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 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盛世時期, 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統治。在此期間, 疆域遼闊, 國家統一, 政權穩固, 社會穩定, 經濟繁榮, 文化昌盛, 國力強大, 國庫充實。應該說她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她以超越前代的光芒照亮了 18 世紀的中國。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盛世王朝, 卻一再大興文字獄, 僅見諸史籍記載的文字獄就不下 70 餘起, 文網之密、搜尋之細、文禍之重, 為歷史所罕見。尤其是乾隆朝, 文字獄平均一年兩次。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本文僅就清初文字獄成獄的原因及其社會影響作些淺陋的探討。

一、清初文字獄的成因

清初盛世時期卻屢興文字獄, 自有其產生的歷史背景。

清朝建立之時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敗之期。

自秦漢形成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經過近兩千年的發展更 加成熟完備。清朝不僅將前代一整套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 度全盤接納, 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加以發展和完善, 由此使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更加強化。

特別是清朝前期, 為了鞏固中央集權, 曾發生過一系列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政治鬥爭, 諸如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剷除大小和卓木叛亂、擊敗廓爾喀(今尼泊爾)的入侵等等。通過這 些鬥爭, 一方面建立起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 另一方面又給清朝統治者提出瞭如何維持這個大一統局面的問題。這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統治者殫精竭慮所要解決的難題。

尤其是康熙帝, 作為一個具有傑出政治、軍事才能的皇帝, 儘管在平定三藩之亂中措置得當, 指揮得宜, 取得了平叛的巨大勝利。但吳三桂等人先降後叛的事實也再次加深了其 種族成見, 甚至認為漢族人是不可靠的, 並由此意識到要維護其政權, 必須加強思想控制的重要性, 以便使治下之民不能有一言一行的反抗, 不許有一字一句的不滿。因此對一切文字著述, 都要嚴加勘察, 凡是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 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 便被視為" 狂吠"、" 異端"、" 悖逆", 必興起大獄, 置之重典, 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如 1663 年( 康熙二年) 發生的莊氏明史案即是如此。浙江湖州富商莊廷龍請人增編《明書》, 如實地寫了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一段歷史, 如建州衛與明朝的關係等, 被認為是有意反清, 莊氏全族和為此書寫序、校對以及寫書、賣書、刻字、印刷的人等共七十餘人被斬殺, 還有幾百人被充軍邊疆。莊廷龍已死, 也被剖棺戮屍。

清朝以滿族入主中原,因而對漢族懷有很深的戒心。

這種思想傾向源於我國古代先民意識中強烈的華夷之別思想。應該說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華夷思想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一直主宰著人民的思想, 漢民族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非常強烈,一直以華夏優等民族而自居,因此當清軍入關統治中原、統治漢民族的時候,即遭到了漢民族的強烈反抗, 清朝統治者因而對漢族懷有很深的戒心。雖然統治者一再標榜" 滿漢一體", 並不歧視漢人,而實際上民族偏見極深,對漢族人民防範、猜忌不已,唯恐漢族人民起來反抗。

特別是在清朝立國之初爆發的遍及全國各地的抗清鬥爭,使清朝統治者在驚魂稍定之後,立即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加強思想控制,以防止漢族人民再次發動反抗鬥爭。尤其是對漢族士林的防範則更為嚴密。正如梁啟超所說的那樣:

滿洲人雖僅用了 40 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卻須用 40 年的工夫才得有全中國,他們在這 40 年裡頭對於統治中國人方針,積累了好些經驗,他們覺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將悍卒,沒有多大困難,最難纏的是一班'唸書人'

尤其是少數有學問的學者,因為他們是民族的指導人,統治前途的暗礁都在他們身上"。康熙帝誅殺明太子一事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1709 年( 康熙47 年) , 康熙帝經過多次密察暗訪後終於將藏匿民間的朱三太子拿獲。

"審理既確,卒以假冒誅之, 盡殺其子孫。"

康熙誅殺明太子這件事,不僅在下層人民群眾之中,而且在一般士大夫階層中,激起了更為強烈的反滿情緒。文人學者通過著書立說、作文寫詩或者書信往來等方式表達自己對清朝統治的不滿。如詩人沈德潛在其所寫的《吟黑牡丹詩》中憤然寫道:"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明指牡丹,暗喻清朝。

