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生存智慧被過度推崇，而理想主義卻備受冷落的時代。
一
1990年4月，《正大綜藝》開播了。在此前的一九八零年代，被壓抑了幾十年的中國知識精英一直在如飢似渴地引進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探討國家的命運和文明的興衰。當延續了近十年的文化空氣幾個月前又驟然凝固，中國人一時感到無所適從的時候，世界各地的異國風情通過《正大綜藝》撲面而來。來自臺灣的女導遊邁著輕盈的腳步，在歐美各地悠閒自得地漫步、徜徉，不時向電視觀眾拋出一個個趣味橫生的問題。這些問題就像有獎競猜，以純娛樂的方式豐富觀眾的見識，卻從不像幾個月前的一部反思中華文明的電視紀錄片那樣引發深度思考。《正大綜藝》的開播，似乎預示著精英文化的退場，中國從此逐漸踏入了大眾消費和娛樂時代。
踩到時代節拍的楊瀾，因為《正大綜藝》，從原先默默無聞的北外女生一夜之間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她的事業從此一帆風順。在人們看來，楊瀾不但幸運，而且極其聰明。在很多重要關頭，她總能做出非常明智的決斷。當楊瀾在央視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她斷然離開，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新聞學碩士。她並沒有因此而淡出公眾視野，相反，這一出乎常人意料的大膽的舉動，卻使得她更加受到國人的矚目。1997年，中國出現了名人出書熱潮，楊瀾的處女座《憑海臨風》也適時出版，銷量達到50萬冊。面對接踵而來的對該書文字水準和內容的如潮的批評，楊瀾又很果斷地把稿費全部捐給公益事業。2000年，她創建衛星頻道“陽光衛視”，不久之後，就登上了《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商業上的成功給楊瀾帶來了政治上的榮耀。2003年，楊瀾成為全國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除了事業上的成就，楊瀾還擁有疼愛她的丈夫、聰明可愛的孩子、和睦的家庭。總之，幸福的女人所應該擁有的一切她都不缺。
在這個人人罹患成功焦慮症的年代，楊瀾無疑為那些渴望速成的人們提供了一夜出名和暴富的經典樣板。楊瀾的名氣為她帶來了巨大的公眾影響力。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楊瀾積極地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中國慈善事業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她的名字因此變得更加的響亮。但是，這種影響力並沒有賦予楊瀾足夠的勇氣正視我們的社會當下面臨的深層困境。作為一個知名媒體人，楊瀾更多的時候是在積極地迎合消費時代的受眾品位。近年來，她主持的針對中國都市女性觀眾的大型談話節目《天下女人》怎麼看都像是一個電視版的《女友》雜誌。這個號稱“中國最有智慧的女人”有時更像一個精明的商人。
如果說楊瀾象徵著智慧，是憑藉機遇、能力，並融入社會潮流，才取得輝煌的成就，胡舒立則代表理想主義，她是以韌性、專業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奠定了自己在新聞界的地位。
1985年，在《工人日報》社工作不到三年的胡舒立以一篇關於河北省華北油田的揭露性報道在新聞界初露鋒芒。此後，她便對新聞理想的執著貫穿自己二十多年的職業生涯。1998年4月，胡舒立創辦了《財經》雜誌，親任雜誌主編，並確立了“獨立、獨家、獨到”的辦刊方針。
