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又一批士人眼里，从秦穆公到秦始皇，大秦的天下看似大秦的天下，实际上也是天下人的天下。
秦，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士”人“理想的试验田”。
秦统一天下，本质上是人才的统一。秦王在殿上召开群臣会议，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开当时的“联合国大会”。
这些历史的发生，是一环扣一环的，一个人才推荐了另一个人才，一个人才成就了另一个人才。
实际上，他们在合伙做一桩生意，试图搞出一套能够双赢的制度出来。
可以说，秦灭六国就是一连串人才连续作用的结果。
因偏安一隅而广受诟病，因一统天下而闻名于天下，因经营了15年帝国便匆匆短命，因顶层设计合理被历代帝王将相所效仿……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让无数人看得眩目，惊呼、叹息、摇头、无奈……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大秦，作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靶子”，上千年过去了，仍成为后人经久不衰的研究对象。
人们在研究秦帝国突然短命而亡的历史成因时，又都在寻找秦帝国崛起的“密码”，两千多年间，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从体制还是思维，我们至今没有走出“大秦的磁场”。
秦能统一天下，可能有许多因素，比如，秦国自秦献公以来历代君王励精图治，没有昏君庸君；秦昭王的长寿（在位五十六年，保持了政局的稳定）；秦国的地形险要，等等，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还在于秦国在顶层设计上的远见与卓识，尤其让人称道的用人策略。
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大秦崛起“不一样的人才观”。成为大秦崛起一统山河的“黑匣子”，也成为各路秦史研究专家不约而同的共识。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群雄并起。最有可能与秦国一较高下的，不是齐国，也不是楚国，而是魏国。
魏国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雄才大略，奋发有为，礼贤下士。可以说其麾下一时人才济济，群英荟萃。政治家李悝、军事家吴起、能吏西门豹，都是当时驰名各诸侯国的名人。魏国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蒸蒸日上，任何诸侯都不敢小视。
此时的七大诸侯国，秦的实力最弱，还难以与魏抗衡。
可权力的接力棒传到魏惠王那里，却发生了质的变化。魏惠王最大的错误在于，难以慧眼识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公孙鞅，因为受封于商，所以后来被称为商鞅。此人本来是卫国的公族，只可惜他这个“公孙”是庶出，卫国后来沦为魏国的附庸，公孙鞅虽然颇有抱负，但年纪轻轻也只能面对现实，去做魏国宰相公叔痤的家臣。
而此时的魏国君王，就是魏惠王。
年岁已高的公叔痤十分欣赏和器重商鞅，认为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到公叔痤病重期间魏惠王特地征询公叔痤：“先生如有个三长两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该怎么办啊？”公叔痤当即推荐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听后许久，一言未发。
公叔痤自知时日不多，见状，他屏退左右，拉着魏惠王的衣袖，颤威威地说：“王上，如果不用商鞅，死也一定要将他留在魏国，别让他出去。”以社稷为重的此番交代可谓语重心长，看着行将朽木的丞相，魏惠王根本没往心里去。
公叔痤觉得于心不仍，又将商鞅叫至病床前，将与惠王的话和盘托出，抱歉地说：“我也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你就赶快跑吧，能跑多远跑多远。祝你好运。”
商鞅没有跑：“大王既然听不进主公的话而未用臣，也断然不会杀臣。”
他判断的没错，惠王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公叔怕是病糊涂了吧？居然推荐他的门客商鞅为相。”还对身边的人戏言，“我大魏没人了吗？”
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直击人心深处，商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
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商鞅这个“家臣”，战国七雄中最后胜出的，可能就不是秦，而是魏了。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二十年间，魏国连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败给齐国，魏大将庞涓战死，这是齐名将孙膑的杰作；败给齐国的次年，魏又败给了秦，这便是商鞅的杰作。
这时，魏惠王幡然醒悟当初公叔痤的话，悔之晚矣。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载：
