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滿教】
（薩滿教儀式/來自網絡）
薩滿教，是古代北亞地區的傳統原始宗教，蒙古人也不例外。
隨著鐵木真成吉思汗及其黃金家族所率領的蒙古鐵騎披靡所向、攻城拔寨所至，不同的宗教對蒙古人也在不斷浸淫、滲透，在蒙古人征服世界的同時，各種宗教信仰也悄然進入了他們的精神世界。
1206年春在斡難河畔的忽裡勒臺大會上，鐵木真正式成為成吉思汗。
“成”，是蒙古語裡“強大、堅強”的意思，“成吉思汗”一詞的整體意思就是“強盛偉大的帝王”。敬獻這一稱號者，正是一位在蒙古民族中間德高望重之人、薩滿巫師闊闊出。
薩滿教相信，天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神，人的一切都由天來安排，蒙古人把鐵木真和他的黃金家族都視作“長生天”的代表，把他們的號令當作上天的意志。
蒙古帝國早期的領袖也確是虔誠的薩滿教徒，他們都堅定地認為，自己征服世界、統治世界合乎上天的旨意。鐵木真在每次出征之前，都要在自己的大帳中自行封閉—“與騰格里（天神）對話”，在每次征戰勝利後，鐵木真也都要按照薩滿教的儀軌對天致謝。
鐵木真將薩滿定為國教，委任烏孫老人為掌管宗教的“別啟”，大意是總教主。基本上說來，鐵木真及其四個兒子朮赤、察合臺、窩闊臺、拖雷都是薩滿教的真正擁篤者，不過，這四位兄弟的夫人則都是虔誠的景教徒。
正是薩滿教的這種以天為最、“替天行道”、無比虔誠地把領袖鐵木真家族當作天意代表的信仰與文化，使得蒙古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族群都顯得更團結和有紀律性，這樣的一種宗教意志，實際上已經在當時轉化為蒙古鐵騎不斷進攻、不斷前進、甚至是瘋狂殺戮的理論基礎和意識形態了。
蒙古人以區區幾十萬部眾起家，擊敗了一個個比自己強大許多的族群和國家，迅速建立了龐大的帝國，也正是因為蒙古人後來宗教文化上的變化與偏差，也使得其統治的有效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大打折扣。
（參見拙作）
【黃金家族的分裂】
黃金家族作為統治階級，其宗教信仰的變遷還要從帝國的實際分裂說起。
以元憲宗蒙哥（鐵木真之孫，鐵木真四子拖雷長子）汗為界，在其執政的1251-1259年間，繼承權之爭導致的內部不睦已經昭然若揭了，在他去世以後，帝國實際裂變的時代到來了，逐步演化為：
蒙哥弟弟忽必烈建立了漢式中央集權制政權——元朝，它繼承了蒙古帝國主體、表面上作為宗主國的元朝；
元太宗窩闊臺後裔在今中亞地區西部建立了獨立的汗國（窩闊臺汗國，後被元朝和察合臺汗國瓜分）；
窩闊臺的二哥察合臺後裔在今中亞地區西部建立了獨立的汗國（察合臺汗國）；
佔據今哈薩克草原、高加索、保加利亞、伏爾加河及第聶伯河流域的藩屬國欽察汗國（朮赤系）；
佔據河中地區和薩馬爾罕等地的藩屬國察合臺汗國，佔據波斯、亞美尼亞、敘利亞、小亞細亞、伊拉克、呼羅珊、阿塞拜疆等地的旭烈兀伊利汗國（旭烈兀和忽必烈、蒙哥均為鐵木真之孫，拖雷之子）；
隨之，各實體的宗教信仰亦發生了深刻變化。
正如前文講過的那樣，由於最高領袖鐵木真及其傳承者的個人好惡，往往會把一些部落、民族或種族變為他們的寵臣，甚至代代呵護，如畏兀兒人、契丹人、突厥人、亞美尼亞人，也會把一些部落、民族或種族推向永世不得翻身式的境地，例如欽察人（幾乎被蒙古人滅種）、党項人。
反過來說，這些被寵幸的族群，自然而然地就在不經意間把自己的宗教信仰灌輸給了在宗教信仰領域還比較幼稚的蒙古人。
深得鐵木真信任的中書令耶律楚材，是一位漢化程度很深而種族性質與蒙古族、漢族同源的契丹人。他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利用鐵木真的寵幸和自己對窩闊臺即位的幫助，使得他有機會和能力勸阻鐵木真珍惜民力、力戒殺戮，也利用自己在大汗身邊近侍的優勢，用自己淵博的佛、儒、道宗教理論影響了當時很多的蒙古高級幹部。
（元朝和四大汗國/來自網絡）
【景教】
鐵木真青年時代和克烈部密不可分，這個部落民眾的景教信仰無疑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他啟動統一蒙古各部的進程中，也是和克烈部一樣都是景教徒的汪古部，又冒著巨大危險（實際上後來的確遭到了鐵木真敵人的毀滅性打擊報復），背叛了當時很強盛的乃蠻人，而投向了鐵木真。
