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和釋迦牟尼一樣,並未留下任何聖典

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紀50年代,當時使徒保羅他從未見過耶穌,試圖讓基督徒們認可一些關於基督教到底是什麼的核心觀點。大多數追隨者接受了一些觀點,例如他們應該受洗、向上帝祈禱、抵制其他的神、週日聚餐、腳踏實地努力工作。

一、眾說紛紜的耶穌之神

一旦超越這些基本前提,各種說法紛至沓來。一些人堅持認為希伯來聖經中描述的上帝只不過是之前一系列神中最後降臨的一位;有人認為世界是邪惡的,因此上帝作為創世者也一定是邪惡的;有人認為世界上有兩個神,一個是惡毒的猶太神,另一個是神聖的耶穌之父;有人相信世上存在兩個耶穌,一個以逃離受難的精神形式存在,另一個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肉體形式;有一些人暗示耶穌可能是女人,並且女人和男人之間可能是平等的;有人認為新的啟示或許可以否定舊的啟示;有人推測耶穌即將重生,因此所有基督徒都要禁慾;有人說因為時間緊迫,基督徒必須自由戀愛;還有人認為升入天堂的唯一途徑是以殘忍可怖的方式完成殉道,因此性愛對他們來說無關緊要。

耶穌和釋迦牟尼一樣,並未留下任何聖典

人們普遍認為,釋迦牟尼對宗教上的超然存在持實用主義態度,建議人們選用最有效的方法,擯棄其他。另外,在尋求涅的過程中,佛教徒有許多條道路可供選擇。公元2世紀晚期,多數信徒開始認同主教存在的必要性,主教應該被視為最初傳道者的後裔,擁有評判耶穌意願的權威。

那些想法激進、近乎瘋狂的傳道者逐漸被世人遺忘,《新約》的內容變得更加明確具體,通往啟示的窗戶被關閉。除非得到主教的同意,否則沒有人能夠修改這本聖書,也沒有人能夠從聖靈那裡得到啟示;除非基督徒自己願意,否則也沒有必要恪守禁慾或成為殉道者。

二、基督教的發展

到了公元200年,儘管人們仍然對此爭論不休,但是基督教已經發展成一門有紀律的宗教信仰,並對救贖做出了明確規定。和大乘佛教一樣,基督教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宣揚的思想親切易懂,為身處亂世的世人提供了通往救贖的實用方法。博學的希臘人甚至暗示說,第二波軸向基督教與第一波軸向哲學之間並沒有很大區別:柏拉圖已經通往真理,基督教也已知曉真理,但是真理卻是相同的。

耶穌和釋迦牟尼一樣,並未留下任何聖典

當先進國家的機構開始瓦解時,主教們就被用來填補機構空白。他們動員信徒重新築造城牆,修補道路,並與日耳曼入侵者展開談判。和佛教徒一樣,基督教的聖人們也選擇隱居郊外,超然遁世,併成為當地的領袖人物。當時出現了一個舉國聞名的苦行者,他身著剛毛襯衣,居住在埃及沙漠中的墓穴,不吃不喝,不斷與心中的魔鬼鬥爭。

他的追隨者堅稱:"他從不用水沐浴身體,以祛除汙垢,甚至從不洗腳。"還有一位聖人,他在敘利亞一座50英尺的塔中坐了40年。當時,還有一些隱退者用動物毛皮遮掩身體,以青草果腹。簡而言之,他們成了"聖愚",即為了基督的緣故變成愚妄的人。

耶穌和釋迦牟尼一樣,並未留下任何聖典

在挑剔的羅馬紳士看來,這些都是奇異怪誕的行為,基督徒們也對這些引發眾人狂熱仿效,並且只回應上帝旨意的極端分子表示憂慮。

公元320年,一位來自埃及名叫帕科米烏斯的聖人想出瞭解決辦法。他將當地隱士全部集中在第一個基督教修道院,使這些人處於他嚴格的紀律約束下,並通過辛勤勞作和虔誠祈禱追尋救贖。帕科米烏斯和中國的道安並無任何交集,但是他們提倡的修道院形式卻驚人地相似,並且兩者都引發了類似的後果:公元5世紀,整個社會的經濟大環境陷入崩潰,基督教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也成了拖垮當地經濟的沉重負擔;隨著古典知識不斷消逝,修道院成了知識聚集的中心;戰亂時期,修道院可以將信徒轉化成民兵,用以維持當地的和平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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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教的傳播速度甚至超越了佛教