“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这就是秦国慷慨开给商鞅的条件——“列侯”，“商君”，恐怕魏惠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吧。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脱胎换骨，国力大增。商鞅还是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建议用尊魏为王的办法来麻痹魏惠王，把各国的攻击目标引向魏国，解除魏国对秦国的威胁，同时孤立魏国，进而有效地削弱魏国。由于商鞅的离间，魏国成了众矢之的。
魏国众叛亲离的同时，商鞅加紧了对魏国的武力攻扰。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被齐国击败。马陵之战是魏国从来没有过的惨败，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一败再败之后，魏惠王所能做的，只能是割地求和。魏国将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所以后世又唤他为梁惠王。
实际上，大梁曾经同样是一座有理想的历史名城。
作为战国时代第一个崛起的国家，魏国堪称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大国，魏国的都城大梁也是当时少有的国际大都市。
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不游历魏国的名士，算不上真正的天下名士”。此间的大梁王城可谓风华绝代，是天下学子向往之地，也是天下人才输出之地。
从大梁走出的人才不计其数，对招揽这些人才，魏国也有着天时地利的天然优势。除商鞅外，比如范雎、张仪、尉缭、公孙衍等，他们都是魏国人。
只可惜，“凤凰起丹穴，独向梧桐枝”。因为一个魏惠王，他们不得已都纷纷离去，另觅新枝。让魏惠王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是，这些人都跑向了同一个国家——秦国——无论是国际影响力还是国家实力都不如魏国的秦国。
也难怪，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谱系里，无论是诸侯时代还是帝国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都寄希望于一人身上——诸侯时代的君王，帝国时代的皇帝。
明君是百姓之福，昏君乃百姓之殃。千百年来莫不如斯。皇帝都是按部就班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除非改朝换代），百姓无法选择，也无权选择，他们的命运只能系于皇帝的智商和情商之上。
如果将魏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物，秦国对人才的态度更有眼光一些。
要从人才这扇门进去看秦与魏的历史，得先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就是为秦的江山垫下第一块砖的创国君主秦献公（嬴师隰）。
因为政权不稳，国君的废立经常是由几个庶长做主。秦献公10岁时就逃到魏国避难（嬴师隰曾是被立为太子的秦国废君），此后在魏国流亡29年。之所以选择魏国，是因为魏国当时是中原各国的超级强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奠定了此后长达百年的魏国霸业。
魏国一系列变法所产出的溢出效应尽入眼底，嬴师隰感同身受。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三十八年），吴起连连击败秦军，夺取秦国早年占有的河西之地（在今陕西境内，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大片土地）。此时，秦国只拥有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
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几有灭亡的危险。两相对照，极大地刺激流亡魏国的公子嬴师隰。作为一个流淌着嬴氏家族血液的男人，嬴师隰立誓夺回君位、实行新政、变法图强。
嬴师隰一只眼睛盯着魏国的强国之路，另一只眼睛密切注视着秦国的变局。
公元前385年（秦出公二年），秦立公子嬴师隰为君，是为秦献公。
成为秦献公之前，还发生了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嬴师隰辞别魏国时，为感谢30年耳濡目染的熏陶与培养，他与魏武侯盟誓，如果嬴师隰成功地夺回君位，秦国保证在魏武侯在世之时不与魏国为敌。
这个誓言虽然让魏武侯很不舒服，但无疑埋下了一个伏笔——言下之意，“后魏武侯时代”就不敢保证是为友还是为敌了。
或许真的一语成谶。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二十一年），羽翼丰满的秦献公嬴师隰下令夺取秦国的故土河西之地，一直掠过黄河，深入魏国境内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魏军六万之众，此战取得了秦国前所未有的胜利。尝到甜头之后，仅仅过了两年时间，秦再次犯魏，并攻取庞城，俘虏公叔痤。只因公叔痤早年在魏国对嬴师隰不薄，盛情款待一番后，公叔痤方活着回到魏国。