因而，在鐵木真揮師西進的時候，蒙古人對基督教徒的保護在許多史書中都有記載，其對於景教徒“慈父般”的保護，與蒙古人對其它人的屠殺相比，簡直無法讓人相信是同一群征服者所為。
畏兀兒人對黃金家族信仰方面的影響也具有代表意義。他們那時普遍信奉佛教和景教，今天，我們在畏兀兒人的舊地如吐魯番、哈密乃至巴爾喀什湖、伊塞克湖流域，仍可看到大量佛教遺蹟，就是很好的實物證明。
景教在世界宗教史上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它雖發端於歐洲，但在黃金家族統治世界之前，即已對近東、中亞浸霪頗深。1625年（北元林丹汗二十二年、明熹宗天啟五年、清太祖天命十年），在長安府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立於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是景教傳入中國的最重要歷史文物，時至今日仍然完好保存。
景教在中國也被稱為“聶思脫裡派”，它最初以是基督教一支的面目出現。公元五世紀上半葉，景教的創始人聶思脫裡被基督教列為叛端後遭到流放，其追隨者紛紛逃往東方，在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基督教勢力較弱地方傳教，沒想到意外地受到了當時古波斯國王的信仰和保護，從而得到了很大發展。薩珊朝波斯滅亡後，大批景教徒在波斯無法立足，無奈只好繼續東進。這樣，景教於中國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九年（635年）由羅馬籍教徒阿羅本傳入中國。
在公元7世紀一直到公元13世紀時，景教經過西域畏兀兒人與波斯人的辛勤傳教，經過漢地諸朝的關懷以及漢族和蒙古族的密切交往，在西域諸民族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勢力。蒙古人也有一些景教教徒，儘管信眾還遠不能和薩滿教相提並論，但在一些局部地區已經佔據了一定的信仰優勢，如在蒙古部落中的如汪古部、克烈部等部落中，景教已經取得了宗教的優勢地位，並伴隨著上述兩部和鐵木真家族的世代聯姻而深深影響著蒙古統治階級。
（參見拙作）
【佛教啟蒙“導師”畏兀兒人】
畏兀兒人因為在黃金家族開始擴張時基本沒有抵抗而迅速降服，一下子得到了蒙古人的高度信任，同時畏兀兒人又具有比較高的整體文化素質，因而長期被蒙古人任用為官，連其文字也被蒙古人使用多年，於是，在言談舉止、談笑風生間，畏兀兒人就把佛家的教義和文化輸入蒙古騎兵的心中了。當時的畏兀兒人，被歐洲人稱作是黃金家族“文明的教師”和“優秀的文書”。
多數人對蒙古人的印象似乎更多地停留在金戈鐵馬和不知疲倦的廝殺，其實，在黃金家族開始擴張和西征的初期的宗教政策是相當成功的，在某種程度上並不亞於他們的軍事力量。
蒙古人並沒有把自己的薩滿教強加於人，而是根據征服目標的具體情況隨時調整宗教政策，以適應軍事鬥爭的需要。在十三世紀初期，蒙古人已經基本統一了蒙古本部各部族，這時候鐵木真面對的是天山一帶的畏兀兒人，當了解到他們主要信奉佛教和景教後，鐵木真派出了漢族高僧和汪古部的景教徒作為使者勸降，結果雙方一拍即合。
建都在中亞巴拉沙滾的西遼王朝當時也不是一塊好啃的骨頭，從遼被金滅、野律大石率漢、契丹等民族西進後歷經幾十年，以漢族政治文化體系為本，朝廷以佛教為主，依靠訓練有素的契丹、突厥、乃蠻兵士，團結當地以穆斯林為主的各族群眾，已經建立了比較穩固的統治。
為了儘快殲滅西遼政權，知己知彼的鐵木真仍然有效利用了宗教信仰，他在進兵前，派出各類使者前往西遼地區，這些人中有帶著信函直接威脅其統治者並進行離間的，更多的是遊說當地主要的穆斯林大阿訇、大毛拉，意思是蒙古人保護和尊敬伊斯蘭教，而西遼皇帝卻是“異教徒”云云。
很快，西遼就在內憂外患中滅亡了。
【與歐洲基督教的短暫聯盟】
蒙古人殲滅曾控制中亞、西亞的強國花剌子模並進行了殘酷大屠殺的消息，也傳到了相距不遠的歐洲，出於宗教的對立，那裡強大的基督教勢力並沒有什麼“心痛的感覺”，但是他們對突然間出現的這支無堅不摧的軍隊畢竟抱有深深的疑慮。
