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禪位嘉慶,當了三年太上皇,真相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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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禪位嘉慶,當了三年太上皇,這是歷史。

嘉慶元年(1796)正月初一,乾隆帝舉行傳位大典,禪位給皇太子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駕崩於養心殿。

三年間,乾隆仍居住在養心殿,掌控朝政,為大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他不時御殿受朝,嘉慶侍立或設小座於一旁。

年過八十五歲的乾隆帝衰頹已久,說話需要憑藉同時侍立一旁的和珅猜測傳達,但,他仍牢牢地將皇權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讓嘉慶帝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皇帝,而和珅卻等同於攝政權傾朝野。

嘉慶元年正月十九日,已為太上皇的乾隆帝對屬國使者說:我雖歸政皇帝,但大事仍為我辦。此語,也是契合乾隆禪位詔書精神。他只是不想在位時間超過皇祖康熙,而不是真正捨棄皇位,故而很明確的規定:“皇太子於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親御太和殿,躬授寶璽,可稱朕為太上皇帝。其尊號繁文,朕所弗取,毋庸奏上。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門及各省題奏事件,悉遵前旨行。”(《清仁宗實錄》卷一)

乾隆禪位嘉慶,當了三年太上皇,真相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政治危機?

乾隆漢服圖

此間三年,所出帝命和帝諭,皆太上皇或太上皇授意以嘉慶帝諭出。

繼順治初年多爾袞攝政、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之後,清朝再次出現皇權與皇位偏離。作為傀儡皇帝的嘉慶,不但對太上皇乾隆要逢迎屈從,就連對乾隆的大寵和珅,也得屈辱示好。這為乾隆駕崩不久,嘉慶親政後迅速處死和珅埋下了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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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要扳倒和珅之心,由來已久,只是一直礙於乾隆在世。

所以,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駕崩,嘉慶帝安排文華殿大學士兼公爵和珅主持治喪。讓和珅沒料到,五天後,嘉慶在朝會上突然發難,宣佈太上皇遺詔,“革大學士和珅職,下獄治罪”,並組織王大臣會同查案。一週後,即元宵節。嘉慶帝下詔,公佈和珅二十大罪,三日後處死。

歷時不過半月。嘉慶帝動作迅速,乾淨利落。

嘉慶之所以如此恨朝廷的柱石重臣和珅,也是有諸多原因的:

一、嘉慶即位後,臨朝聽政,然而乾隆突然臨朝,嘉慶讓位,侍在乾隆一旁。而乾隆安排和珅站立另一旁。和珅他與老態龍鍾的乾隆一唱一和,和珅成了太上皇的擴音器和傳話筒。和珅就等同攝政,滿朝文武上奏什麼,他就聽取乾隆說話,自己下判斷,把持朝政,絲毫不給一旁的皇帝練習理政的發言權。

二、和珅可以隨意“騎馬直進圓明園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清史稿·和珅傳》),或“乘椅橋入大內,肩輿直入神武門”,去私自覲見乾隆帝,無疑有打嘉慶的小報告,自然遭嘉慶忌恨。和珅恃太上皇的寵,成為了內閣首席大學士兼軍機處領班大臣,結黨擅權,加之嘉慶的主動示好,使之權欲日益膨脹。

乾隆禪位嘉慶,當了三年太上皇,真相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政治危機?

和珅

三、和珅既為權臣,也為弄臣,自知擅權斂財為乾隆所知,但不被責罰,故而更加膽大妄為。另外,他自許乾隆最重視的兒女親家,故而對乾隆“言不稱臣,必曰奴才”,顯示滿洲君臣之間的主奴關係親切,又以恭謹而侍的態度,對待乾隆帝甚至新君嘉慶。但,在嘉慶看來:和珅仍然是“二皇帝”做派,不給新君多少情面,“隨此使令,殆同皂隸,殊無禮貌”(《清仁宗實錄》卷三十七,嘉慶四年正月)。