也就在俘虏公叔痤这一年（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其子秦孝公嬴渠梁即位。
经过父亲20余年的打拼，此时，21岁的秦孝公已经拥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家业”了。
商鞅是在公叔痤去世后才离开魏国的，他径直来到了秦国。
史载，当时的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君王，立誓要实现父亲献公“复穆公之故地”的理想，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
要实现这个目标，秦孝公迫切需要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并富有执行力的能臣。
即位伊始，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君王就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为了能让秦国强盛，秦孝公在招贤榜文里公开宣称可以分一半江山。
这份“求贤令”就象英雄之间的信物，恰好被另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看到，真算得上惺惺相惜，怦然心动。
这个年轻人就是33岁的商鞅。
见秦孝公时，商鞅准备了充足的见面礼——据说用三套方案方征服秦孝公。
商鞅的三套方案直指一个“道”字——帝道，王道，霸道。
说帝道时，孝公无动于衷；说王道时，孝公昏然欲睡；说霸道时，孝公为之一振，听得入神，“膝盖移出了坐席都没感觉到”。
商鞅眼里，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也即是大秦的强国之道。秦孝公听了商鞅的第一次“述职”，当即重用——他要的就是“行霸道，变法度”。
商鞅的“变法度”，史称“商鞅变法”。其实就是秦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用历史学家易中天先生的总结，其内容用三句话以蔽之，即：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
这三“废”三“行”，不仅让秦孝公看到了商鞅身上的巨大潜能，更让他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他为秦国能拥有魏国如此雄才大呼“甚好”。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在商鞅的不断“点化”之下，秦孝公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这条路是一条“皇帝有着绝对权威的独裁之路”，也是一条“将帝国的命运系于皇帝一人之得失的危险之路”。
正是这个商鞅，一步步将大秦帝国变成了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世间事，有利必有弊。做这样“毒”的设计，是会遭报应的，商鞅最后用自己独特的死法——车裂，证明了这一点。
商鞅是用自己的身败名裂，为大秦作嫁衣裳。他死后14年，秦惠称王；104年后，嬴政称帝——嬴氏家族应该铭记这位被他们车裂的功臣，大秦的江山社稷，商鞅是一块重要的奠基石。
“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秦始皇能一统天下。可谓嬴氏家族数百年接力的成果。
为何？
秦国本西陲小国，地处偏僻，以前一直为中原诸国视为蛮荒之地。蛮荒之地的重要标志，就是人才匮乏。早在秦穆公时期，就倡导“唯贤是用”国策，真可谓英雄不问出处。
有一个十分著名也十分极端的例子可以佐证。百里奚本是虞国大夫，虞国灭亡后逃到楚国牧牛，秦穆公听闻其贤能，用五张黑牛皮换回了一个百里奚，并任用百里奚为相。
百里奚在主持秦国国政期间，“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并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区。
因为一个百里奚，秦穆公最终站到了“春秋五霸”的舞台之上。
或许尝到了甜头，穆公之后的秦国君王都认定了大秦帝国崛起的“绝世秘方”，思维十分清楚，均以人尽其才为使命。
中原各国君王眼里，没有完全开化的秦国都如此珍惜人才，他们难道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吗？非也，他们同样知道“人”的难得。
一些天才型人才也在一时得到过重用，可在各种势力左右下，人尽其才便大打折扣。
比如战神吴起，魏文侯时代吴起是魏国军事的绝对领导者，他为魏国打下了很多城池，是战国初期魏国发展的根基。到了魏武侯时，吴起却饱受猜忌和排挤，最终不得不进入楚国保全自己性命，可是吴起在楚国终究也没能够得到善终。楚国的贵族和君主对他也不信任，虽然吴起也死心踏地为楚国攻城略地，甚至想要更有作为，但最终却被楚贵族加害，一代名将在楚国仅三年便含恨而死。
可以说，无论对于魏国还是楚国，吴起的死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再比如信陵君，战国四大公子当中，为首的信陵君名声最为显赫。当时，孟尝君膝下大多数都是鸡鸣狗盗之辈，平原君除去一个毛遂自荐的故事外，再无其他闪光点，春申君最终更是被戴上了一顶霍乱楚国江山的帽子，只有信陵君，一生光彩熠熠，尤其是“窃符救赵”事件，成为人生最亮的一抹亮色。不仅保全了赵国，更加保住了魏国，之后他更是带领着六国联军两败秦军，成为了六国抗秦的一大支撑。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王族大才却被魏国束之高阁，哪怕是面对着内忧外患也绝不重用，最终信陵君只能在无奈之下选择酒色自毁而死，在他死后的第十八年，曾经盛极一时的魏国灭亡，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抹风沙。
