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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E
我立了一座紀念碑，它比青銅
更堅牢，比國王的金字塔更巍然，
無論是風雨的侵蝕，北風的肆虐，
都不能把它摧毀，或是歲月的
不盡輪迴和光陰的不停息的流逝。
——賀拉斯（古羅馬詩人）
截至當地時間3月27日晚，意大利新冠肺炎累計病例升至8萬6千多例，成為美國之外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並以超過10%的死亡率居全球首位。唯一的曙光是自21日以來，新增確診病例總體呈下降之勢，意大利的疫情開始出現放緩現象。
同日，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發表視頻講話，在向因為新冠肺炎去世的人們表示哀悼的同時，他表示在悲慘的現實面前，舊的規制已經過時，必須進一步採取一致的行動——因為團結不僅是歐盟的價值所在，更是共同利益所在。
我們都熟悉一句俗諺：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通過對比不難發現，除了地域之外，如今的歐盟在很多方面與羅馬帝國有著驚人的吻合。如今，相較於羅馬帝國的建成，更多歷史學家關注的，則是它究竟是怎樣從鼎盛時期走向衰敗的。持續戰爭、外族入侵、經濟危機、宗教影響……我們擁有很多關於羅馬帝國如何走向終結的判斷，卻唯獨忽略了大自然的力量——大部分講述羅馬衰落的歷史都建立在一個巨大的默認假設之上，即環境是一個穩定、惰性的故事背景。
實際上，隨著如今對於氣候環境因素科學的建構和審視，人們越發認識到：氣候以及與之關聯的生物、生態環境的變化，對羅馬歷史的影響時而難以察覺，時而勢不可擋，有時是建設性的，有時則是毀滅性的。
在新作《羅馬的命運》中，羅馬史專家、俄克拉何馬大學古典文學和文學教授凱爾·哈珀展示了疾病和環境因素不僅是羅馬帝國最終崩潰的原因，也是羅馬衰亡前幾個世紀面臨的嚴重問題的原因。
在以新的視角觀察千餘年前的古羅馬歷史時，我們會發現，大自然始終參與其中並扮演著“隱藏角色”，而這場自然所導演的戲劇，至今仍在不斷上演。審視並警醒於這段歷史，對於當下仍有重要意義。
■ 《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
後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凱爾·哈珀 | 文
《埃涅阿斯紀》是一部講述羅馬起源的偉大民族史詩，書中的名言宣稱這是一部關於“戰爭和人”的詩歌。羅馬終結的故事同樣也是關於人的。在一些緊要關頭，人的行為決定了勝利與失敗。還有一些更深層以及物質上的動力——農業生產和稅收、民主鬥爭和社會演化——決定了羅馬權力的範圍和成就。但是，在《埃涅阿斯紀》的第一幕場景中，主人公被捲入狂暴的暴風雨中上下翻飛，被自然力量玩弄於股掌之間。我們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讓裹挾著羅馬帝國不斷上下翻飛的自然力量得到空前的顯現。
這個特殊的時刻懸於自然氣候產生重大變化的邊緣。更重要的是，羅馬人建立了一個相互連通、城市化的帝國，帝國與熱帶接壤，觸鬚蔓延到已知世界的各個地方。羅馬人在無意中與大自然合謀，創造了一種疾病生態，釋放了病原體進化的潛在力量。羅馬人很快就被我們今天所說的新興傳染病的巨大力量吞噬。因此，在羅馬帝國終結的故事裡，人類和環境因素無法分割。
維吉爾朗讀《埃涅阿斯紀》的場景
當奧古斯都（統治期為公元前27——公元14年）對羅馬版圖進行最後一次有意義的擴張時，羅馬人稱地中海為“我們的海”，並不是在虛張聲勢。要充分了解羅馬人的成就，以及古代帝國的運作機制，我們必須要知道古代社會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實。古代社會生活緩慢、有機、脆弱，而且頗受限制。時間隨著腳步和馬蹄的單調節奏慢慢流逝。水路是帝國真正的循環系統，但在寒冷和風暴的季節，海面無法航行時，每個城鎮都變成了一座孤島。能源非常稀缺，動力來自人和動物的肌肉力量，燃料則取自木材和灌木。人們的生活和土地密切相關。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食物的主要來源是穀類。“我們每日的麵包，今日賜給我們”是個真誠的訴求。死亡如影隨形。在傳染病肆虐的世界裡，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只有20多年，大概在25歲左右。所有這些無形的束縛都像地心引力一樣真實，定義了羅馬人所知的世界運行法則。
