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增新與中外人士合影
清朝政府為了紀念“定遠侯”班超在我國西域地區的豐功偉績，指示地方官員，於同治初年（約一八六二年左右），在烏魯木齊駐地官員衙署的東圍牆上（今區黨委東大樓後側東端）修建了一座八角亭，稱為“定遠亭”，一八七O年帝國主義分子阿古柏侵入烏魯木齊以後，在燒殺搶掠的同時，把“定遠享”縱火燒燬。辛亥革命後，竊踞新疆統治地位的楊增新，又在“定遠亭”故址修建了一座三層小樓，稱為“鎮邊樓”。
楊增新修建“鎮邊樓”的目的，是為了鎮壓新疆各族人民反對封建暴政的風潮，正如他自己所說：“吾之建鎮邊樓者，實欲借斯樓以鎮靜鎮定之力而常惕焉。意在鑑已往之危險，而思所以長保之治安也。”顯然，楊增新所說的“治安”，只不過是妄圖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政權。
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楊增新，祖籍江蘇江寧，他本人出生於雲南蒙自，清朝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年）考中舉人；己丑（一八八九年）考中進士，先在北京擔任小京官，以後派到甘肅擔任知縣、知府、道員、統捐、巡察等官職。一九O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進京朝見西太后，“慨陳戍邊大志”，得到西太后的賞識，委為新疆阿克蘇道尹。楊增新於一九一一年來新疆的時候，正是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新疆巡撫袁大化惶惶不可終日，於是把楊增新留在省城，用作膀臂，“以阻新潮之洶湧”。楊增新得到袁大化的重用，擔任了新疆臬司（司法官）兼任鎮（巴里坤）迪（烏魯木齊）道尹。楊增新還為“借回民以制漢民之革命”，經與袁大化籌謀後，以雙糧雙餉為誘餌，招募了五營回兵，自任督統，妄想在新疆繼續維持清朝統治政權。民主革命的風暴，粉碎了袁大化和楊增新的黃樑美夢。慣於施用權術的楊增新，翻手為雲，憑藉手裡的五營兵權，要挾袁大化引退。楊增新串通布政司（財政官）陳述堯由省庫付出紋銀三十萬兩，作為袁大化當年賄取官職的“賠償”。袁大化迫於“無可奈何花落去”的不利形勢，於一九一一年六月五日落下黃龍旗，宣告清朝巡撫結束。當天中午，楊增新剪去髮辮，脫掉清朝五品官的衣帽，穿上“民國督軍”的禮服，搖搖擺擺地爬上統治新疆的寶座。立即向當時的革命政府和各省發出宣告“共和”的通電：“新疆孤懸塞外……值此中原多事之際，中樞兼顧不暇……諸公潔身高蹈，而委之於增新，際此危急存亡之秋，正匹夫擔當事業之機，至於成敗利鈍，均所不計”。短短几句電文，把楊增新的狼子野心暴露無遺。
楊增新上臺後，根據他一向信奉的“老莊道術”，修起“鎮邊樓”，並把他的所謂“施政綱領”編寫成一幅四十字的對聯，刻制在“鎮邊樓”上，上聯是“共和實草昧初開，羞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下聯是“邊庭有桃園勝境，狃率南迴北準，渾噩常為太古民”。這幅對聯是楊增新實行閉關自守和愚民政策的自白。但是，這僅僅是他的主觀願望。實際上，時代前進的烈火，此伏彼起，鬧得他晝夜不寧。首先是哈密的農民暴動，給了楊增新當頭一棒。推翻了北京皇帝的消息傳到新疆以後，呻吟在哈密王壓榨下的維族農奴，於一九一二年四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向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發起強烈攻擊。楊增新明明知道這次起義是辛亥革命的繼續，可是在事件發生以後，卻答應了沙木胡索特的請求，立即給正在哈密的袁大化拍發電報，讓他督派錢廣漢所率領的伊犁起義叛部，協助哈密王鎮壓農民暴動。在反動勢力的聯合圍剿下，迫使起義首領鐵木耳率領起義農奴退居山中。楊增新又怕農民武裝踞山成勢，別生事端，一再派人上山招撫。指示回兵營長李福壽手捧《古蘭經》，口誦“穆聖諭”，以宗教手段把鐵木耳騙到烏魯木齊，於一九一三年九月六日施計殺害。楊增新鎮壓哈密農民起義的罪惡行徑，激起了各地“哥老會”黨人的極大憤慨，烏魯木齊會黨首領楊生華串聯各地會黨殺貪官，濟貧民，大有火山爆發的氣勢。楊增新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殘暴手段，大肆捕殺“哥老會”黨人。並以“民國督軍”的名義，將伊犁辛亥起義首領楊纘緒調為喀什提臺。同時指示他的心腹匡可行潛入伊犁，秘密殺害了楊繳緒的同黨馮特民、李亞權等人。匡可行回省覆命，楊增新特意在“鎮邊樓”為他設宴慶功，當國行至樓下，突然背後開槍，被楊增新埋伏的特務暗殺。由楊增新親自領導、由馬福興負責指揮的五營回兵，原本是支持楊增新上臺的武裝後盾，但他上臺以後，又恐馬福興邀功生異，就把馬福興派往喀什，逼走楊纘緒，接任喀什提臺。同時，又把疏勒縣長馬紹武調回省城，楊增新在“鎮邊樓”上秘密授意馬紹武刺殺馬福興。馬紹武手捧《古蘭經》，面朝西方宣誓：“不殺馬福興，提頭見督軍”。不久，馬福興就被他的教友馬紹武送歸“天堂”。
