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一味以文驭武的恶果逐步显现，军人的地位和尊严江河日下，武官的军事才能和文化水平也开始惨不忍睹起来。元朝灭亡之后，明与以北元为首的蒙古残余势力相爱相杀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多数时候蒙古入寇的根本原因既不是要入主中原，也不是要歼灭明军有生力量，而是迫使明朝解除贸易封锁，或是单纯的劫掠物资，因此除中前期的少数几次大规模正面冲突外，双方在整个北方边境进行的都是一系列规模不大而绵密的伏击战、破袭战和骚扰-反骚扰作战。
在这种“敌来我守、敌退我追、关门打狗”的小打小闹中，那种指挥千军万马，两军堂堂对阵，列队厮杀的能力变成了可有可无，反之，个人勇武和指挥小规模灵活精锐部队长距离奔袭作战的能力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豢养精锐家丁在明中期之后成为风潮，这种主奴模式的军队作战时，家奴只跟随主人的行为，听从主人命令行事，也只为了保护主人拼死作战，主人往往需要亲率军队直接进行奔袭和捣巢作战，将领个人的勇猛和武艺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主帅一旦阵亡，军队顷刻间就会覆灭。
这种战力退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萨尔浒战役中，刘铤和杜松的战死。
刘铤在阿布达理冈遭后金军伏击时，其敏锐的判断出有人出卖了他（朝鲜军元帅姜弘立），然而刘铤不以为意，反而以一敌二，从已时打到酉时。为了稳定战线，其本人必须亲临一线直接参与战斗，在纵马追逐敌军时左臂先中一箭，一边拔箭犹自挥刀猛战，面部又中一箭，才在精疲力竭后阵亡，其义子（家丁）背着刘铤的尸体死战，也被敌军当胸一箭杀死，而杜松战死的过程也与刘铤相仿。
刘铤、杜松战死的过程不可不谓之壮烈，然而不过是明朝整体军事能力退化的一个缩影，二人殉国二十年前，辽东总兵李如松就在一次轻骑捣巢作战中预演了这一幕，阵亡在离萨尔浒不远的地方。从李如松到刘铤、杜松，这些高级将领不得不亲自作战，最终丧命的现象里，不难看出明朝将领军事素质、及军队作战方式和能力的退化过程。
出于对军事暴力集团的不信任，皇帝往往委派一位“知兵事”的文官来统领诸位领兵的将领，这种文官统帅通常安全的呆在距离战场数十到数百里的地方，仅靠书面报告和命令来指挥整场军事行动。
在大明帝国拥有王守仁这样不世出的人才时，自然能够顺利的平息一般程度的事态，当朝廷不得不从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时候，杨镐这种平庸之辈就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万历皇帝用人不当的表象背后，是大明帝国有将无帅，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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