鐵木真、朮赤、貴由、旭烈兀等人通過和基督教教廳以及歐洲一些國家的外交往來，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同時對花剌子模、巴格達哈利發家族等的滅絕式屠殺已經在廣大穆斯林世界引起了憤怒，這對於人口數量居絕對劣勢的蒙古統治階級可不是什麼好事。
於是，蒙古人非常友好地不斷向基督教勢力釋出善意，不僅如此，他們還堅決保護處在眾多伊斯蘭教徒“汪洋大海”中的亞美尼亞人，因為這個篤信基督教的古老民族不僅佔據著高加索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經常得到來自歐洲的支援，而且擁有一支由很強戰鬥力的職業化軍隊。
蒙古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聯盟達成了並且延續了很長時間，這樣的結果是黃金家族分別建立的藩屬國欽察汗國和旭烈兀汗國的側翼和接合部變得非常安全，並且可以專心致志地應對來自東方察合臺汗國以及本土反抗者，從而消除了西方歐洲的威脅，避免了腹背受敵的危險。
黃金家族早期並沒有試圖通過武力將自己的薩滿教信仰強加於所征服的民眾，而是採取了非常靈活的策略，目的並非是蒙古人討好或者真正贊同某一種需要，而是為了得到征服戰爭的戰術利益。
但是，初期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整個帝國具備了長遠的宗教政策和戰略，後來的事實證明，當宗教作為一種戰術而需求不再的時候，黃金家族的自身的宗教信仰和帝國的宗教政策就顯得毫無章法了。
試想，假如蒙古人從帝國具備了雛形以後，就堅定不移地堅持薩滿教，同時集中所征服地域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學者專家之聰明智慧，為古老的薩滿教賦予不斷創新並且能為大多數民族所能接受的意識形態，輔以無與倫比的軍力威懾，那麼，薩滿教這種本來就蘊含著人類對自然對生命偉大而神秘認識的宗教，就很可能為帝國臣民共同認可，無疑會大大加強帝國統治的穩定性。
假如當時蒙古人如果能夠拋開狹義的“血統論”和狹隘的少數民族自卑心結，從而把大量信奉儒道釋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党項人從漢地帶到帝國所有地區的話，用他們的文化和定居文明配合黃金家族治理國家的話，龐大的帝國也絕不會在鐵木真去世後不久就陷入實質的分裂狀態，更不會在建立中央集權制的元朝以後僅僅100年就分崩離析。
但是，歷史畢竟不能假設。
帝國的宗教信仰，隨著他們建立了蒙元帝國和三個藩屬國，而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也就是從整個帝國角度看，沒有哪一種宗教是佔據絕對主流的，從而顯現出大分散的信仰特點；各帝國直轄的漢地等地區及三個藩屬國看呢，又相對具有小集中的特色，比如漢地依然是傳統的佛教、道教、儒教佔據主導地位，而三個藩屬國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某一種宗教作為主導性宗教。
（甘肅道教名剎白雲觀/來自網絡）
【各自為教】
帝國治下的宗教信仰無疑具有地域性較強的特徵，這是所統治對象的主要信仰所決定的，儘管有些黃金家族成員曾經力圖使被統治者的宗教隨自己而變革，但是由於蒙古人在各個汗國和漢地都屬於絕對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這樣隨著歷史變遷，最終也不得不融入當地人民之中。
如黃金家族在中亞建立的旭烈兀伊利汗國，雖然初期延續了鐵木真對版圖內以亞美尼亞人為代表的基督教徒的好感，並充當其忠實的保護神，甚至一度與遙遠的羅馬教廷及法蘭克、十字軍基督徒們打得火熱，但伊利汗王們最終還是因為被包圍在人數遠遠超過基督教徒的穆斯林的汪洋大海中，而逐漸成了典型的伊斯蘭教徒，以至於純正的鐵木真之子拖雷後裔合贊汗在被穆斯林擁戴者於1295年進入汗國都城大不里士時，他也不得不在擁戴他的穆斯林籍宰相納兀魯斯影響下，大肆滅絕當地盛行的基督教，正式開始了伊利汗國的伊斯蘭化進程。