公元32年左右,耶穌去世,他當時只有大約幾百名追隨者;到了公元391年,當皇帝狄奧多西宣佈基督教為唯一合法的宗教時,已經有超過3000萬羅馬人改信基督教,儘管"改宗"是一個很籠統的詞彙。當時尚有一些受過高等教育者對此保持懷疑,他們在接受新的信仰之前,仍試圖用強大的邏輯性和嚴密性深刻探究教義內涵。

然而只消一下午時間,基督教、佛教的能言善辯者就能使他們周圍數以千計的人心悅誠服。由於相關的所有統計數據都很粗略,因此我們只能逐個進行剖析。我們不知道——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改宗"的步伐何時何地開始加速,又在何時何地開始減緩,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基督教和佛教在起步階段只有數百名追隨者,但最終都擁有了超過3000萬信徒,影響範圍遍及整個中國和羅馬帝國。

數世紀以來兩個宗教的平均增長率:中國佛教徒平均每年增長2.3%,這意味著每30年就翻一番;而基督徒每年增長3.4%,每20年就可以翻一番。這兩者到底有沒有聯繫?

耶穌和釋迦牟尼一樣,並未留下任何聖典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1781年就由愛德華·吉本提出。他說:"毋庸置疑,基督教的傳入對羅馬帝國的興衰存亡起到了一定影響作用。"但是吉本認為,基督教的影響程度並非基督徒本身相信的那樣。他暗示說,基督教的傳播導致羅馬帝國的精力不斷衰竭:教士們卓有成效地宣揚忍耐和自強的學說,積極向上的社會美德遭到了壓制,最後一點殘餘的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中。對慈善事業和拜神活動無止境的需求耗費了絕大多數的公有、私有財富,而眾多崇尚禁慾和潔身卻碌碌無為的男女肆意揮霍著士兵的糧餉

忍耐和自強同為基督教和佛教的美德。那麼,我們能否將吉本的論點進一步延伸,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各種宗教思想——神職者的謀略戰勝政治,心靈的啟示戰勝理智——終結了古典世界,導致數世紀以來社會發展不斷下滑,使得東西方差距不斷縮小?對這個問題,我們無法輕易解答,但是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和第一波軸向思想類似,第二波軸向宗教是社會發展變化的結果,而非根源。猶太教、希臘哲學、儒家學說、道教、佛教和耆那教都出現於公元前600~前300年間,當時社會發展水平超越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崩潰時所達到的水平。

實際上,這些教派和學說的相繼出現回應了當時先進國家的重組以及世界的覺醒。第二波軸向宗教起到了某種鏡像作用:隨著第一次東西方交流不斷髮展,先進國家的統治根基不斷動搖,於是人們發現第一波軸向思想有所欠缺,而推崇救贖的宗教適時地填補了空白。

耶穌和釋迦牟尼一樣,並未留下任何聖典

上述事例表明:運用武力威脅人民的行為註定會失敗,因為這些人希望追隨耶穌痛苦地死去,並將之奉為人生最大的成就。在接下來的50年間,儘管羅馬皇帝不斷地試圖掃清基督教的影響,但是基督教集會數量平均每年增長3.4%,公元310年左右,基督徒人數猛增至1000萬人,幾乎佔羅馬帝國人口總數的1/4。顯然,基督教已經發展到第二個臨界點。

公元312年,當羅馬皇帝康斯坦丁深陷內戰時,他發現了上帝所在。因此他沒有動用武力鎮壓基督教,而是做出了妥協,如同500年前他的祖先對具有同等破壞力的第一波軸向思想做出妥協一樣。

康斯坦丁將大筆財富送往教會,免除教會賦稅,並認可其等級體系。作為回報,教會也認可了康斯坦丁的統治權。


參考文獻:

《基督教是如何成為羅馬的精神支柱》

《歐洲史:阿拉里克攻陷羅馬與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佛教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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