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一個話題，收集相關信息，找到熟悉話題的嘉賓，打開設備錄音，關閉，剪輯，上傳。這是一期播客節目相對固定的製作流程。通常一小時的節目，製作週期在一天到一週不等，這是個相對靜態的工作，在追求效率和性價比的時代語境下，播客製作者在很長時間裡，是作為一種少數派而存在。
大約從2012年起，中國開始出現個人製作的播客，數量不多，聽眾更少，最早一批播主大多在中途選擇放棄。從2018年開始，中文播客越來越多地出現，有人歸結於知識付費音頻所帶來的聽覺經濟，也有人認為是長視頻短視頻的狂轟濫炸，讓審美疲勞的人們轉向“去視頻”化中尋找安慰。
2019年是中文播客的一個節點，註冊數和播放量都有明顯增長，像《反派影評》《忽左忽右》《博物志》《無業遊民》《無時差研究所》《剩餘價值》這樣的播客開始擁有固定的粉絲，也開始探索盈利的可能性。即使播客在商業市場仍屬於相對小眾的領域，但對於越來越多的聽眾來說，聽播客如今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
1 不植入軟廣，聽眾的耳朵都很靈
《博物志》是一檔介紹博物館以及和博物館相關文化的播客。最常見的是介紹國內某個展覽的內容，教聽眾怎麼看展，或者一些和博物館相關的新聞發生了，比如巴黎聖母院著火，或者嘉賓去國外參觀博物館，聊聊這個博物館。
2015年，婉瑩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念研究生，她大學學的法語，抱著想做策展人的心情選擇了博物館學，去了之後發現博物館學是研究博物館的學科，比如博物館為什麼存在，博物館的周邊設施，博物館對人類文明的意義，和策展沒什麼關係。
第一期節目是她和她在德國的朋友大黃聊博物館的電梯。那段時間大黃和他兒子在意大利玩，意大利有很多博物館，館藏很棒，但都是老建築，沒有殘疾人坡道，沒有電梯，他的兒子很小，需要坐嬰兒車，參觀不方便。他們聊了聊博物館裡電梯的重要性。
回國後，婉瑩在杭州的商業布展公司做了一年，然後去了南京，開始全職做播客，賺不了錢，生活的大部分開銷由她的先生負責。
剛回國那陣，她看任何中國的博物館都覺得爛，“中國不缺寶貝，國寶到處都是，要啥有啥。但是博物館不管是展覽呈現出的工作狀態，和背後的運營，都處於非常老舊的狀態。我們沿襲的還是蘇聯那套，據我所知，大部分博物館工作人員沒有受過博物館學的訓練，工資也很低，尤其是二三線城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沒有專業知識，也沒有工作動力，你不能指望他們搞出好東西來。從這個角度看，你能明白，為什麼國內博物館商店賣的東西那麼噁心？”
《博物志》主播婉瑩。
早期，很多人問婉瑩，《博物志》是不是一個收藏鑑寶節目，聽說婉瑩是博物館學的，都以為她搞文物鑑定，還有問《博物志》是不是旅遊節目。她只好告訴對方，博物館學就是一門關於博物館的學問。
去一個地方看展，她只向聽眾彙報這個博物館好或者不好，好在哪兒，不好在哪兒，介紹館藏，說明廁所的設施，比如她會告訴聽眾，某博物館排隊的地方是個大廣場，很曬，你們來排隊可以考慮帶個遮陽傘，偶爾，她會在節目說一下自己吃了什麼，“旅遊節目會有消費主義的導向，必看的十大博物館，必吃十大餐廳，不能錯過的xx酒店，我就不弄這個了”。