財經雜誌成長的十年是社會矛盾越來越積重難返，國民深深地陷入消費和娛樂風潮，而知識分子卻集體缺席的十年。面對娛樂導向型刊物的衝擊，政經類刊物的市場前景十分暗淡。但《財經》頂住了市場壓力，在商業效益和新聞理想，在社會正義與特殊利益之間費心周旋，用獨特、深入的調查性報道，以自己的行動和業績為同行樹立了典範。2003年，《財經》憑藉SARS系列調查報道，獲年度傑出國際調查新聞榮譽提名獎。由於《財經》大膽地揭露和尖銳地批評股市的黑幕，不時地引發證券市場的地震，胡舒立因此被美國《商業週刊》冠以“中國最危險的女人”。我見到楊瀾一次。那是2005年初，在廈門對外圖書交流中心。那一天，楊瀾作為“愛心形象大使”要來簽名售書，為慈善事業募捐。我前一天晚上挑燈夜讀至凌晨一點多，把《憑海臨風》看完。第二天一早就來到書店樓下等待她的到來。八點鐘，隊伍已經排成了長龍。九點還差幾分，楊瀾在眾人的熱盼中飄然而至。她是那麼的光彩照人，沒有一點明星的架子，不拒絕任何站在她身邊與她合照的請求。我記得那一天簽名之後，我和楊瀾握了握手，那種感覺隨後幾天一直都清晰、執拗地留在我的手掌上。2007年，她再次來到廈門，在廈大新聞傳播學院成立慶祝會的做了何謂“成功”的主題演講，對臺下那些如飢似渴，希冀獲取成功秘訣的學子們分享自己對成功的定義。聽眾從四面八方湧向報告廳。他們來自不同的學院。不同的學科背景絲毫不影響他們對楊瀾的崇拜。在他們眼中，楊瀾的名氣就和她那那迅速堆積的財富一樣誘人。那一天，報告廳座無虛席，連過道上都擠滿了學生。他們踮起腳尖、伸長脖子，吃力地從人頭之間的縫隙中窺視明星的風采。
我只在雜誌和網站的圖片中見過胡舒立。這個“最危險的女人”看去和藹、普通，毫無明星氣質，只是眉宇間透出一股剛毅和決斷。2009年，當她的媒體理想遭到資本和權力的阻擊之後，她不得不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財經》雜誌，從媒體轉戰學院。在中山大學傳播學院為這位新來的院長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發表演說，向在座師生詮釋新聞的理想與現實。那一天的場面可遠遠沒有楊瀾的講座那麼壯觀，聽眾絕大多數都是新聞系的學生和老師。和其他大學一樣，新聞系之外的學生，除了那些平時心繫國運的極少數人，很少有人知道和關心胡舒立是誰。她的專業精神固然在精英圈子內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但在企業家受到追逐和熱捧的時代，她所代表的理想主義經常是大眾冷落甚至揶揄的對象。這足以解釋楊瀾和胡舒立兩個媒體人在大學生當中的知名度何以存在巨大的落差。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再加上僵化的管理體制，大學已經不再是培養精英的場所，儘管從這裡走出來的“大眾”幾乎個個都把自己當做精英。
二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時代的關鍵詞悄悄地變了，“創業”成了大學校園中最閃光的字眼。多年前那些披頭散髮、舉止怪異的詩人和帶著黑框眼鏡，整天若有所思的“尼采”和“叔本華”們從象牙塔中消失了，或是，已經換上了職業套裝，穿梭在俱樂部和沙龍之中，要把自己打造成創業者或職場金領。現在，走進任何一所名牌大學，你感受到的肯定不會是科學探索或指點江山的激情，而是對成功的過度渴求和焦慮，處處都瀰漫著浮躁的氣息。留意搜索一下校園各處的海報欄，看到最多的詞彙一定是“企業家”、“公務員”、“出國”和“培訓”。再隨便走訪幾個學生寢室，保證能發現《人性的弱點》或類似的“成功學”著作。有些寢室甚至人手一本，卻很少能看到胡舒立的《財經》雜誌和《南方週末》。就和校內隨處可見的各路成功人士的名牌小車一樣，它們時刻都在提醒著你：這裡儼然是一箇中年人的世界。
我所長在的浙江大學由於工科過於強勢，文科氛圍過於稀薄，這些問題因此更加突出。
“這份報紙講的都是社會陰暗面。難道看不到好的一面嗎？人生短暫，我不想讓自己活得那麼痛苦。”當我向研究生A推薦《南方週末》時，她顯得十分委屈。她仰慕楊瀾和大小S。每天，她幾乎都是在實驗室和寢室的兩點一線中度過。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很少超出“康熙來了”、金樂迪KTV和週末銀泰百貨的“買五百送兩百”。畢業之前，她很幸運地被杭州的華為錄用。現在，就要離校了，她正在忙碌地學習廣場舞。工作之後，她要靠這個來保持身材。她打算畢業後的三年之內嫁給一個有事業基礎的，愛她的老公。然後，買車買房。成為像楊瀾一樣幸福的女人是她最大的夢想。
