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人性始终是在变化的。
当戊戌六君子的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烈士之后，清朝土崩瓦解后，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就让人们更加明白了烈士的反义词——汉奸，是如何体现人性的懦弱和丑陋的。
作为大汉奸头子的汪精卫就是死得太晚，如果他早点死，说不定还是个“烈士”。很多人不知道，汪精卫曾写过这样的诗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是汪精卫被捕时候的作品，当时他差点成了烈士，因为革命党人的事件，他不知道受到什么的鼓舞，一言不合就去刺杀清末摄政王载沣，如果他死了，反倒成全了其美名。
谁知道绝处逢生，汪精卫有了第二次生命，重生后的汪精卫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而且跟老蒋成为一对冤家，当然这是后话。
汪精卫从小父母双亡，由严厉的兄长带大，性格优柔寡断，他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宝宝，实际上性格自卑而扭曲。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老大本来是汪精卫，谁知道老蒋二话不说架空了他，而汪精卫心里不服，一直想夺回权力，弄垮蒋介石，加上性格优柔寡断，又投机，所以很快就成为“亲日派”的一员。
不得不说，所有的政治家都是投机的，当时列强对中国都虎视眈眈，应该不仅仅是汪精卫卖国，所有的列强都不是好东西，都是祸害中国的，由此可推，当时所有的政治家也都是卖国贼，区别在于谁更倒霉，抱错了大腿，而汪精卫就是比较倒霉的一个，因为后期人们仇日的情绪是最深的。
一九三七年，汪精卫在南京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奠定了他“大汉奸”的地位，不可撼动——他提出了“抗战必然亡国”的口号。
其实当时这个想法的是政界很多人的共识，包括孔祥熙、何应钦等，连陈寅恪和胡适也这么认为，胡适曾是坚定的“主和论者”。
而汪精卫本性的懦弱和贪生怕死，让他屡次发出“抗战必败”这样的言论，给日本人钻了空子。日本人诱骗他说，日本只是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会对中国用兵，反而会在经济上提携中国，而且会撤军，汪精卫当然相信，因为他只能选择相信。
当时有人认为，他跟老蒋在唱双簧，一个站日本，一个站美国，最终无论谁赢，中国都不至于失败，中国文化也会得以延续，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他们也最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汪精卫说：“如果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的国家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基础——”这种态度为人所不齿，是典型的汉奸态度。
没人想做汉奸，汪精卫更加不想，他试图采取一个中立的办法洗刷“汉奸”的罪名——在“未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建立新政权，他最终选择了去南京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并非“曲线救国”，而是“曲线救己”，他想洗刷自己的罪名，让自己不再是一个卖国贼，而是救国救民的抗日英雄，这才是他真实的嘴脸。
汪精卫临终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为什么要玷污自己的名声？让自己40多年献身国事的光荣业绩毁于一旦？因为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只要靠机智才能保全它……”无耻的嘴脸跃然纸上，让人对人性的恶叹为观止。
造成汪精投敌叛国主要内因是他懦弱自私的性格，“恐日病”让他最终选择投降，他叛变后，日本的承诺并没兑现，反而变本加厉祸害中国，为中国百姓带去了很漫长的痛苦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所以汪精卫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他一生都忙着卖国，没时间救国，所谓“曲线救国”是他自我洗白的一种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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