在察合臺汗國也有驚人相似的一幕：1348年稱汗的東察合臺汗國圖胡魯克鐵木爾汗在眾多被統治的伊斯蘭教徒推動下，率領16萬蒙古人改變了薩滿教和佛教信仰，皈依了伊斯蘭教。
鐵木真的子孫們曾經多次征伐阿富汗，並在當地留下了一些蒙古族士兵駐守。時至今日，在阿富汗人口中居於第三位的民族哈扎拉人，據說正是當年這些蒙古人的後代，其外表、生活習俗依然類同蒙古族，但宗教信仰則早已在周邊普什圖、塔吉克等穆斯林影響下完全伊斯蘭化了。
即便同屬蒙古一個民族，不同部落群體的宗教信仰原本也很複雜，如早期的蒙古克烈部和蒙古化了的突厥人汪古部，早在鐵木真成就霸業之前就已經是虔誠的景教徒了，乃蠻部則是薩滿教和佛教的忠實信徒。
缺乏文化支撐的蒙古原始薩滿教，在日出而牧、日沒而息的矇昧時代尚可維繫，一旦與蒙古所征服地域內比較先進文明所配伍的宗教發生碰撞時，薩滿教絕對和蒙古鐵騎的銳利兇猛截然相反，簡直是不堪一擊。
的確，在人類生產力水平相對還比較低下的歷史長河裡，宗教信仰是凝聚人心、鑄就團隊、保持穩定的基石，薩滿教在蒙元帝國初期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而當蒙古人離開草原後，那種沒有自己的文字和高度文化支持的宗教信仰，就實在無法繼續履行宗教的職責了，於是，在蒙古鐵騎踩踏之後，對原有信仰的批判，和所統治人民宗教信仰的影響，必然給蒙古人帶來巨大的心靈衝擊，再堅持傳統與改弦更張的痛苦折磨與搖擺中，大而散的宗教信仰對帝國的統治造成的破壞力實在太大、太大了。
【元朝的宗教政策】
忽必烈1279年（至元16年）定都大都北京時，就把他爺爺鐵木真確定的國教—薩滿教拋開了，他在位34年，對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非常推崇，以至於對他的後世都有極深的影響。
因為忽必烈寵愛的國師八思巴來自西藏地區，因而他“愛屋及烏”，對藏傳佛教尤其情有獨鍾。元朝百年曆史中，獲得歷代皇帝冊封的來自於藏傳佛教的帝師就尤12名之多，這樣也為後來北元時期東蒙古全部和西蒙古大部整體信仰藏傳佛教打下了深厚基礎。值得一提的是，有賴於蒙古人的篤信，吐蕃在蒙元期間建立的兩次神權政權，都是靠了同為藏傳佛教徒的蒙古人大力相助。
有元一代的宗教信仰情況大抵若此。
忽必烈及其後人統治的地域，從人口構成看，以漢族和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為主，漢族的宗教經過隋唐和兩宋特別是南宋朱熹等人的積累，已完整形成了儒道釋（佛）三教有機統一的信仰格局，北方的女真人和契丹人後裔，則以漢傳佛教為主、薩滿教為輔，西北的党項人以漢傳佛教為主，少量人信奉景教，畏兀兒人和党項人的信仰結構幾乎一樣，漢地西南邊陲的吐蕃人以藏傳佛教為主，原大理國人則熱衷於和東南亞一樣的小乘佛教，這些宗教在派別和部分供奉神靈上略有不同。
察合臺汗國、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在開始階段尚有薩滿教的殘存，後來分別因為漢王的個人喜好或者韓國外交軍事鬥爭需要而對佛教和基督教有過垂青，但後來相繼被所統治的穆斯林同化為伊斯蘭教了。但總的來說，蒙元帝國屬民中數量最多的信徒在還是佛教徒。
元朝皇室的宗教信仰和對宗教的認識比較複雜。
（參見拙作）
【儒道釋】
從單純的文化包容角度來說，似乎都頗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度：比如，世祖忽必烈的母親索魯忽帖尼出自克烈部首領家族，是標準的景教教徒，對兒子的影響不可謂不深，忽必烈對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基督徒的熱情與信任能夠充分反映這一點，1269年，他甚至下詔成立了全國基督教管理機構--崇福司，並給與這些主教以免稅和其他種種特權。
忽必烈之後的成宗鐵木爾（忽必烈之孫），把自己的女兒愛亞迷失公主嫁給了元朝著名戰將、汪古部王子、景教徒闊利吉斯（即西方名：喬治），且關照鍾愛有加；就連蒙元皇室的御林軍裡，一度竟然有多達三萬士兵是景教或天主教徒。