《博物志》的收聽量每期兩到三萬，有幾百個聽眾購買了他們的會員，一年50美元。會員可以提前收聽節目，每兩週發一份會員通訊，主要是圖文形式的展覽報告，婉瑩有個朋友是攝影師，拍一些和博物館相關的照片，他們也把這些照片發給會員。此外，婉瑩經常會收到博物館寄來的門票，她就在節目裡說，如果你是這個城市的會員，請給我寫郵件領取門票，先到先得。逢年過節，《博物志》舉辦抽獎活動，獎品是主播們從世界各地博物館買來的紀念品，“如果中獎這一年年費就回來了。”
除了會員，《博物志》還開了微店，賣一些周邊產品，比如T恤、包、徽章、貼紙。T恤從給優衣庫做T恤的廠家進貨的，婉瑩在上面印字，把定製的Logo縫上去，定價199，“包括知識產權和我的辛苦勞動”，賣得最貴的是包，定價500，因為全部是婉瑩手工做的，她覺得這個價格很良心，而且不打算走量，在節目裡也說得很明白，“只賣給那些喜歡《博物志》而且有錢的人。”
因為做節目，國內新開幕的重要的展覽婉瑩得過去看，和聽眾分享參觀的過程和心得體驗。去得最多的是上海。大部分時候，她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想旅行的地方，順便把那個城市的博物館都逛一遍。前年她去了重慶，把參觀博物館的過程全部錄了下來，中間發生了一次車禍，她也錄了下來，放在了節目開頭。那期節目雖然只有她一個人的旁白，但是穿插了很多生機勃勃的田野錄音，一下子把聽眾代入了現場。
花銷最大的就是看展覽，節目做了四年，只有兩個展覽邀請了她，包了住宿和差旅。“一些大型的展覽這方面的預算會充足一些，傳統博物館，像首都博物館或者上海博物館，絕對不會邀請自媒體。”
曾經有廣告主比如咖啡、包、在線課程，找到她，問能不能在節目裡面植入軟廣，沒談攏，婉瑩傾向於硬廣，比如直接在片頭放廣告，“聽眾能分辨出來軟廣，會立刻覺得你很討厭，所以還不如今天我就做個硬廣。”
2 是觀點平臺，而不是個人的輸出
在播客界，《反派影評》是很另類的存在。《反派影評》是2016年4月開播的一檔影評類節目，主播是波米，從節目開始，就以紮實的專業能力，和敢說敢評的自由風格著稱。婉瑩也是反派影評的聽眾，她的很多聽眾常常在微信群討論《反派影評》，婉瑩評價，“我挺喜歡他（波米）的表達方式，喜歡這個東西就捧上天，不喜歡往死裡踩，像他這樣個性比較鮮明的人，招粉招黑都很容易。”不過，從2019年4月開始，波米減少了上節目的次數，經常由嘉賓代班，引起許多老聽眾的不滿，好像他們聽“反派”就是為了聽波米說話（事實可能就是這樣），曾經朋友圈裡看到這樣一條消息，“每次點開‘反派’，就想一下，波米是不是可以列為失蹤人口了……”對於減少自己出現頻次的做法，波米認為《反派影評》經歷幾年的發展，應該成為更多觀點的平臺，而不僅僅是個人的輸出。
2019年年底，《反派影評》獲得單向街圖書館頒發的《年度新聲》獎項，頒獎詞裡寫道，“……實在沒有人像他們那樣說話，敢於表達強烈的愛憎，公開、公正地評價一部電影，不受制於任何商業利益和私人情面。它始終在主流電影產業的外部，卻比很多內行還更專業，深入到電影語言每個層面的細節中去閱讀、拆解和再現電影”。波米沒去現場領獎，錄製了一段音頻感謝詞，這是他最習慣的公開表達方式。
波米經常戴一頂AC米蘭隊的鴨舌帽，帽子有一點舊，AC米蘭隊現在成績不佳，支持他們的球迷更像在堅守一種傳統的審美。私下裡波米有些靦腆，與節目裡不大相同；做起事很仗義，與節目裡一致。做播客之前，他一直是電影記者，寫過很多至今仍然價值不減的電影報道。通過工作，他見了很多喜歡的導演和演員，他說記者經歷滿足了他的影迷情結，後來做節目，反而丟掉了影迷心態（該見的都見了），能夠從相對客觀的角度看待他們的作品。他之前收藏了很多導演簽名版藍光碟，做節目以後，收藏的藍光碟上已鮮有導演的簽名，波米說，現在已經很難要到了。
