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後期，一味以文馭武的惡果逐步顯現，軍人的地位和尊嚴江河日下，武官的軍事才能和文化水平也開始慘不忍睹起來。元朝滅亡之後，明與以北元為首的蒙古殘餘勢力相愛相殺長達兩個世紀之久，多數時候蒙古入寇的根本原因既不是要入主中原，也不是要殲滅明軍有生力量，而是迫使明朝解除貿易封鎖，或是單純的劫掠物資，因此除中前期的少數幾次大規模正面衝突外，雙方在整個北方邊境進行的都是一系列規模不大而綿密的伏擊戰、破襲戰和騷擾-反騷擾作戰。
在這種“敵來我守、敵退我追、關門打狗”的小打小鬧中，那種指揮千軍萬馬，兩軍堂堂對陣，列隊廝殺的能力變成了可有可無，反之，個人勇武和指揮小規模靈活精銳部隊長距離奔襲作戰的能力變得更為重要。因此，豢養精銳家丁在明中期之後成為風潮，這種主奴模式的軍隊作戰時，家奴只跟隨主人的行為，聽從主人命令行事，也只為了保護主人拼死作戰，主人往往需要親率軍隊直接進行奔襲和搗巢作戰，將領個人的勇猛和武藝就成了決定勝負的關鍵性因素，主帥一旦陣亡，軍隊頃刻間就會覆滅。
這種戰力退化的影響集中體現在薩爾滸戰役中，劉鋌和杜松的戰死。
劉鋌在阿布達理岡遭後金軍伏擊時，其敏銳的判斷出有人出賣了他（朝鮮軍元帥姜弘立），然而劉鋌不以為意，反而以一敵二，從已時打到酉時。為了穩定戰線，其本人必須親臨一線直接參與戰鬥，在縱馬追逐敵軍時左臂先中一箭，一邊拔箭猶自揮刀猛戰，面部又中一箭，才在精疲力竭後陣亡，其義子（家丁）揹著劉鋌的屍體死戰，也被敵軍當胸一箭殺死，而杜松戰死的過程也與劉鋌相仿。
劉鋌、杜松戰死的過程不可不謂之壯烈，然而不過是明朝整體軍事能力退化的一個縮影，二人殉國二十年前，遼東總兵李如松就在一次輕騎搗巢作戰中預演了這一幕，陣亡在離薩爾滸不遠的地方。從李如松到劉鋌、杜松，這些高級將領不得不親自作戰，最終喪命的現象裡，不難看出明朝將領軍事素質、及軍隊作戰方式和能力的退化過程。
出於對軍事暴力集團的不信任，皇帝往往委派一位“知兵事”的文官來統領諸位領兵的將領，這種文官統帥通常安全的呆在距離戰場數十到數百里的地方，僅靠書面報告和命令來指揮整場軍事行動。
在大明帝國擁有王守仁這樣不世出的人才時，自然能夠順利的平息一般程度的事態，當朝廷不得不從矮子裡面拔將軍的時候，楊鎬這種平庸之輩就被推上了歷史的舞臺，萬曆皇帝用人不當的表象背後，是大明帝國有將無帥，無人可用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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