蒙元對中原宗教也高度支持——元太祖鐵木真對道教全真派教長邱處機信任有加，以至於在西征中亞獲勝後還延請了多位道教名流前往那裡佈道講經；深受鐵木真和太宗窩闊臺信任的耶律楚材則是標準的漢地儒家和佛教徒；憲宗蒙哥的皇家老師基本上都是漢地儒生，世祖忽必烈本人的老師姚樞則是著名的儒學大家，為元朝治理國家提出了很多有影響的建議和方略；忽必烈非常信任的國師吐蕃人八思巴，不僅出色地創制了蒙古文字，而且對元朝把吐蕃納入版圖做出了突出貢獻；在追隨忽必烈征服南宋的軍人和官員中間，有大量來自波斯、阿拉伯的穆斯林信徒，即使到了100多年後的明成祖朱棣時期，著名的下西洋的帶隊者鄭和，即是這撥被泛稱為色目人的後裔。
道教則因為蒙古帝國之初，邱處機、李志常等人與鐵木真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而使得道教之全真派一直在元朝的北方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史書上也留有忽必烈對道教徒優賞的記載。不過，忽必烈的子孫，更多還是傾向於藏傳佛教。元惠宗北撤哈拉和林後的北元諸汗，則成為地道的藏傳佛教的擁躉者了。數代帝國皇帝對藏傳佛教的過分迷信的嬌寵，使得來自吐蕃的少數西蕃僧在有元一代飛揚跋扈，極大地敗壞了黃金家族的名聲，加深了社會、宗教、民族的矛盾。
蒙元朝廷似乎帶有一定的逆反心理來制定宗教政策。
比如，以前被漢族和女真分別建立的宋朝、金朝等取締的各類巫術和秘密會社，到了元朝，卻都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不僅可以公開佈道、允許廣為傳播，而且，這些諸如白雲宗、白蓮教的宗教性會社的領導階層，還被蒙元朝廷冊封以各種名號與官職。
問題是蒙元是中央集權國家，大凡這種體制，在起兵之初和誕生伊始應當對宗教兼收幷蓄，以滿足征服其他民族進程中降低自己成本、分化瓦解對手的聯合抵抗、減輕蒙古人的傷亡的目的，鐵木真時代確實時這樣做的，效果也充分證明了這個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問題是一旦統治走入正軌，就必須根據所管理的人群與傳統來調整宗教政策，如此方有可能使宗教成為統治階級保證長治久安的利器。
遺憾的是：直到被朱元璋趕出北京，元朝的蒙古統治階級都沒有處理好龐大帝國的宗教政策，更沒有能夠藉助宗教的力量固化自己的統治，反而被自身混亂、無序、滯後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價值觀所傷害—推翻元朝的農民起義軍的骨幹與組織者正是元以前被禁止的明教、白蓮教等教徒。
【小結】
在這裡，我們無意對某種宗教的優劣作出評判，僅僅是力圖揭示元朝迅速滅亡的宗教政策根源。
和忽必烈同為拖雷系，佔據波斯、呼羅珊、伊拉克等地的旭烈兀汗國，是宗教文化雜亂的元朝的一個反例，清晰而實用的宗教政策，使其能夠立國達數世紀。開國之初，他們的宗教政策與元朝並無二致：鑑於蒙古軍力強盛而人口居於少數地位的現實，他們以基督教的保護者自居，與人口較多的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等地的基督徒一起，有效利用當時波斯、敘利亞等處的基督教傳統，專注於對穆斯林等所謂“異教徒”的打壓；為了支持龐大軍備和征伐所需資金和物資，又把從漢地帶來的畏吾兒佛教徒任用為各佔領區的達魯花赤，利用他們的管理經驗籌集糧秣。在統治的中後期，看到伊斯蘭教在中下層百姓中的影響日益增長，他們及時調整宗教政策，轉而通過汗及其他蒙古貴族與穆斯林通婚等形式，來加強統治基礎。
黃金家族朮赤系的欽察汗國，在經歷了早期嚴重的揚基督徒、貶穆斯林後，很快也被突厥和伊斯蘭文化迅速同化掉了。
黃金家族窩闊臺（察合臺）系汗國則相對穩定，在與拖雷系忽必烈爭奪蒙古帝國正統的鬥爭中，處於各種考慮，一直對伊斯蘭教情有獨鍾，僅東察合臺汗國一次就有16萬蒙古人皈依了伊斯蘭教，對於後來與當地為數眾多的穆斯林相處提供了宗教文化紐帶。
主要參考書目：
1、《黃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
2、《大遼帝國》
3、《遼太祖阿保機的耶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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