當然,從理政能力上來看,和珅確實是一個成熟而富有才幹的政治家,這一點是平庸的嘉慶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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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嘉慶帝給和珅宣佈的二十條大罪,有些勉強。這是嘉慶要徹底結束和珅擅權時代的藉口。

和珅租借太上皇寵信的威勢,經常給新皇難堪。

嘉慶即位之初,其老師朱珪作為兩廣總督,上表恭賀是作為人臣的本分,和珅卻跑到乾隆面前告狀。朱珪過生日,嘉慶寫詩賞賜,又被和珅偷了沒寫完的詩稿,對乾隆說嘉慶在籠絡人心。

而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九年,六十四歲的朱珪總督兩廣,曾讓向中國傾銷大量鴉片且妄圖入侵中國近海疆域的英帝國主義吃盡了苦頭。朱珪督軍堅守,禦敵有功,受到了乾隆帝的關注。乾隆決定,送給新君嘉慶一個登基禮物,即擬升朱珪為大學士。

孰料,朱珪對於治下的現有戰船強度差,不能出海抗擊,主動將自己平時節儉下來的五千兩銀子捐出造船,卻被和珅添油加醋,向乾隆誣告朱珪,身為兩廣總督,對於夷寇在浙、廣沿海活動非常頻繁,搶劫財產,不聞不問,沒有出海督帥緝捕。

乾隆信以為真,不升反降,把朱珪貶為安徽巡撫。

乾隆禪位嘉慶,當了三年太上皇,真相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政治危機?

嘉慶道裝畫像

和珅三番五次地打臉嘉慶帝,無疑使嘉慶欲除之而後快。

然而,此時的和珅身兼各種要職,職權範圍括及政、軍、財、文等方面,還代表皇帝管理著兩黃旗。嘉慶投鼠忌器,還公開下旨,和珅無需對他行三跪九拜之禮。故而,在和珅心裡,嘉慶是不敢與之抗衡。

就連乾隆五十七年隨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的副使喬治·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說和珅:“這位中堂大人統率百僚管理庶政,許多中國人私下稱之為二皇帝。”

和珅的這個“二皇帝”,至嘉慶初年,儼然是太上皇乾隆之下,而非新皇帝嘉慶之下。

和珅的權力達到頂峰,也是在乾嘉過渡時期,充分利用乾隆衰朽不放權的空隙,主要政敵福康安、阿桂相繼去世,而後繼之君嘉慶不敢行使皇權。他影響和干預不在皇帝手中卻由太上皇把持的皇權,營私舞弊但方式隱秘,三年來,“竟無一人奏及者,內外諸臣,自以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聖心,實則畏懼和珅,箝口結舌”(《清仁宗實錄》卷三十七,嘉慶四年正月)

天有二日,當空的卻是太上皇乾隆。乾隆更加倚信和珅,導致無人敢奏劾和珅問題。緣於此,和珅佐助乾隆處理軍國政務時,阻礙嘉慶尋求本該屬於自己的皇權,結果導致乾嘉之際爆發五省白蓮教起義,和珅弄權舞弊,不惜借軍費激增大肆斂財,而最後留給嘉慶的清朝,繼續五年、動用十六省數十萬軍力、耗資兩億兩白銀才算結束這一場大規模內戰。

雖然嘉慶帝從和珅家裡查抄了數以億計的財富,足以支付昂貴的軍費,但乾隆以降、和珅主導的吏治腐敗,卻不可逆轉大清王朝迅速衰敗的現實。

嘉慶七年,嘉慶帝說:“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皇考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於一切綸音宣佈,無非斷自宸衷,從不令臣下阻撓國是。即朕親政以來,辦理庶務,悉尊皇考遺訓,雖虛懷延納,博採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權從無旁落。”(梁章鉅《樞垣紀略》卷一《訓諭》)這也算是以聖人自許,獨攬大權,但也把和珅擅權,歸為了無人領受的空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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