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在两百岁的时候迎来了短暂的元和中兴，之后藩镇再叛、文官党争、宦官势力兴起。但唐王朝似乎是命不该绝，在走入低谷时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中兴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这二十年是唐王朝最后的辉煌。
会昌中兴是中晚唐少有的政治清明时期，皇帝自强纳谏，以李德裕为首的重臣团结一致，对外为回鹘汗国灭亡补上最后一刀，对内削平了昭义藩镇反叛再次树立中央权威，并通过整治吏治、抑制权贵特权、灭佛促进了国家行政效能提升和经济好转。
唯一可惜的就是唐武宗死的太早。
（陕西三原唐武宗端陵）
【一个没希望当皇帝的人当上了皇帝，唐武宗】
唐武宗是唐文宗的弟弟，《资治通鉴》上说是“沉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但《旧唐书》上说“武宗气豪”、“性雄俊”，根据武宗所作所为来看，《旧唐书》记录更准确一些，唐武宗应该是个性格外向、活跃奔放的人。
唐武宗本来是没机会当皇帝的，唐文宗两个儿子都早死，唐文宗就想把皇位传给自己哥哥唐敬宗的后人陈王李成美，并得到了宰相之一李珏的支持。
另一位宰相杨嗣复和唐文宗宠妃杨贤妃想拥立唐文宗的小弟弟安王李溶，也算是皇位继承人有力竞争者之一。
至于唐武宗，只是在十六王宅里混吃等死的亲王之一，另一个未来的大boss唐宣宗更是无人在意。
但无论是唐文宗、杨贤妃以及宰相们，似乎都忽略了对皇位继承人有最大影响力的宦官势力。宦官们从文宗继位就已经尝到了甜头，皇帝活着的时候不管指定谁为继承人都不重要，死了那一天就是他们说话算数的时候。而且，越是没希望的人当上了皇帝，拥立他为帝的人功劳就越大，这也是唐王朝最后近百年的普遍现象。
当时的掌权宦官是仇士良，险些在甘露之变中被唐文宗杀掉，仇士良逃脱后控制了唐文宗，成了唐王朝的真正主宰。
唐文宗临死前，遗诏陈王李成美继位，但遗诏未出宫门就被仇士良篡改。仇士良从十六王宅里选了唐武宗继位，并顺手杀掉了杨贤妃、陈王、安王等觊觎皇位之人。
（仇士良选择唐武宗的原因不明，野史传说是一个误会，没找到相关资料。）
（红圈为十六王宅，大唐亲王养殖场）
【一个没希望当宰相的人当上了宰相，李德裕】
在唐武宗看来，宰相李珏、杨嗣复一个支持陈王、一个支持安王，这两个宰相必须下台。而这两人都是牛党核心成员，那么牛党大批官员同样不能重用，包括当时被贬在外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
敌人的敌人是天然的政治盟友，牛党的敌人是李德裕，李德裕资历、能力、功绩、出身又都符合入相标准，前些年唐文宗时曾经当过一次宰相，是因为受牛党排挤才被外放到地方。如果牛党还在朝中，李德裕仍然没希望重新为相。
放弃了牛党的唐武宗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调李德裕入朝为相，并把杨嗣复等人贬出长安。
前文说过，李德裕是延续元和朝李吉甫、裴度之后主战派代表人物，而从李逢吉开始，包括牛僧孺、李宗闵等牛党都是对外妥协、怀柔的主和派。唐武宗在位期间也是努力树立中央权威的主战派，因此选择李德裕为相应该也有政治观念接近的原因。
一个偶然被选中的皇帝，一个同样是偶然被选中的宰相，成了唐王朝历史上明君、名相的绝唱，二人重复了四十年前元和中兴的一幕，就如唐宪宗和裴度，君臣知心、同心协力，共同成就了会昌中兴。
这是唐王朝历史上最后一次既有明君、又有名相的时代，可惜太短暂了。
（贬死海南的李德裕）
【抑制宦官，成就了会昌中兴】
会昌年间，唐武宗和李德裕做的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限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会昌中兴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
在此之前，宦官势力及依附于他们的牛党文官势力庞大，不但可以左右朝政，更是可以决定皇位继承人。甘露之变唐文宗试图铲除宦官势力的行动失败，宦官势力更是难以抑制。
这一次牛党因为站队错误失去了唐武宗的信任，相当于除去了宦官势力的重要辅助力量，唐武宗又坚决的站在李德裕身后，宦官势力就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机会。
如果杨嗣复、李珏等牛党仍然在朝，哪怕不是宰相，李德裕仍然将会受到排挤，至少一系列改革措施会多了很多麻烦。
多年宦海沉浮，李德裕也进入成熟期，行事更加智慧和老练。对付宦官，李德裕并非像唐文宗那样蛮干，而是分化瓦解，首先争取了其中的温和派。
