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曾經是一個神聖的名詞，可以說比教師更高級，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N次方”，“新文化運動”就是中國作家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魯迅、胡適等人倡導開展起來並締造一個新紀元。我從小就想做一名作家，讀初中時就開始投稿創作，還在不少媒體發過作品，但越來越變味，現在說起“作家”這個名詞，我真的很汗顏，我很清楚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不敢與“作家”相持並論，寫文章也是想玩玩一下文字遊戲，不想用自己有限的知識去教育和感化現在用電腦碼字的新新人類，也不想輕易讓所謂的“大師”們用主流和非主流的意識來洗*腦，使自己日益“白痴”化，還是那句話：走自己的路，讓人家說吧！有可能還想學一學90後新新人類的非主流思想：“穿別人的鞋，讓人家去找吧！”
作家在信息時代和網絡時代，想通過作品去美化和淨化用電腦碼字的新新人類心靈，已經越來越不現實，作家的地位和神聖度甚至已比不上佛教的一句“阿尼陀佛”，屬“豆芽無骨”之列。汕頭作協有個叫茹清君與我討論時說,作協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但為什麼又有許多作者想加入作協？我說因為作協是文學愛好者一個家，大家希望作協領導下，有一個明確的前進方向。作協其實不是鬆散單位，中國作協是正部級單位，省作家協是正廳級單位，都是公務員待遇，每年國家和省財政都拔出大量創作資金，以廣東省為例，一年的創作資金不下五千萬。如果能被廣東省作協吸收為簽約作家，每月就會不少於3000元工資，採風、深入生活一切費用報銷，沒有後顧之憂地搞創作。而地級市一級作協卻是三無單位，即無編制、無經費、無辦公場地，只靠收點會員費或作“大本乞丐”向大腕討點贊助費渡日。文學工作者想加入省一級以上的協會，又必須通市作協這個三無單位的推薦。一個文學作者如果沒有在省一級作協的幫助和扶持、包裝下，孤軍奮戰，餓著肚子搞創作，然後想有所作為，那是很難的事。正如女作家盛可以、盛瓊、魏微，高小莉、杜可風、還有王十月一樣。
因而好多文學作者為加入省一級的作協，自費出書，有的還出了不少，但進入省一級的作協又有什麼作為？我也曾在作家論壇作過調查，回答在我的腦海裡基本是一片空白，就是一本證、交幾百元會費，得作協自出刊物，我真希冀有人告訴我，做了中國作家協會或省協會的作家，有多大的作為和好處？充其量也是一個浪得虛名的作家而已。
這不是我的狂妄，象那些自費出幾本無病呻吟，自以為是，免費送人家又被人家當廢紙買，然後混箇中國作協會員或省作協會員嚇人的不入流作“作家”，也就是說，既不是主流意識作家又不是非主流意識作家，那真的不提也罷。
“作家”在當今天物慾橫流的社會，其地位和價值正在不斷下降，與媒體記者相比，作家比記者不好用，本人曾在報社混過，採訪時說是省某大報的記者，到政府部門一走，大家都笑臉相迎，市長書記都相當客氣，更不說下面基層行局縣鎮。但說是省作協作家下來採風，有時連頓飯都找不到吃，除非是省一級作協大型採風活動，有專門接待。這是作家的社會地位在變化。與書畫家相比，作家的價值地位是微乎其微，他們創作的作品是以尺寸計價，每平方尺都是成千上萬的，一個名書畫家，一幅字畫可以買一幢豪宅一部好車，看看中央書畫頻道播出的各名家書畫價格，真是使作家們汗顏。一個作家花幾年完成的一部小說作品，就是算能拍成電影電視劇，也抵不過人家一片字畫。
另外近幾年不管是中國作協或省作協的機關作風越來越嚴重，功利性強，幾年前的“作家炒作風”讓我們略見一斑。據媒體報道，2003年，餘開偉、黃鶴逸先後退出湖南省作家協會，夏商退出上海市作家協會，張石山退出了山西作協，李銳宣佈辭去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職務，同時退出中國作家協會。形成了轟動一時的“作家炒作協”之風。李銳在《致文友公開信》中，提到自己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深感作協日益嚴重的官僚化，“官本位的等級體制令文學日益萎縮”；而作協的換屆選舉成了被權力操縱的木偶戲，因此患上了“換屆綜合證”。2006年12月2日，曾因瀋陽市文化局拖欠自己工資而上街乞討的作家洪峰退出作家協會組織。洪峰在博客中說：“鑑於一次個人乞討導致了關於中國作家以及體制方面的論戰，本人的職業身份因此遭受百般質疑和辱罵，我曾很尊重的個別前輩和同行指責我利用乞討鬧文壇……”
2008年6月6日，《齊魯晚報》26版刊登了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的兩首詞，其中《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中，以汶川地震遇難者的口吻寫道“縱做鬼，也幸福”、“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這首詞因詞律和文理不通在網上引起巨大的爭議。因羞與王兆山為伍，淄博作家李鐘琴宣佈退出山東作協。
2009年6月23日，“童話大王”鄭淵潔在博客中稱，自己因受到排擠，宣佈從當日起退出北京作家協會，並稱現在的北京作家協會和以往相比已經大變樣，需要改革。隨後記者就此事致電北京作協辦公室負責人，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卻表示鄭淵潔博客所述並非事實，不存在排擠，而鄭淵潔則表示排擠的事實的確存在。在博客中，鄭淵潔稱“作協”花納稅人錢不作為，還將“作協”比作“足協”。
香港知名作家金庸老先生的小說和作品，相信大家無人不知，他原來就不是中國作協，但誰沒有他的武俠小說寫得好，2009年他85歲之時想加入中國作協，立即引起網友的熱議；“金庸加入作協，鄭淵潔退出作協，看來作協也是圍城，外邊的想進去，裡邊的想出來。”一位網友如此評價。
評論家王曉漁表示，如果是一個正常的機制，有人進有人退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加入和退出都成了一種新聞。這說明作協是一個封閉性的機制。“像金庸進作協，是統戰工作的一部分，就像成龍是中國電影協會副主席，我覺得它跟寫作沒有什麼關係。”
評論家張閎稱，鄭淵潔退出作協事件說明，作協還是一個官僚機構。“作家是主體，作協的工作人員起一個服務、協調溝通的作用，鄭淵潔這麼一個大名人，你還能找不到他？這肯定是有問題的。至於它是不是故意的，我覺得不是很重要。”張閎說，80年代的作協是很活躍的，年輕人都喜歡往那邊去交流的，現在它的地位也衰落，但它的派頭卻是有點往上漲。
這些作家想進想出作協，我都不問對錯。在這裡我只想弱弱地對各位作家和想做作家的文學作者說，現在的社會，誰都不會把作家當成那麼回事，自己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你的文章有點擊率、有回頭率、有熱度你就是價值 ，如果老想用你所謂的高尚情操教育和淨化網絡時代的新新人類，那你才是天下最大的“白痴”作家，如最近網紅作家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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