雖然楊增新經過頻繁的明鎮暗殺，但他仍恐“人心動亂，邊局陸危”，所以經常登上“鎮邊樓”，觀測星象變化，察看時局動向，妄想以更為毒辣的獨夫手段，保住他的“桃園勝境”。這時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北京袍笏登臺，復辟帝制。“紛爭莫問中原事”的楊增新，竟然自打嘴巴，立即奉表稱臣，並進貢黃金十五包，從“洪憲”皇帝袁世凱手裡買到一頂“一等伯爵”的封誥。楊增新手捧“皇封”，招來各族頭目，為之歌功頌德，企圖攀登“丞相”寶座。不料好夢不長，蔡鍔和唐繼堯在雲南發動討袁起義，一時全國響應，迫使袁世凱服毒自殺。這一晴天霹靂，把楊增新轟得進退維谷，不知所措。於是，白天躲在“補過齋”裡“補過”；夜晚登上“鎮邊樓”觀星象。楊增新的侍衛隊長夏鼎、特務頭子李寅，看出了主子的苦衷，暗中建議楊增新放棄“伯爵”，響應雲南起義。楊增新聽了李、夏的建議，未置可否，輕聲一笑，含糊其詞地說：“雲南是我的故鄉嘛！”就在這年元宵節期間，楊增新在“鎮邊樓”下的“課屯軒”大庭，大擺宴席，廣酬群僚，酒過三巡，楊增新藉故退席，遂即槍聲大作，夏鼎、李寅腦崩血濺，喪命席間。參加宴會的群僚正在驚慌失措，醜態百出的時候，楊增新親手捧出一面五色國旗，令衛士當場懸起。儘管楊增新沒有講說什麼，人們卻把抵制討袁起義的罪責，強加在死者的頭上。
元宵節過後，烏魯木齊仍然花燈炫耀，鞭炮不停，到處都是慶賀討袁勝利的歡聲。楊增新得意洋洋地登上“鎮邊樓”，欣賞“勝利”的喜悅。突然，一尾彗星劃空而過，楊增新注目一看，彗星隕落的方向正是阿爾泰。當時的阿爾泰確實是楊增新的心腹大患。阿爾泰從一九O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劃為特區以後，直屬“中央”管轄，北洋軍閥政府派駐阿爾泰的辦事長官張慶桐，不但可以和楊增新平起平坐，而且對楊增新有所制約。張慶桐派到省城的特務人員，也多次被楊增新捉獲。楊增新採取斷然措施，切斷了張慶桐與北洋政府的聯繫，還不擇手段地向北洋軍閥報告張慶桐的罪狀。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電文中說：“溯自阿山設官分治以來，虛兵冒餉，自便自圖，大抵皆是，不獨張慶桐一人然”（楊增新《補過齋文牘》）。同時，楊增新還派出特務，潛入阿爾泰地區進行惑亂，終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挑起變亂，出兵干與，一舉兼併了阿爾泰。楊增新的爪牙伸入阿爾泰以後，為了便於控制，又把哈薩克親王帕勒塔誘出阿爾泰草原，安置在吉木薩牧居，以便就近監視。這樣以來，楊增新就可以安然無憂地“工於媚上，而拙於愛民，以一官而兼庶政，以一人而攝庶官”（楊增新《戊申日記》）。
楊增新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長期處於“渾噩常為太古民”的愚昧狀態，實行閉關自守政策，設在星星峽的關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員進入，就連內地寄來的書報信件也要嚴加檢查。楊增新認為只有這樣，人民才會“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楊增新《補過齋日記》）。可是時代前進的巨輪，絕不是由一道人為的“鐵門關”所能遏制的，留日學軍的樊耀南，就是破關而入的先驅。樊耀南來而復去，去而再返，給楊增新增添了無窮的憂慮。有一天，楊增新邀樊耀南同登“鎮邊樓”，暢敘胸懷，二人吟詩“投機”，楊增新當場委任樊耀南為軍務廳廳長兼外交署署長。事隔三日，又加贈了一個“迪化道尹”的頭銜。楊增新本想以此對樊耀南施行、“上屋抽梯”，斷絕去路，以便置於掌下，任意擺佈。但是樊耀南卻“假痴不贏”，將計就計，利用既得權力，積極進行倒戈活動。樊耀南的所作所為，不僅楊增新有所察覺，就連一些同僚也是議論紛紛。當時的建設廳長閻毓善與樊耀南頗有交情，本想進行規勸，但因事關重要，不便明談，於是含沙射影地寫了一幅對聯送給樊耀南：“謹試小心，未睹霍光之過；謙恭下士，頗有王莽之風。”樊耀甫看後，雖然意識到事機有所暴露，但仍不動聲色，表面上對楊增新唯命是從，暗地裡給他的三十名衛士進行“革命”部署。楊增新為了穩住樊耀南的後臺，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將五色國旗改為三色國旗，並立即向國民政府電報備案；與此同時，積極籌備省政府委員會，在楊增新所提出的政府委員名單中，各廳長、道尹都有，就是樊耀南沒有列入。楊增新本想以此引蛇出洞”，但樊耀南卻鎮定如故，不露聲色。這年七月七日，楊增新到法政學堂參加學生畢業典禮，在會餐中，剛剛酒過三巡，樊耀南的衛士闖入餐廳，連發數槍，楊增新當場擊斃。這個常在“鎮邊樓”上設宴殺人的獨夫，自己也遭到了同樣的下場。（來源：《烏魯木齊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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