帝國的北部和西部地區處於大西洋氣候控制之下。地中海是帝國的生態中心。地中海氣候脆弱、喜怒無常的特性——溫度相對適中、夏季乾旱、冬季潮溼——使它成為一種獨特的氣候。一個巨大內陸海的動態機制，加上嶙峋起伏的內陸地形，在小範圍內形成了極端多樣性的氣候。在帝國南部和東部的邊界地區，副熱帶高壓佔據優勢，將土地變成準沙漠，然後是真正的沙漠。埃及作為帝國的糧倉，又將羅馬人帶入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氣候機制：季風帶來的雨水落在埃塞俄比亞高原，形成了尼羅河下游孕育生命的洪水。這一切都在羅馬人的統治之下。
在2世紀中葉的鼎盛時期，大約共有7500萬人生活在羅馬的統治下，佔全球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羅馬的統治緩慢而穩定地改變了其治下社會的面貌。商業、市場、技術、城市化：帝國及其境內許多民族都抓住了發展的槓桿。帝國的穩定是人口和經濟增長的有利背景；人民和繁榮反過來又是帝國權力的有效保障。國家兵源充足，稅率雖然不高，但收稅對象足夠豐富。皇帝們慷慨大方。帝國與城市精英階層達成的重大交易成就了雙贏的局面。似乎到處都有足夠的財富。
壁畫中的古羅馬日常生活
如今，大部分講述羅馬衰落的歷史都建立在一個巨大的默認假設之上，即環境是一個穩定、惰性的故事背景。作為我們迫切瞭解地球系統歷史的副產品，並且由於獲取古氣候和基因歷史數據的能力取得了極大進步，我們得知這個假設是錯誤的。不僅僅是錯誤，而且是大錯特錯。
氣候對羅馬歷史的影響時而難以察覺，時而勢不可擋，有時是建設性的，有時是毀滅性的。但是，氣候變化從來都是一個外部因素，一張超越了所有遊戲規則的真正的百搭牌。它從外部重塑了由人口和農業構成的基礎，複雜的社會和國家結構就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大自然手中還揮舞著另外一件可怕的武器：傳染性疾病。它可以像夜行軍一樣，突然間向人類社會發動襲擊。在決定羅馬命運的時候，生物學上的變化甚至比自然氣候更為有力。當然，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兩種因素都不是孤立的。氣候變化和傳染病不是相繼單獨發生的，它們是兩種相互重疊的自然力量。
“在繼續探討疾病史之前，我想還是有必要先來看看採用傳染病方式的微寄生和採用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的相似性。只有當文明社會的財富和技能積累到一定水平，戰爭和掠奪才能成為經濟上可行的事業。”
——《瘟疫與人》威廉·麥克尼爾
關於細菌的歷史研究一直被20世紀70年代發明的優秀模型所主導，最著名的是威廉·麥克尼爾的經典著作《瘟疫與人》中的表述。在麥克尼爾看來，故事的關聯線索是新石器時代各個細菌池的興起以及隨後各細菌池的融合。農業使我們與家畜密切接觸；城市創造了細菌傳播所必需的人口密度；貿易網絡的擴張讓地方性病原體肆無忌憚地傳播到其他處女地，導致了“文明疾病池的匯聚”。近年來，經典理論的光環開始褪去。理論基礎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發生了明顯改變。20世紀70年代是西方醫學全勝時代的頂峰。科學進步擊敗了一個又一個過去的苦難。有人自信地認為這是一個轉折點，從此傳染病將會成為過去……但是，一份駭人的新興傳染病名單：艾滋病、埃博拉、拉沙熱、西尼羅、尼帕、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SARS）、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以及現在的寨卡病毒，這些只是幾百個名字中的一小部分，表明大自然創造性的破壞力還遠遠沒有枯竭。所有這些新興傳染病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來自野生動物，而不是馴化物種。目前，來自野外的病原體進化和人畜共患疾病，在新興傳染病的動態機制中比以前佔了更大的比重。
3世紀的浮雕作品中，獅子等野生動物被關在籠子裡運往羅馬參加表演
在城市外面，地貌改變使羅馬人面臨同樣危險的威脅。羅馬人不只是改造地形，而且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自然。他們砍伐樹木，燒燬森林，改道河流，抽乾湖泊，還在最棘手的沼澤中修建道路。人類對新環境的入侵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它不僅讓我們接觸到陌生的寄生蟲，還能引發連鎖的生態變化，帶來不可預知的後果。在羅馬帝國，自然實施了殘酷的報復，其主要手段是瘧疾。