所谓温和派，就是认为自己权力是来源于皇帝的一批宦官，皇帝能够压制藩镇、外敌，那么宦官自然也就权势大涨。与之对应的就是仇士良等宦官，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代替皇帝行使皇权，虽然这些人大多是只会争权夺利、窝里横的蠢人。
与仇士良同为宦官四贵的枢密使杨钦义不但与李德裕政治观点接近，之前还有过袍泽之情，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杨钦义是军中监军，二人共事期间配合的不错，私交还可以。
杨钦义这个枢密使的位置非常重要，理论上讲是宦官势力插手朝政的唯一渠道。而仇士良虽然掌握神策军，但却只能在皇帝面前以个人身份进言，没有和宰相讨论政务的资格。
唐武宗对仇士良也心知肚明，自己虽然是仇士良拥立的，但任何一个皇帝也不会愿意让家奴凌驾到自己头上，所以虽然不能动仇士良的兵权，但在小事儿上经常敲打几下毫无问题。
曾经一次仇士良想鼓动神策军士兵闹事儿，借机把李德裕搞下去。唐武宗得知后，表现出远胜唐文宗的担当，立刻派人到军中弹压解释，打着皇帝的旗号安抚士兵，仇士良的想法胎死腹中。
这也是唐武宗、李德裕对宦官势力的一贯做法，做事有理有据，依法依规，宦官们找不到闹事儿的借口。
宦官势力先天存在缺陷，无论权势多大，但在强势皇帝、强势宰相面前，他们的权威性不足，智慧也不够，自然就会落下风。
宦官群体的另一个先天劣势就是没有政治目标，只是满足于个人权势地位。仇士良等人虽然意识到自己等人不如以前风光了，但也没有拼死一搏的借口和勇气。没过多久，掌权近二十年的仇士良主动申请退休，同年死去。
仇士良死后，我个人认为唐武宗和李德裕处理的不好，他们以私藏武器为由抄了仇士良的家，免去仇士良的官爵。虽然仇士良是自然死亡，但宦官群体兔死狐悲，至少会觉得皇帝和宰相不念旧情。当时如果顺势彻底除去宦官势力倒也无所谓，但只是到此为止，只打了仇士良这条死狗毫无意义。
不管怎么说，会昌年间宦官势力被严重抑制，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军中。
安史之乱后宦官普遍在军中任职，在防范武将造反方面没见到什么效果，反而这些恃宠而骄的宦官对军队战斗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中晚唐，宦官就是军中统帅，他们往往把最精锐的大批士兵编入自己的亲卫队，让其余老弱前出迎敌。战况如果不好，他们就首先率军退却，任由其他士兵和将领被敌人消灭。
李德裕改变了这一陋规，在温和派宦官支持下明确宦官监军不得干预军政，并限制监军亲卫数量。简单的改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会昌年间无论是抵御回鹘骚扰，以及消灭反叛藩镇，唐军的战斗力都有明显提高。
在朝中，唐武宗和李德裕的君臣组合越来越显示威力，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能够落到实处，并逐渐打破了宦官枢密使参与朝政的旧规，一定程度恢复了初唐宦官不干政的政治生态。
【英明的唐武宗办了一件糊涂事，送了自己的性命】
唐朝越是英明的皇帝越是看不透生死，很多都追求长生，并得到了“长生”。
前有太宗李世民，后有宪宗、宣宗，唐武宗也是其中之一，这四位杰出帝王都是因为求长生服用药物而加速了死亡过程。加上废材唐穆宗，唐王朝有五位帝王死因与长生药有关。
唐武宗服用的是道教的长生药，药物燥热，人也变得喜怒无常，这和他爷爷唐宪宗死前症状几乎相同。但唐武宗仍然执迷不悟，不见李德裕等大臣以隐瞒自己的身体情况，却仍然听信赵归真道士的谎言，“这是在换骨，坚持过去了就好了！”
唐武宗没坚持过去，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在位七年的唐武宗去世，年仅三十三岁。
唐武宗是我个人认为唐王朝唯一一个应该多活几年的皇帝，包括李世民后期都出现一些独 裁专断的苗头，而唐武宗由始至终保持了对李德裕的信任。
唐宣宗继位之后，出于对唐武宗和李德裕的个人仇恨，废除了唐武宗时期大部分改革措施，并把李德裕远远的贬谪到了崖州，会昌中兴成果毁于一旦。
后世王夫之评价说：“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读通鉴论》）
确实，如果唐武宗和李德裕的组合多存在十年，唐王朝必定不会有那么悲剧的结果，甚至复兴有望。
（王夫之）
君臣组合，初唐有李世民、魏征，盛唐有李隆基、姚崇，中晚唐有唐宪宗、裴度，以及唐武宗和李德裕，这也成了大唐君臣相和的绝唱，之后虽有唐宣宗这位不错的皇帝，但却再无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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