《反派影評》每週聊一部電影，時長不限，有幾十分鐘也有兩個小時的，聊的都是新片，比如正在院線上映，或者網絡出了新資源的片子。包括一些並不在他個人趣味裡，甚至與他趣味相反的片子，如《戰狼2》，因為它是“大眾交流的硬通貨”。春節期間，他在節目裡批評徐崢的新片《囧媽》，不僅影片質量不佳，發行模式還觸及了行業底線。而底線問題，最為他所看重，無論電影，還是電影以外。
《反派影評》主播波米的收藏。
波米很討厭刪減版的電影，尤其不鼓勵聽眾去電影院看一部刪減版的電影，在節目後面他為每部電影標註了是否刪減。如果一部電影刪減在五分鐘以上，就選擇等這部電影下線，密鑰到期之後再聊，即使影片處在當時的話題中心。
《反叛影評》之前，波米是《觀影風向標》的常駐嘉賓，也是三人聊電影。《觀影風向標》是一檔播客，但是會聊一些更大眾的電影，比如《小時代3》，當時，波米在節目裡對《小時代3》持很負面的看法，其他二位也不喜歡，節目播出後，遭遇很多小時代粉絲的謾罵。波米說：“對現在的我來說，你跟這些粉絲去爭，告訴他們什麼是好電影，這種討論沒有太大意義，這不是我給自己的人設，看電影這麼多年，對電影的認識在不斷增長，當年憤世嫉俗地談《小時代3》是真誠的，現在至少是《流浪地球》吧。”
後來，《觀影風向標》停更，波米自己開了節目，很多觀眾因為《觀影風向標》知道的波米，剛開始聽眾不適應，問“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其他兩個人去哪兒了？我們就要聽你們三個，少一個我都覺得缺點兒”。《反派影評》開始幾期的嘉賓壓力很大，大家本能地覺得新嘉賓肯定沒有原來三人聊得好。不過隨著節目的發展，節目嘉賓也變得多元且豐富，如今，有些嘉賓的出現對聽眾來說，是一種很具象的期待。
波米看重聽眾的反饋，但不會為此調整，“要被這個綁架，那就不用幹了，什麼都不用幹了。這是很正常的事兒，聽眾習慣一成不變，當然可以那樣說，但是你真正一成不變，觀眾覺得聽膩了的時候，他們不會說我聽膩了，他們會直接取關，不再聽了。”波米說。
《反派影評》馬上要走入第四個年頭，對於中文播客來說，這是個不短的時間，波米覺得行業僅有的變化是中文播客在增多，綜藝，就是要求我們內容自查的尺子也要更嚴。
3 所有播客在起步階段，都找朋友當嘉賓
程衍樑曾經是新聞記者，負責文化報道，在一段時間，確切地說是訃文報道。西方媒體有長久的訃文傳統，訃文記者往往很早開始跟蹤一些可能死亡的重要人物，撰寫他們的訃文，不斷補充關於他們的信息，直到某一天他們死去。訃文在國外是獨立的，風格化的報道方式。但在中國，訃文似乎僅限於追悼會。寫到後來，訃文變成一項非常程式化的工作，每週都有人死去，他就搜索這位已故人士的報道、專訪，類似文獻綜述，在兩個小時之內快速寫一篇一千到兩千字的文章。日復一日，沒有讀者，沒有同行，自己處於很崩潰的狀態。
他不想寫訃文了，開始採訪一些作家和學者，他發現很多人在現場表達出的情緒和信息特別生動，他沒辦法僅僅通過文字展示給讀者，他想如果有一臺機器把他們的聲音錄下來，直接播給讀者聽，讀者就能明白了。2017年4月，他從界面離職，因為不想再每天寫稿了。他去了一家企業做公關，為企業採訪一些程序員，程序員經常說一些他聽不懂的專業知識，寫文章的時候他不由自主地過濾掉一些他不知道的信息，儘管對其他程序員來說這些信息可能十分有用。他想如果有一檔節目，他只需要提問，讓程序員直接地表達出來，是不是一種更好的溝通方式呢？
2018年年初，他和朋友楊一開始籌備《忽左忽右》，是一檔談話類節目。每期有三個人聊天，有時是程衍樑和兩個嘉賓，有時是程衍樑和楊一，再邀請一個嘉賓。有點像《鏘鏘三人行》。大部分播客都挺喜歡三個人聊天的形式，不會太嚴肅，也不會太分散。三個人剛剛好。
