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某天，在安徽省文聯大院一週一度的詩歌會上，一位著名詩人走上臺。此時，年僅四歲的嚴歌苓坐在臺下，她感受到現場氣氛的微妙變化：每個人都在笑著，卻又似乎微含敵意，像是在假裝捧場。“當一個大名人多麼好啊！”小歌苓在心裡想著。或許從那時起，一粒種子就悄然潛入了她的心田。正如她在散文《一天的斷想》中所寫：“我從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擺脫做一個平凡的人。”

早戀是一個錯誤

　　1958年，尚未滿月的嚴歌苓隨父母由上海遷至安徽。嚴歌苓的父親是一名作家，母親則是歌劇團的演員。在家庭氛圍的耳濡目染下，嚴歌苓自幼就開始接觸各類文學作品。十歲已對《茶花女》、《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等文學名著熟稔於心，還常常將這些故事講給同學聽。“想想我那時繪聲繪色、眉飛色舞地講述成年人複雜的故事和情感，我驚異自己的早熟，幾乎是個沒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

　　12歲那年，嚴歌苓考上了成都軍區文工團，成為了一名芭蕾舞文藝兵。在部隊的倉庫裡，她偶然發現了幾本已經有些發黴的書，有《巴爾扎克傳》、《貝多芬傳》、《拜倫傳》……她興奮不已，偷偷地將這些書綁在腿上帶回宿舍。為了避免被人發現，她將書的封皮撕掉，套上毛選的書殼，日夜沉浸在這些名人故事之中。

　　這一段“偷來的”閱讀時光，讓嚴歌苓初窺到不同領域名人的傳奇故事，也使她認識到人生的樣式竟可以如此豐富！而在這些名人當中，勤奮筆耕、逆境成才的拜倫讓她最為觸動，她立志要像拜倫一樣，做任何事都要將自己推向極致。於是，每天清晨四點天還未亮時，練功房的窗邊總會站著一個瘦瘦的身影——她的腳架在高高的窗欞上，腿繃得筆直。

　　轉眼三年過去了，正值青春妙齡的嚴歌苓出落得愈發亭亭玉立。這時，她愛上了部隊裡一位30歲的軍官。初嘗戀愛滋味的花季少女是靦腆的，也是瘋狂的。在相戀的半年裡，她每天給他寫一封情書，把情竇初開的少女心思、“心悅君兮”的愛慕之情、點點滴滴悉數流於筆尖。可是，當這段地下戀情被發現時，軍官卻為了保全自己，出賣了嚴歌苓，將她所寫的情書統統上交給組織。

　　一時間，她成了不道德的誘惑者，眾矢之的，被批鬥、被詆譭、被唾罵、被孤立。談起這段往事，嚴歌苓至今仍有些難以釋懷，她曾在採訪中說：“在我們的時代，早戀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我每天寫情詩、寫情書給我喜歡的那個人，他當時也很喜歡我，這就是我的初戀……他就把你供出來了，這是我一輩子最大的創傷。最大的懲罰是，你要一遍遍地寫檢討，然後當眾念……我想到死，我覺得太羞辱人了！”後來，嚴歌苓把這段經歷寫進了《穗子物語》中的《灰舞鞋》——“她是美麗、孤高的少女，卻不理解為什麼會有背叛。年紀輕輕就知道了絕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惡。她想過死，卻終於活下來。”

　　為了逃離這場巨大的屈辱，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時，嚴歌苓主動請纓去當戰地記者。她挎包裡裝著一隻五四式手槍，頭也不回地就去了前線。戰場上，死亡每天都在身邊發生，空氣中瀰漫著血腥的味道。當親眼目睹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生命逝去時，“我忽然間就成熟起來了，對英雄主義的概念有了自己的反思”。在前線採訪、照顧傷員的3個月裡，

　於是，嚴歌苓開始把目光投向文學寫作。她將自己自幼積澱的文學功底、講故事的才能，與在部隊多年的舞蹈表演、舞劇編排經驗結合起來運用到小說的寫作中，並於1980年在《戲劇與電影》上發表了第一部電影劇本《殘缺的月光》，從此開始走入文壇。

她絕不是一個只會悶頭寫作的“筆呆子”，而是一個“體驗派”的作家。在每次下筆創作之前，她總要花上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去親歷、去體驗、去感受作品中人物真正的人生：
　　《寄居者》要寫抗戰時期燈紅酒綠的大上海，她就翻遍資料，連當時的香水牌子、裁縫店佈局都要一一記下，不放過一個細節。
　　《媽閣是座城》的故事要以澳門賭場為背景，她就先後4次前往澳門，親自上賭桌，輸了好幾萬塊錢只為感受賭徒的真實心理。
　　《老師好美》寫的是高中生與班主任之間的故事，她就跑了5所中學，每天在課堂上旁聽，跟老師和學生一起上課、交流。

《第九個寡婦》則是講述一箇中原農村一個寡婦的人生，她就跑到河南農村去體驗生活，與村民老太太同吃同住，甚至一同下地種番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