那些外来人才在秦国被称为“客卿”。
战国时期，“客卿”并不是秦国独有的，关东六国都有像“客卿”一样的外来人才，为什么只有秦国能依靠这些外来人才一统天下呢？
至为重要的一点，战国七雄中，秦国恐怕是最早、也是唯一洞察战国兼并本质的诸侯国。所以他们的人才观极为务实，基本上是从统一天下的战略考虑来使用人才的。所以秦国的客卿中几乎没有空谈“仁义”的，大部分客卿都是能够发挥真正作用的大贤。
七雄并举的战国大乱世时代，群雄并起、诸侯争霸，也成为各诸侯国争夺人才的关键期。因而，驰骋江湖，游走于各国的“士”，在这个时期有着崇高的地位。
与商鞅一样，张仪也出世在魏国。传说张仪师从鬼谷派的鼻祖鬼谷子，出山之后本打算大展拳脚，但却没有在魏国受到重用，后来不甘心去到了楚国，却在楚国被诬陷偷盗了和氏璧。在楚国受到了百般欺辱和刁难后，张仪最终选择进入秦国。
商鞅被杀五年后，张仪入秦，与张仪的同门师兄苏秦担任了六国纵约长，针对秦国的合纵连横开始了。此刻，苏秦佩戴六国相印，可以说是风光无限。秦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秦孝公面临变法以来最大的危机。张仪以三寸不烂之舌，为秦国提出了著名的连横之策，帮助秦国游说列国，以“横”破“纵”。秦惠文王拜张仪为相，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
范雎也是一个由魏入秦的人，与商鞅不同的是，他的遭遇更加凄惨，范雎本是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因被怀疑通齐卖魏，遭受到魏国贵族的迫害，差点被魏国相国魏齐鞭笞致死。后来范雎设计逃到了秦国，并且受到秦昭襄王的赏识，从无任何官职，到客卿，再到秦国丞相，范雎成功地实现了人生的“三级跳”。
范雎见秦昭王之后，废黜穰侯、驱四贵、强公室、杜私门，加强了秦国的中央集权。特别精彩之处，是创造性地提出了“远交近攻”战略。他和白起文武兼备，一举拿下伊阙之战和长平之战等重大战役，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勋。尤其是长平之战，六国的抗秦主力赵国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军事力量，为后来秦国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废太后，将四大贵族赶出函谷关外，拜范雎为相。
还有尉缭，尉缭子是魏国大梁人，秦王嬴政一统天下后，他被视作秦朝文臣之首。在秦国发动灭国之战后，他与王翦的配合非常默契，重要决策的制定都有尉缭参与，并且还留下了一部传世的兵书《尉缭子》。
任用商鞅，秦国为以后的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任用张仪，秦国在外交策略上更加游刃有余；任用范雎，秦国在以后的统一战争里找到了方向；任用李斯，秦国统一之后的政治构架，成为两千多年东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魏国成了秦国的人才储备库——魏国距秦国最近，没有马车，走过去也不过一个月而已。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秦国的人才政策也并非一帆风顺。
商鞅变法时，嬴氏族与中原人才的较量非常激烈，矛盾也非常突出。
秦穆公重用中原人才，比如五羖大夫百里奚和蹇叔，使秦国显赫一时，其后因人才凋零，加之数代内斗不止，秦由盛转衰，危机日益沉重。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秦孝公，一即位就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将人才引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大激化了本族与外族的矛盾。秦孝公一边隐忍，一边平衡各方关系，又在重用以商鞅为代表的外来人才时，牵就本族反变法势力，有意给自己的继任者秦惠王留下了一道棘手的政治考题。
这“解”这道题，秦惠王杀了商鞅，让本族人失去反抗的借口。
秦惠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只杀商鞅，而不打击变法派，秦因此成了外来人才的汇集地，再度强大起来。
到秦王嬴政时，人才竞争已呈白热化态势，而各种矛盾也相应呈白热化趋势。
矛盾的焦点几乎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位极人臣的李斯。
没办法，嬴政只得下定决心对外来人才进行清洗，不然嬴氏族就会沦为一个符号，秦国则可能成为人们瓜分天下的道具。
战争也是政治，嬴政要考虑的是战争结束后，整个局面的安排。这种情况之下，他下达了逐客令，这等于剥夺了中原人才已经积攒了数代的“奶酪 ”。
作为楚国人的李斯十分精明，在离开秦国之前，他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特地留下了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质问嬴政，把我们赶走了，秦国怎么办?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这篇流传千古的文章真可谓“