原來只讀《體壇週報》的讀工科的研究生B倒是很痛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議。《南方週末》他幾乎每期都看，只是，從來都不是出於對該報信念和原則上的認同。他高中就入了黨。在不少老師和很多同學眼中，他是一個非常隨和的人。抬頭就是笑臉，開口就是夸人。他崇拜胡雪巖，渴望將來成為又一個紅頂商人。為此，他從大學時代就開始小心翼翼地經營自己的人脈，緊緊抓住每一個在他看來對他將來的事業或許有幫助的“潛力股”。讀《南方週末》，《財經》雜誌就和他書桌上擺放著的宗白華的《美學散步》、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一樣，僅僅是為了在社交場所中給個人形象提供點綴。他真正感興趣並從頭看到尾的只有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他太聰明瞭，以至於身上看不到一點學生時代的純真。
在這個由於過度渴望成功而極度推崇生存智慧的時代，成功難免被簡化成一套算術公式。為了成功，我們可以不顧原則和底線，可以放棄責任、收斂銳氣，一切成敗得失都可以用金錢來換算。胡舒立和《財經》獲得國內外同行高度認可，這當然也足夠的風光，只是這條路路途艱難，風險莫測，有可能落個遍體鱗傷的下場；丘成桐、許卓雲所到達的學術高度作為成功的另一種定義，同樣讓人極其的嚮往，但是，那屬於長線投資，收益沒有保證
。生存智慧提醒大家：要抓住短平快的東西；要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要磨去稜角，削尖腦袋，以機會主義為策略，積極地迎合現實。這些才是實現成功夢想，通向財富的最穩妥的捷徑。既然是捷徑，像曾憲梓那樣從推銷領帶起家的，前網絡時代的路徑自然不是特別值得效仿，李開復、馬雲、李彥宏這類通過互聯網迅速斂財的創業模式才倍受推崇。生存智慧傳授的僅僅是辦公室政治。它教你如何琢磨別人的心理，如何使自己討人喜歡。然而，有了它並不能保證成功的道路從此就一馬平川，還必須學會如何在焦灼的期待中或在面對挫折時，給自己做做心理按摩。於是，“心靈雞湯”熱構成了當下大學校園的另一道景觀。每天，只要輕輕點擊一下微信朋友圈或QQ空間的好友動態，噴湧而出的信息當中，總少不了幾條心理健康日誌。它們要麼高屋建瓴，要麼以舒緩的語氣諄諄地告誡你：“不要在流淚的時候做任何決定......”，“記住這二十條，人生就會改變。”
這兩股熱潮間接推動了國學的復興。每到週末，很多大學校園都要迎來一道盛況——各路精英和風雲人物開著各自的名牌小車，齊聚週末國學班
。那適時推出的一個個國學講座是大學與市場合作無間的又一個範例。我們的祖先雖然缺乏向未知世界進行智力探索的熱情，卻給他們的後人留下了充沛的生存智慧。如今，這些智慧既可以用來幫助企業家賺錢，幫助公務員升遷，還可以幫助大學利用學術資源斂財。不是嗎？絕大多數翹首聆聽講座的CEO、公務員和年輕的創業者們，除了借國學附庸風雅外，真正感興趣的從來都不是儒家的濟世情懷，而是從《孫子兵法》中提煉出的馭人術和大學裡的于丹們假借《莊子》開出的心理調適藥方。也許，《正大綜藝》開播的意義被我過度解讀了。或許，我對楊瀾的評價有失公允，但我絕對無意貶低創業者和商界精英。我相信，熊彼特筆下的企業家精神能給缺乏商業傳統的中國社會注入創新的元素。當代大學生們對成功的渴望同樣無可厚非，每一代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所擔心的是，我們的心靈被“成功學”格式化，導致精神的維度過於單一。一流大學的畢業生應該具有超然於世俗的精神氣質，而不僅僅是錢掙得比別人多。如此多的創業明星講座、未來企業傢俱樂部、商界精英沙龍或許能造就更多馬雲、李開復之類的商界鉅子，但是，絕對培養不出若干年後能夠帶領我們走出困境的文化和社會精英。這難道不是大學的真正使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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