帝國的連通性也造就了羅馬的疾病環境。帝國建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內部貿易和移民區域。四通八達的陸路和海路不僅運送了人、思想和貨物，也運送了細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以不同的速率發生。我們能夠跟蹤像肺結核和麻風病這種遲緩的殺手，它們像火山岩漿一樣緩慢地燃燒到帝國全境。然而，當一些快速傳播的傳染病最終搭上連接整個國家的巨大傳送帶時，就形成了電流一樣的後果。
羅馬歷史的最後幾個世紀可以被看作大規模流行病的時代。帝國曾經三次受到大範圍死亡事件的衝擊。165年，可能由天花引起的，被稱為安東尼瘟疫的事件暴發。249年，一種不明病原體席捲了羅馬治下的領土。最後，在541年，鼠疫桿菌第一次大規模流行，這是一種引發淋巴腺鼠疫的病原體，自此在帝國境內逗留了超過200年之久。這些生物災難的規模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按死亡人數計算，三次大規模流行病中死亡人數最少的可能是安東尼瘟疫，它奪走了大約700萬受害者的性命。
地球科學和基因革命的迫切研究告訴我們，氣候變化和新興傳染病一直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現在的問題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將自然環境的影響嵌入到因果關係的序列中。
（1）第一個轉折點發生在馬可·奧勒留時代，一種大規模流行病引發了多方面危機，中斷了經濟和人口的增長。在此之後，帝國並沒有崩潰或解體，而是恢復了以前的形態，只是統治地位已不同往日。
（2）隨後，在3世紀中葉，一連串由乾旱、瘟疫和政治困局組成的連鎖反應導致帝國突然解體。在所謂的羅馬帝國“第一次衰落”中，帝國系統的完整倖存是一次刻意的重塑，一場險勝。帝國被重建起來，然而是在一種新的偽裝下——有了一種新的皇帝、新的政府、新的貨幣，以及一種新的宗教信仰。
BBC紀錄片《相約古羅馬》
（3）這個新帝國隨後又重新活躍起來。但是，跨越4世紀末和5世紀初的幾十年，是一段關鍵而戲劇性的時期，帝國的凝聚力最終被徹底打破了。歐亞大草原的全部重量似乎以一種新的不可持續的方式向羅馬勢力的大廈上傾斜。湊巧的是，此時帝國的西半部瓦解了。這場災難正是斯提利科努力想要避免的，它可能是羅馬的衰落最為人所熟知的版本。在5世紀時，西部的羅馬帝國解體了。但是，這並不是羅馬帝國的大結局。
（4）在東部，復甦的羅馬帝國重新獲得了權力、繁榮和人口增長。這次復興被歷史上最嚴重的環境災難之一——黑死病和小冰期的雙重打擊——猛然中斷了。在帝國緩慢衰敗的過程中，人口不斷減少，在伊斯蘭軍隊佔領大片領土時達到高潮。不僅羅馬帝國的剩餘疆土淪為殘存的拜占庭國家，而且，倖存者只能居住在一個人口和財富銳減的世界裡，這個世界中還有各種相互競爭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無休止的衝突。
羅馬的興衰提醒我們，人類文明的故事完全是一部環境上演的戲劇。平靜的2世紀時帝國的繁榮；來自羅馬世界之外遙遠地方的新型病毒；大規模流行病導致帝國與城市權貴之間重大交易的破裂；3世紀氣候與健康的災難中帝國的崩潰；一種新的皇帝統治下帝國的復興；4世紀時橫跨歐亞大草原的大規模人口遷徙；古代晚期東方社會的振興；黑死病扔下的核彈；新冰期的險惡開端；羅馬帝國殘餘勢力的最終崩潰，以及聖戰軍隊的閃電征服。如果這本書達到了它的目的，那麼我們很難不把這些歷史轉折理解為人文和自然環境的對位運動，有時相向，有時相對，但是完全不可分割，就像巴洛克賦格中華麗的復調。
在很大程度上，帝國的歷史軌跡被自然力量從外部改變了方向。當然，我們不必相信如果沒有這些干擾，帝國就能永世長存。但帝國經歷的特殊命運與氣候最優期的結束和大規模流行病的衝擊是密不可分的。在關於羅馬命運的所有論述中，它們都佔有穩固而重要的一席之地。
正如凱爾·哈珀在書中的諄諄提醒：
“
羅馬帝國的例子提醒我們，氣候變化和細菌進化以令人驚訝的方式塑造了我們居住的世界。
羅馬的命運可以提醒我們，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覆無常的。進化的強大力量可以在瞬間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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