飞文敏以济辞”（刘勰语），深深打动了嬴政。其实嬴政当时也左右为难，他知道这帮人还不能走，但制度如何设计是个大问题，一篇《谏逐客书》使他下决心把李斯召回来，委以重任，让李斯登台表演。
集权于己一身，李斯的胆子变得更大。他一方面力谏秦王，挽留六国人才；另一方面重点打击敌国使用人才。其主要办法就是重金收买，收买不成，派刺客暗杀，暗杀也不行，就用离间之法，破坏对方君臣的关系，等敌国人才被破坏了，就派重兵收拾。
《史记•李斯列传》说得很直白：“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
秦王嬴政收回逐客令后，《资治通鉴》也特别提到，李斯献策以重金去收买六国人才，不能用财收买就用刺客，如果还不行，就施离间计，最后再以良将随其后，灭掉对手。
秦王政十八年（前229），秦王派王翦带兵，准备一举攻下赵国，却遭遇赵国名将李牧的抵御。王翦采用反间计，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贿赂赵国派往秦国的使节，使之诋毁李牧和司马尚，最终除掉了李牧。李牧死后，王翦势如破竹，大败赵军，并杀了赵军主将赵葱，攻下赵国的东阳，俘虏赵王迁。赵国的各处土地，入为秦地，成为秦郡。
李牧被誉为战国时期最优秀将领。战国时期四大名将中，秦国有白起和王翦，赵国有廉颇和李牧。廉颇被离间计陷害，出走魏国，客死在楚国；李牧被离间陷害后，拒绝交兵权，赵王派人取代李牧。李牧不服，赵王杀了他。
破坏对方人才的策略，不仅仅是李斯的得意之作，也是秦国长期的策略。
也许正因为秦国没有“士”的包袱所左右，很多超出常人的办法才会不计条件地使用出来；也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只要有利于秦国的发展大计，马上实施就是，所以行政效率也高。
前面讲到的范睢，就擅长使用离间计，成功地让赵国撤掉老将廉颇，由纸上谈兵的赵括来取代，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败，元气大伤。秦庄襄王时期，还用重金收买魏国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离间魏安釐王跟他的兄弟信陵君的关系，使得信陵君再次被剥夺了兵权。
到了李斯时期，用收买离间乃至暗杀的手段搞掉对方人才，已经成为秦国对外战争的一个惯用国策了。
实际上，他们在合伙做一桩生意，试图搞出一套能够双赢的制度出来。
李斯最后“不负朕望”，不但送还了秦始皇一个惊喜，让后世统治者也诸多遵循。
在一批又一批士人眼里，从秦穆公到秦始皇，大秦的天下看似大秦的天下，实际上也是天下人的天下。《吕氏春秋•贵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秦，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士”人“理想的试验田”。
秦统一天下，本质上是人才的统一。秦王在殿上召开群臣会议，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开当时的“联合国大会”。所以，这些历史的发生，是一环扣一环的，一个人才推荐了另一个人才，一个人才成就了另一个人才
可以说，秦灭六国就是一连串人才连续作用的结果。
或许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一点在嬴氏家族统治史上，同样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他们唯才是举，任人为贤，你有多大能力就给你提供多大舞台；另一方面又视人为草芥，视生命如无物。
还是戾气太重。秦从昭王以来，产生过无数次大规模杀戮战争。
如斩首2万（楚）、斩首24万（韩、魏）、斩首4万（魏）、斩首15万（魏）、斩首5万（韩），斩首4万（韩）。公元前260年，秦大将军白起攻陷长平时，一夜之间竟活活屠杀40万手无寸铁的降卒。
《白起列传》中记述其惨烈场面：秦动员了15岁以上的所有人员，集结于长平包围了赵国的军队。数年的包围战，使赵军断粮，以致出现人吃人的局面。赵将军赵括被射杀。40万俘虏中，仅240名儿童被遣返赵国生还。
公元前255年，秦灭周。有不完全统计，至此，东方各国近千万人死于战火。
之所以把过多的赞美之辞都给了秦国，是因为他们之前做的确实比较出色。就像一场马拉松式的比赛一样，“经六代相传都没有出过一个昏君”，能不犯这样的错误，无疑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创举”，这一“创举”保证了他们从“王国”能够走向“帝国”。
从秦国一统天下的人才成本构成与分析，不难看出，以人才立国的秦国，对那些有功之臣同样“戾气太重”，不少投靠秦国的贤臣良将往往不得善终，有的结局甚为悲惨。
这，不能不说是春秋战国一大遗憾，也殊为一大局限。
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延绵千年，一直没能得到根本性扭转。其背后复杂因素颇多，有待人们更多更深的研究。
也正因为此，梦想千秋万代的秦帝国，仅仅到了秦二世一代，便匆匆猝死。
事实证明，那样的制度设计之下，运气已经很好的嬴氏家族，只要碰上一个昏君（何况秦二世胡亥又面临诸多矛盾的帝国转型期），大好江山只需挥霍一年时间足矣——嬴氏家族历经数代500年积攒下来的基业，不经易间便会腹水难收，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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