他們錄了四五期節目，設計節目logo，買服務器，註冊賬號，2018年2月3日，《忽左忽右》上線，“忽左忽右”也被理解為“沒有立場”的探討。
楊一是上海電視臺的編輯，也是國內最早一批播客聽眾，他對播客行業很感興趣，聽過大多數國內外的播客，比如蔡康永的收費節目或者《泰晤士報》的文學節目。2015年，楊一也做過一檔播客，他是做電視媒體的，有一次一個節目一整期都在聊鳳凰衛視，做了幾期沒做下去。程衍樑和他是好朋友，說“要不我們合作，我負責節目的內容和嘉賓，你來負責錄製和後期。”做過文化記者的程衍樑，認識很多文化圈的朋友。
《忽左忽右》播客主播程衍樑（右）與楊一（左），倆人此前都曾在媒體工作過。
程衍樑很年輕，戴一副眼鏡，是個很容易讓人產生信任感的聊天對象。他聲音不高不低，語速不快不慢，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很適合聲音表現。他是個歷史和回憶錄愛好者，喜歡研究中國史、日本史、羅馬史、拜占庭史，看丘吉爾和戴高樂的回憶錄。《忽左忽右》剛開始播那會兒，他聊了幾期歷史類的節目。比如和嘉賓聊德國、奧地利的保皇組織，聊中歐的君主制度，聊20世紀的間諜小說，聊那時候真實的特工是什麼樣子。他還找過上海外國語學院研究外國文學的博士，聊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幻文學，還有一期節目嘉賓是上海科技情報處的副主任，他是做情報研究的。《忽左忽右》早期的節目內容都是根據程衍樑和楊一的個人口味和身邊朋友的口味決定的。
請嘉賓是件困難的事兒。幾乎所有的播客在起步階段，都是靠請身邊的朋友來錄節目。朋友之間比較熟悉，聊得比較自然，不會出現冷場，最重要的是朋友不要錢。主播和他們的朋友往往奠定了一個節目最開始的氣質。
“我能找到什麼樣的嘉賓，這個嘉賓適合什麼樣的話題，我們就開始錄。所以奠定了《忽左忽右》沒有一個固定的領域，我們不會只談文學，只談歷史，或者只談社科。我覺得能聽到《忽左忽右》20期的聽眾，說明這個人肯定是個好奇心很旺盛的人，他願意接觸不同的領域。”程衍樑說。他發現不同領域的人對《忽左忽右》的評價大相徑庭，做投資的覺得他們聊投資特別淺，卻覺得他們聊文學聊得不錯，“大家對不瞭解的領域認知門檻很低，這就是我們的風格，我們是開放的。”
《忽左忽右》每期的播放量在兩萬到三萬，沒有出現過十萬加的爆款，總體很平均。有一期播放量跳到了三萬二，標題叫“中國的女性，再也忍受不了傻白甜”。但是他們很少追熱點，比如聊“996”這樣一段時間內大眾普遍關心的話題。這是做節目之前就商量好的，他們更希望做一些中文世界很難通過網絡搜索到的東西。
4 中文播客，仍處於世界落後階段
大多數播客都是全網同步更新，但《反派影評》停更了所有播客平臺，只在微信公號做更新。曾有平臺找波米籤獨家協議，想買斷播放權，波米拒絕了。他覺得目前國內的播客平臺還沒有把內容變現的能力，事實上很多播客的主播也不太願意把節目放到某個獨家的平臺上，比如《博物志》覺得電臺節目應該搭配文字說明和鏈接，這樣聽眾聽到專業詞彙可以立刻點擊鏈接查詢，為此他們自己做了一個網站，並在網站上說明，希望聽眾去podcast等泛用型播客客戶端收聽他們的節目。《反派影評》的微信公號，觀眾需要點閱讀原文，才能聽到完整的節目，長節目經常在微信裡分三段播放，需要分別點擊，在這個以用戶體驗為產品標準的互聯網時代，《反派影評》一直保持著某種叛逆。
做節目之後，波米的社交媒體也減緩了更新，他不願意透露更多的私人生活，有些線下活動向他發出邀請，他無一例外地拒絕，在他的生活裡，電影是唯一可以分享的。
