。墨子倡导“兼爱”，是从功利主义出发，《墨子》里说：
“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仁者非之。” “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
“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贱人者，天必祸之。”
墨子
在墨子看来，我们之所以要爱人，是因为这样做能免祸求福，对国家、社会、和自己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不能说孔子的仁爱思想没有一点点的功利因素在里头，但是，相比较于墨家的纯功利角度而言，孔子是“以义为上”。对孔子来说，“仁”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驱迫感，也就是要有自觉意识。因此，即使你一个人独处，不和他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时，也必须能做到“独善其身”。
孔子和墨子在仁爱观上的最大不同在于爱是否有差等的问题上。孔子认为爱是有差等的，而墨子则主张爱是不应该有差等的。之所以有这种差别，在于两家的着重点不一样。孔子重视的是“仁爱”的“仁”字，而墨子重视的是“兼爱”的“兼” 字。
在孔子看来，孝是仁的根本。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亲亲，仁也。”
“仁之实，事亲是也。”
孔子所说的仁爱是和孝、亲亲分不开的。孔子认为孝是人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是其它情感的基础。如果人能爱父母，便能推而广之爱其他人；如果人不能爱自己父母，那又怎么会去爱那些给我们的利益少于父母的人呢?所以“孝”乃为“仁”的根本，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孔子从血缘出发，特别重视“孝”，因此，他们主张父母死后要服“三年之丧”，而对于其它的亲戚则依据血缘的远近亲疏的不同而服不同时间的丧。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仁爱是层层外推之爱，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是人心自然而然萌发出来的一种情感。所以孔子主张爱是有等差的，“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爱自己胜过爱他人；爱接近自己的人，胜过爱远离自己的人。”所以孔子的“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同心圆的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的爱。
与孔子相反，墨子认为爱是无等差的。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就是因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相爱”，他们不明白“兼相爱”能够“交相利”。所以《墨子》里说：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墨子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够兼爱的话，就能达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良好局面。为什么呢？他说：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所以“兼相爱”能够导致“交相利”。为了让人家接受他的思想，墨子还把“天意”搬出来，墨子说：“顺天之意若何？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企图用天的权威来表明他的思想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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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在论证其兼爱学说时,采取了功利主义的论证方法着重强调“兼相爱”具有“交相利”的效果，墨子的兼爱作为一种博爱，虽然有对孔子仁爱思想的某种超越，但是它没有论及道德本身的价值，缺乏道德的支撑，或者也可以说它的“道德”要求太高了，因此墨子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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