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不过历史的惯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刹住的，清政府上下对洋人的心态仍然是以厌恶和仇恨为主，更没有想过要跟洋人学习。
在康乾时代，清军也曾面对过火器比自己先进的敌人，但最后都打赢了，因此有很多清廷高层都认为，只要准备充分，不一定打不过英国人。这种自信虽然看起来有点狂妄，可至少还没有染上恐洋症。
英法等国对清朝的社会结构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总是把传教士作为渗透的急先锋。品行好一点的传教士一般通过免费医疗、救助孤儿等手段拉拢乡民。急功近利之辈则利用官府的软弱，吸收地痞无癞，给他们充当保护伞，以达到快速发展教众的目标。
清政府签的各个不平等条约，明文规定只允许在通商口岸传教，但很多传教士们对此置若罔闻，经常深入内陆地区发展教徒。各地官员大多睁眼闭眼，只要不出事就当没看见。可是，万一出了事怎么办？1856年在广西就出了这么一档事。
一名叫作马赖的法国神甫，在广西西林县被人给告发了，罪名是鱼肉乡里，欺压良善等等，就是一个土皇帝。西林县是在内陆地区，不属于可以传教的范围，但这位法国神甫显然没有把禁令当回事。
马赖的本名叫奥古斯特·沙普德莱纳，属于法国外方传教会。1852年，他被派往中国的广西进行传教活动。法国侵占越南后，把中国西南地区定为下一步目标，积极派遣传教士，以谋取特殊地位。
马赖先去了贵阳，然后把西林县的尧山村作为自己的据点，开始发展教徒。良善村民大多对洋教兴趣不大，地痞无赖却发现官府很怕这些洋人，只要得到洋人的庇护，干了坏事官府也不敢管。于是，他们纷纷加入教会，投在马赖的门下。
马赖是法国天主教的神甫，对教众的祭祖和婚姻都有严格规定，这就跟当地的习俗发生了冲突，激起很多民众的反对。为了克服这些阻力，提高教会的威慑力，马赖竟然把眼光盯上土匪。
一名姓林的土匪因为抢劫杀人被官府抓住，马赖买通县官，把这个土匪给无罪开释，然后把他吸收进教会，为自己彰目，压制普通教众，以及想退教的人。
据乡民们述说，马赖除了有一名长期姘妇外，还干涉教众的婚姻自由，甚至奸淫女性教众。当新知县张鸣凤上任后，忍无可忍的乡民们便向知县控告马赖的诸多罪行。
张鸣凤经过调查后，逮捕了马赖和25名教众。史学界对马赖的部分罪名虽有争议，但他违反条约擅自传教、逼迫教众捣毁祖先牌位、勾结土匪的罪行是实在的。
张鸣凤根据大清律对马赖等人做出了判决：马赖和教众曹桂被罚站笼，教众白小满被斩首。马赖和曹桂站了三天后毙命，此案总共死了三个人。
法国方面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要求清政府解释此事，认为这是对法国的侮辱，将引起法国的报复。差不多同一时期，英国人也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想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夺取更多的权力。英法两国一拍即合，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一回清廷打得远比上一次认真，勇将僧格林沁一边从蒙古草原调来精锐骑兵，一边加强沿海炮台，做好了与英法决战的准备。还真别说，大沽口炮台反复打了几次，清军取得过重大胜利，击沉多艘敌舰，缴获了不少火炮。
可是当英法联军上岸后，僧格林沁的陆军反而表现得极差，既不利用地形打伏击，也不集中优势兵力多路进攻，而是用蒙古骑兵硬冲敌军方阵。结果打出了清朝对外战争史上最为悬殊的伤亡比，几乎葬送了全部蒙古骑兵。
八里桥大败后，清廷丧失了打下去的勇气，咸丰皇帝逃到避暑山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一把给烧了。接下来签订的《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进入内陆传教，以及租买田地的权利。大量教堂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和乡间，外国宗教势力得到快速扩张。
而知县张鸣凤尽管判决合法，但引起了严重后果，被清廷革职。从此，恐洋症在清朝迅速蔓延，凡是涉洋案件，都以弹压中国百姓而告终。连中兴名臣曾国藩，也因天津教案而声名狼籍，黯然隐退。中国进一步划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閱讀更多 正觀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