“現在大家都是先把主播炒紅了，你這個節目才怎麼著，我覺得那樣的話，我有虛榮心，大家都有虛榮心，所以我先設定一個規則，乾脆我就藏在後面，這樣我才能夠真正地就電影聊電影，而不是上來先嘚瑟二十分鐘，我這兩天去哪兒玩了，有什麼感觸了，這跟電影沒有關係。我們上來就是電影信息介紹，優缺點，別談那麼多沒用的。”波米說。
程衍樑最開始做播客的時候，在谷歌搜索關於播客的資料，他想知道國外的播客發展到什麼程度了，他們也像國內這樣幾個人一起聊聊天嗎？最好的外文播客如何生產？機構會製作播客嗎？他搜索了一些這方面的報道，找了幾個有代表性的播客聽。他發現美國的播客產業經歷了從個人播客到機構播客的變化。2014年，美國出現了兩檔很厲害的播客節目，一個是由This American life出品的《Serial》，另一個是Gimlet出品的《Startup》，一個是講犯罪故事，像美劇一樣一季有八集，另一個是廣播真人秀，記錄了一個美國人的創業過程。這兩檔節目讓他覺得原來播客可以有媲美電視劇和紀錄片的操作方式。
《忽左忽右》上線一個月後，有兩個外企的客戶找到程衍樑，希望他幫忙為企業定製一檔播客節目，企業播客在外國企業是個很普遍的做法，國內還沒有人嘗試，兩人聊了合作的可能性，也認可《忽左忽右》，程衍樑註冊了一家公司，靠給企業定製播客賺錢。
“中國的廣播行業是個非常落後的行業，兩個主持人在那兒聊天，觀眾喜歡他們就行了，就有廣告投他們，但是他們製作能力非常弱。這也是為什麼當商業公司想做中文播客的時候，發現這是一個非常貧瘠的市場。現在中國可能有一百個類似《鏘鏘三人行》的節目，但是一個正常的市場應該有很多不同的節目，如果機構不出來推動，進行前期的投入，靠素人很難實現。”程衍樑說。他找過一些媒體機構談，對方不是很感興趣，或者乾脆聽不明白他想做什麼，覺得一個播客，讓幾個年輕人聊聊天不就行了？
大多數播客都是家庭製作，最大的煩惱是錄音環境和邀請嘉賓。婉瑩大部分節目是異地連線錄製，每個人戴著耳機，對著錄音筆說話，再把三條音軌剪輯到一起。如果出現嘉賓那邊聲音太吵，或者忘記開錄音的情況，只能剪掉不用。程衍樑有一次在一個桌遊室錄音，隔壁的年輕人不時大喊大叫，嘉賓非常奔潰，還有一次在一個很安靜的茶室，窗外不時傳來推土機轟隆隆的聲音。波米一般在各自的家裡錄，每次聊天聊三四個小時，家屬就很生氣，覺得他們太吵了。
相比文字和視頻，播客是更自由的傳播媒介，這也是為什麼一些公眾人物在播客節目裡顯得更放鬆，更有人情味的原因。此外，播客容易產生親近感，當你長時間聽一個人的聲音，會有一種親密的感覺，當宅文化，反社交成為年輕一代的流行手勢，播客裡的聲音，更像生活裡具象的陪伴。聽眾不需要知道主播什麼樣子，不需要社交媒體的強互動，當喜歡的聲音傳來，人們的生活便產生了美妙的關聯。
5 離真正的商業化還有距離
2020年3月1日，《反派影評》更新了短節目，題為《舒適的麻木》，波米在節目裡聲援了另一檔被忽然下架的播客節目《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在2019年開播，內容多為泛文化類討論，相比之前興趣驅動的播客，《剩餘價值》有更明顯的媒體屬性，會直接介入公共議題。
波米在節目裡表示，將當期節目所有的打賞收入轉交給《剩餘價值》的主播，三天後，在微信公號裡告知，由於平臺限制，打賞將退回聽眾。在《剩餘價值》被下架之前，波米並不是這檔播客的聽眾，轉交打賞僅是基於對同行的支持，情緒波動在物傷其類的範圍。
播客《無業遊民》的主播科長也關注著《剩餘價值》的消息，他覺得這裡有種無可避免的無奈。