還有一位姓徐的詩人也寫下了" 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的詩句。明眼人不難看出,所謂" 壺兒"顯系" 胡兒"的諧音,自然是指滿族了。這些詩句的作者,一經發現,即獲殺身之罪。

清代前期漢族士大夫同清朝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也是引起清朝統治者忌恨的原因之一。

清朝統治者為了籠絡知識分子,曾開" 博學鴻儒科",通過科舉取士,蒐羅為其效勞的人才。但一些堅持民族氣節的漢族知識分子斷然拒絕參與。如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在清兵南下時曾組織義兵抗清,失敗後,隱居著述,誓不仕清,並於他父親墓旁置石床,不用棺礅。作葬制《或問》一篇曰"身遭國變期於速朽",強烈地表明他亡國的悲哀之心。

與他同一時代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在參與抗清鬥爭失敗後,懷著滿腔的家國沒落感,毅然拒絕了清廷邀請作官的盛意, 說" 刀繩具在無速我死",同時他特別注重廉恥,認為" 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 他的言行,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康熙時,山西有一文人,不願應試,曾被清朝統治者下令用轎子抬到北京去考試,考試時又故意不答完卷。但清政府仍然"授職放歸"。諸如此類的堅守漢民族為正統思想的人在清軍入關建國後大有人在,雖然前面已經歷了順治帝的統治,但其抗清思想卻一直存在:

一開始,清朝統治者還能裝出溫文爾雅之態,不久就失去了耐心,對於不合作又犯" 禁"的知識分子乾脆舉起了屠刀。正如前面梁啟超所評論的那樣"他們是民族的指導人,統治的暗礁全在他們身上"。既然反清的思想在已流傳的文字上發現,那麼", 文字獄"便應運而生。

清朝統治者為了加強思想控制,在入主中原後,馬 上接過了歷代封建統治者慣用的武器, 大力提倡尊孔讀經。

為此,他們尊孔子為"至聖先師"。康熙帝御筆親書的"萬世師表"匾額懸掛在孔府大成殿正中; 雍正時曾下令避孔丘之諱, 改丘為邱(讀 q i ); 乾隆帝也曾多次舉行祭孔活動。此外,清朝統治者還把宋代程朱理學抬到與孔學同樣高的地位, 尊孔學和程朱理學為" 正統"。一切文化學術活動必須以孔學和程朱理學為標準,不能稍有違背,否則就是"犯禁"。在這種情況下,凡不以孔學和程朱理學為準繩的學術活動,就難逃文字獄之羅網。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發生在雍正朝的" 謝濟世案"。學者謝濟世注《大學》,從《禮記》本,不從朱子

《四書集註》本,也不用程子所補《格致傳》,這當然被認為是 "犯禁"。謝濟世被順承郡王錫保參奏,指斥為毀謗程朱理學。雍正帝御批更是上綱上線,說謝濟世之罪不僅在於詆譭程朱理學,而且在於借用" 見賢而不能舉"之語,攻擊皇帝不會用人。於是,謝濟世被議為"斬立決"。這是清代統治者在學術領域裡實行專制統治、推行"文網政策"的典型事例。

從表面上看,清代文字獄的興起,是與民族矛盾的存在相聯繫的。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民族鬥爭, 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 清代文字獄的發生,也許還可以舉出更多更復雜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於權力與知識、權力系統與知識系統、政統與道統之間的利益衝突, 文字獄最充分地體現出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本質。

二、文字獄的社會影響

清代文字獄對當時乃至後世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是深遠而惡劣的。

文字獄嚴重扭曲了讀書人的人格, 使其喪失了做人與為官的原則。

由於文字獄對讀書人起到了非同尋常的震懾作用, 因而大部分士人聞" 文字獄"而色變。因為" 文字之間,若有擇詞不精,引用不當,或無意中有牢騷抑鬱之詞,一經告訐,輒多獲譴。"

因此不僅僅是身陷文字獄中的讀書人在肉體和精神上受到折磨和傷害, 即使是那些沒有受到傷害的知識分子也必然物傷其類,為受害者鳴不平,為士林整體的命運受到壓抑而叫屈抱怨。故而揹負著沉重精神負擔的不光是受害的那一部分知識分子,而是知識分子全體。

他們在統治者的高壓下,已開始失去其獨立的個性而對清廷的統治俯首聽聞, 他們已經沒有了思想,沒有了節操,不關心國家的前途, 不關心民族的命運, 關心的只是個人的身家性命和榮華富貴。可以說這些知識分子與傳統士大夫的氣節已有了天壤之別。

正如晚清的龔自珍在一首《詠史》詩中刻畫知識分子的這種尷尬處境:"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梁謀。"如此,知識分子已遠離其政治使命,再也看不出它與農工商有什麼不同了。居廟堂之高, 他們是一群因循守舊、委蛇圓滑、阿諛奉迎的無恥之徒; 處江湖之遠, 他們是明哲保身、不講真話、但求無過的苟且之輩。這種風氣在乾隆時期已經很盛。如洞悉官場黑暗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就以自己的切身體會總結了一條經驗——" 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燬",怕授人以柄。

即使如此小心謹慎,退休後乾隆帝對他還不放心,密令浙江按察使富勒渾暗中監視他,並隨時報告他的動向。對於在朝廷任職多年的大學士尚且如此,其他人自不待言了。"不敢怒,更不敢言,"是當時一般士大夫階層的普遍心態。應該說, 知識分子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對知識分子進行摧殘和迫害, 就必然會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不言而喻的影響。封建專制的高壓、淫威,既扭曲了知識分子的人格,也壓抑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活力,繼之而來的結果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受到抑制,變得死氣沉沉,缺乏生機與活力。

文字獄敗壞了社會風氣, 踐踏了社會道德。

按說文字獄這種以文字罪人的形式在始作俑者的本意上可能只是 當作統治者控制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而已, 但流行開來後, 卻被居心不良之輩所利用。他們為了滿足一己私慾或者自 己所在的小集團的利益,就往往喪盡天良,利用統治者以文 字罪人的政策,或是挾嫌報復,或是敲詐勒索,而且是不達目 的決不罷休,常常弄得知識界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因此,文字 獄對於人心風俗、社會道德的負面效應也是非常深重的。可 以毫不誇張地說, 自從有了文字獄, 文字獄便成為黨派之間進行權力鬥爭、人與人之間解決利益糾葛的一種利器。這裡 暫且不論權力鬥爭的是非成敗,單就利用文字發難這一點而 言,就充分表明中國士人道德的淪喪和中國社會道德風俗的 惡化。清初,由於政府鼓勵檢舉告發,因為指控他人犯禁,在被 控者受害的同時,告發者也會得到某些獎賞或者升遷,因此, 告發、誣諂之風尤其熾烈。

上文提到的莊氏明史案的起因就 是奸人詐財不遂,憤而告官而興起的大獄。為了不失去升官 發財的好機會, 一些品格卑劣之徒為此還鬧出一些笑話來。乾隆時,山西文人王爾揚作墓誌銘,書" 皇考"二字,意即" 先父"。地方官不通文墨,又急於邀功受賞,遂具奏告發王爾揚"褻瀆聖上",積極張羅要興大獄。

乾隆帝看了又好氣又好笑,遂將地方官訓斥罷免。可以說在屢屢大興文字獄的清代,此類笑柄並非絕無僅有。孟子曰:"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因此說, 清代的文字獄, 不僅鉗制了正人君子之口,造就了大批俯首貼耳的奴才,而且被一些不良之徒利用, 成為其諂害無辜、損人肥己的重要手段, 它表明社會廉恥在一些人心中已經喪失殆盡。故而乾嘉以後,清朝也就江河日下了。

其三, 文字獄使中國的文化典籍遭到了極為嚴重的破壞,造成了中國書刊史的無數浩劫。

人們在談起文字獄時,注重的往往是因文字罹禍的人, 而對於因文字獄而被查禁、毀版的書則不予注意,或語焉不詳。其實,在文字獄中,人與書是兩個互為關聯的構件,人罹禍,書也難免。清代的文字獄有很多就是因為編纂、收藏自己或他人的著作或是收藏禁書而引起的,一旦成獄,這些人所著所藏的書籍就立即遭到焚滅之災。因此,受文字獄之害的不但是人,而且還有與這些人有關的人所著所藏的書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清代的焚書毀書規模超過了秦始皇的焚書活動。