《無業遊民》是一檔非常自我的播客，他們看重播客內容的私人性，大多數節目裡，都是分享主播自己的經歷和心緒，即使介入公共議題，選擇的角度也非常柔和。科長認為2019年時中文播客已經出現媒體化的傾向，“很多播客都是媒體人做的，難免帶有這種屬性”。這是他一直在節目裡迴避的。
《無業遊民》主播在香港摩星嶺，圖片攝於2019年11月。
算上科長在內，《無業遊民》目前有四位主播。節目是在香港誕生的，那段時間，三位創始人主播都沒有全職工作，處在“無業遊民”的狀態，目前四位主播中三位之前是香港某媒體的同事，由於職業的慣性，大家還是想要表達一些東西，“大家有時候在一起喝酒聊天，覺得有些話題很有意思”，科長說節目另一位主播振宇是資深的播客聽眾，從2005年就開始關注播客內容，“他一直有做播客的想法，大家辭職都沒工作，時間很多”。中途加入的科長几年前從香港回到北京工作，去年休息了大半年，現在重新開始工作。他說另幾位主播如今也都結束了無業遊民的身份，但是《無業遊民》節目還將繼續下去。
如果僅從節目的風格來看，很難察覺他們曾經的媒體身份，科長表示並非擔心太強的媒體屬性有潛在的風險，而是媒體的事應該留給媒體來做，播客應該更自由一點，他也擔心節目中一些個人的經驗會造成聽眾的誤會，之前他們談了“放棄”話題，有聽眾留言說，從節目中得到了勇氣，終於提出了辭職。這讓他擔心播客傳播過程裡的不可控性，但談到《剩餘價值》的不可控遭遇時，科長說，可以把這些理解成為一個播客的榮耀。
與《剩餘價值》同為女性主播，泛文化內容的播客《無時差研究所》展示了另一種狀態，主播珂珂說，最開始做播客，只是因為喜歡聽，所以並沒有框定話題範圍和表達方式，這也是節目話題更寬泛更自由的原因。不過去年中文播客增多以後，聽眾開始橫向對比同話題的節目，她覺得喜歡聽是唯一的標準，播主的知識背景不同，興趣不同，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無時差研究所》節目僅有的刻意部分，是主動淡化自己的職業背景。
《無時差研究所》的兩位美女主播。
《無時差研究所》是由珂珂和艾誰誰創立的，兩人都是金融從業者，曾共同供職於紐約一家金融管理諮詢公司，上下班的路上，聽中文播客是兩人共同的消遣方式。兩人也有共同追更的播主，漸漸發現播主有些重複的內容，那時中文播客數量並不多，兩人開始決定自己做一個。
一年後，珂珂回國工作，做一級市場的投資。《無時差研究所》也突破了一百期節目，珂珂找品牌做了一批紀念品周邊，有聽眾質疑她們變得商業。珂珂說，其實這些周邊並沒有賺錢，只是在一百期這個節點，想留下點什麼。在投資圈裡，她的播主身份是保密的，但會和其他投資人談到播客產業。這幾年，零星有一些播客拿到了投資，成為內容創業的一分子，她見了投資播客的人，也聊行業前景，但並不打算讓自己的播客介入資本，即使對這個新興的內容市場抱有相對樂觀的態度。
面對行業的變化，《無業遊民》的科長認為中文播客很可能像其他創業領域一樣，迎來一個爆發式增長，又迅速大浪淘沙。珂珂分析過播客的商業模式，以及拿到投資的播客的生產模式，她覺得離真正商業化還有一段距離，不過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中文播客在內容上都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純粹，這也是播客聽眾越來越多的原因，起碼在現階段，播客毫無疑問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新京報記者 湯博 （陳玲玲對此文亦有貢獻）
圖片均為採訪者供圖
校對 趙琳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