康熙、雍正時期,儘管文字獄一興再興,但大規模的焚書毀書活動尚未發生。到了 1757 年( 乾隆 22 年) ,有人發現河南夏邑縣生員段昌緒在家中私藏吳三桂檄文,並有圈點評贊。又發現布政使彭家屏家中藏有明末野史數種,兩人皆被處死。乾隆帝為此大怒,下 令"此後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滅,天道必不自容,令其敗露, 亦唯隨時治以應得之罪耳"。 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搜毀反清書籍運動。範圍之廣,來勢之猛,都令人震駭"。其搜採各書, 並有來自挾種族之愧,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觸其禁諱,於是譭棄滅跡者有之,砍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雜史、防禁尤力,海內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誅戮累累。"人才典籍的損失,可想而知。

1774 年( 乾隆 39 年) ,清政府曾下令全國讓私家獻書,以便" 匯登冊府"。由於藏書者"懼涉干礙", 結果"應者寥寥"。乾隆很惱火,命令各地官員:" 應將可備採擇之書,發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明奏,或封固進呈,請旨銷燬,或在外禁棄,將書名奏聞。"結果各省進書" 不下萬餘種", 凡有" 詆觸本朝之語"的書"盡行銷燬"。為了防止地方官員隱匿不報,乾隆在命令中警告說:" 若見有詆譭本朝之書,或系稗官私載,或系詩文專集,應無不共知切齒,豈有尚聽其潛匿流傳,貽惑後世者"", 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

經過如此大規模的搜查活動,無數珍貴的歷史典籍被付之一炬,或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而乾隆帝親自發起的修纂《四庫全書》活動,實際上是一場無孔不入的查書禁書毀書運動。據統計,10 年間, 共毀書 24 次,凡538 種,計 13862 部之多。本來編纂書籍是一種繼承和發揚文化遺產的美舉,但清代借編書活動,對我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破壞,實在是無法彌補的。

其四,文字獄嚴重箝制了人們的思想,在學術界造成了許多禁區。

由於清帝要鉗制讀書人的反清思想,加強其統治, 一經發現在讀書人當中流傳的文字有種種悖逆跡象,即不惜一切代價來使讀書人屈服。在這種環境下,讀書人整天誠惶誠恐,生怕有一天文字之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因而有關於政治、現實的問題,皆閉口不談。為了避開文字獄的陷害,清代學者們只好開闢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 考據學,並形成了以顧炎武為開山鼻祖的" 乾嘉學派"。

這個學派一開始還主張學術研究要"經世致用",以達"明道救世"之目的。但是, 隨著文字獄的一興再興,大批文人學者遇害,從稍後的閻若璩等人開始,即將治學目的由" 經世"轉入" 避世",從" 救世"轉入"為考據而考據"。清代學者的考據活動,雖然對我國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有一定的貢獻,如整理了經學、小學、音韻學,校著了先秦古書,辨別了古書的真偽等,但因為遠遠地脫離了現實,導致了學術活動純粹鑽故紙堆的傾向。在這一傾向的影響下,即使一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的思想家如戴震等人,對於宋明理學的批判, 也由於過分注重" 由詞以通道",深受文字考據的束縛,使其理論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其戰鬥性也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著名明清史學家孟森先生批評" 乾嘉學派":" 寧遁而治經,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漢學家治經之法治之,務與政治理論相隔絕。

故清一代經學大昌, 而政治之學盡廢,政治學廢而世變誰復支持,此雍、乾之盛而敗象生焉者二也。"不僅如此, 由於文字獄的鋒芒首先指向史學, 致使清代學者們在文字獄的血腥鎮壓下變得格外小心謹慎,他們不僅以記敘前明史為戒, 而且不敢記時事。以至於章太炎在《哀清史》一文中說"士人不敢記時事以觸羅網,後雖有良史,將無法證信。"所以在雍、乾時代,真正有分量的野史,屈指可數。學者們既不敢撰寫近、先代史,更不敢借史論抒發自己關心時事、憂國憂民之情。本來,以史為鑑是古人治史的優良傳統。但經歷了文字獄後, 這種優良傳統便被湮沒在了歷史的風塵之中。

總結

綜上所述,文字獄對中國文化的發展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是中國文化機體的一個大毒瘤。在文字獄的鉗制下, 整個社會不僅不敢創新,並且拒絕接受新思想, 嚴重影響了中國古代後期思想文化的發展, 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這是造成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並在客觀上延緩了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而且歷史也反覆證明,只要存在著合適的氣候和土壤,文字獄就不僅僅是封建社會所獨有的孽生物,也不僅僅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的專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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