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与中外人士合影
清朝政府为了纪念“定远侯”班超在我国西域地区的丰功伟绩，指示地方官员，于同治初年（约一八六二年左右），在乌鲁木齐驻地官员衙署的东围墙上（今区党委东大楼后侧东端）修建了一座八角亭，称为“定远亭”，一八七O年帝国主义分子阿古柏侵入乌鲁木齐以后，在烧杀抢掠的同时，把“定远享”纵火烧毁。辛亥革命后，窃踞新疆统治地位的杨增新，又在“定远亭”故址修建了一座三层小楼，称为“镇边楼”。
杨增新修建“镇边楼”的目的，是为了镇压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封建暴政的风潮，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之建镇边楼者，实欲借斯楼以镇静镇定之力而常惕焉。意在鉴已往之危险，而思所以长保之治安也。”显然，杨增新所说的“治安”，只不过是妄图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政权。
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杨增新，祖籍江苏江宁，他本人出生于云南蒙自，清朝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年）考中举人；己丑（一八八九年）考中进士，先在北京担任小京官，以后派到甘肃担任知县、知府、道员、统捐、巡察等官职。一九O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进京朝见西太后，“慨陈戍边大志”，得到西太后的赏识，委为新疆阿克苏道尹。杨增新于一九一一年来新疆的时候，正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新疆巡抚袁大化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把杨增新留在省城，用作膀臂，“以阻新潮之汹涌”。杨增新得到袁大化的重用，担任了新疆臬司（司法官）兼任镇（巴里坤）迪（乌鲁木齐）道尹。杨增新还为“借回民以制汉民之革命”，经与袁大化筹谋后，以双粮双饷为诱饵，招募了五营回兵，自任督统，妄想在新疆继续维持清朝统治政权。民主革命的风暴，粉碎了袁大化和杨增新的黄梁美梦。惯于施用权术的杨增新，翻手为云，凭借手里的五营兵权，要挟袁大化引退。杨增新串通布政司（财政官）陈述尧由省库付出纹银三十万两，作为袁大化当年贿取官职的“赔偿”。袁大化迫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不利形势，于一九一一年六月五日落下黄龙旗，宣告清朝巡抚结束。当天中午，杨增新剪去发辫，脱掉清朝五品官的衣帽，穿上“民国督军”的礼服，摇摇摆摆地爬上统治新疆的宝座。立即向当时的革命政府和各省发出宣告“共和”的通电：“新疆孤悬塞外……值此中原多事之际，中枢兼顾不暇……诸公洁身高蹈，而委之于增新，际此危急存亡之秋，正匹夫担当事业之机，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短短几句电文，把杨增新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
杨增新上台后，根据他一向信奉的“老庄道术”，修起“镇边楼”，并把他的所谓“施政纲领”编写成一幅四十字的对联，刻制在“镇边楼”上，上联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下联是“边庭有桃园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常为太古民”。这幅对联是杨增新实行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的自白。但是，这仅仅是他的主观愿望。实际上，时代前进的烈火，此伏彼起，闹得他昼夜不宁。首先是哈密的农民暴动，给了杨增新当头一棒。推翻了北京皇帝的消息传到新疆以后，呻吟在哈密王压榨下的维族农奴，于一九一二年四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向哈密王沙木胡索特发起强烈攻击。杨增新明明知道这次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可是在事件发生以后，却答应了沙木胡索特的请求，立即给正在哈密的袁大化拍发电报，让他督派钱广汉所率领的伊犁起义叛部，协助哈密王镇压农民暴动。在反动势力的联合围剿下，迫使起义首领铁木耳率领起义农奴退居山中。杨增新又怕农民武装踞山成势，别生事端，一再派人上山招抚。指示回兵营长李福寿手捧《古兰经》，口诵“穆圣谕”，以宗教手段把铁木耳骗到乌鲁木齐，于一九一三年九月六日施计杀害。杨增新镇压哈密农民起义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各地“哥老会”党人的极大愤慨，乌鲁木齐会党首领杨生华串联各地会党杀贪官，济贫民，大有火山爆发的气势。杨增新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残暴手段，大肆捕杀“哥老会”党人。并以“民国督军”的名义，将伊犁辛亥起义首领杨缵绪调为喀什提台。同时指示他的心腹匡可行潜入伊犁，秘密杀害了杨缴绪的同党冯特民、李亚权等人。匡可行回省复命，杨增新特意在“镇边楼”为他设宴庆功，当国行至楼下，突然背后开枪，被杨增新埋伏的特务暗杀。由杨增新亲自领导、由马福兴负责指挥的五营回兵，原本是支持杨增新上台的武装后盾，但他上台以后，又恐马福兴邀功生异，就把马福兴派往喀什，逼走杨缵绪，接任喀什提台。同时，又把疏勒县长马绍武调回省城，杨增新在“镇边楼”上秘密授意马绍武刺杀马福兴。马绍武手捧《古兰经》，面朝西方宣誓：“不杀马福兴，提头见督军”。不久，马福兴就被他的教友马绍武送归“天堂”。
虽然杨增新经过频繁的明镇暗杀，但他仍恐“人心动乱，边局陆危”，所以经常登上“镇边楼”，观测星象变化，察看时局动向，妄想以更为毒辣的独夫手段，保住他的“桃园胜境”。这时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北京袍笏登台，复辟帝制。“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杨增新，竟然自打嘴巴，立即奉表称臣，并进贡黄金十五包，从“洪宪”皇帝袁世凯手里买到一顶“一等伯爵”的封诰。杨增新手捧“皇封”，招来各族头目，为之歌功颂德，企图攀登“丞相”宝座。不料好梦不长，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发动讨袁起义，一时全国响应，迫使袁世凯服毒自杀。这一晴天霹雳，把杨增新轰得进退维谷，不知所措。于是，白天躲在“补过斋”里“补过”；夜晚登上“镇边楼”观星象。杨增新的侍卫队长夏鼎、特务头子李寅，看出了主子的苦衷，暗中建议杨增新放弃“伯爵”，响应云南起义。杨增新听了李、夏的建议，未置可否，轻声一笑，含糊其词地说：“云南是我的故乡嘛！”就在这年元宵节期间，杨增新在“镇边楼”下的“课屯轩”大庭，大摆宴席，广酬群僚，酒过三巡，杨增新借故退席，遂即枪声大作，夏鼎、李寅脑崩血溅，丧命席间。参加宴会的群僚正在惊慌失措，丑态百出的时候，杨增新亲手捧出一面五色国旗，令卫士当场悬起。尽管杨增新没有讲说什么，人们却把抵制讨袁起义的罪责，强加在死者的头上。
元宵节过后，乌鲁木齐仍然花灯炫耀，鞭炮不停，到处都是庆贺讨袁胜利的欢声。杨增新得意洋洋地登上“镇边楼”，欣赏“胜利”的喜悦。突然，一尾彗星划空而过，杨增新注目一看，彗星陨落的方向正是阿尔泰。当时的阿尔泰确实是杨增新的心腹大患。阿尔泰从一九O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划为特区以后，直属“中央”管辖，北洋军阀政府派驻阿尔泰的办事长官张庆桐，不但可以和杨增新平起平坐，而且对杨增新有所制约。张庆桐派到省城的特务人员，也多次被杨增新捉获。杨增新采取断然措施，切断了张庆桐与北洋政府的联系，还不择手段地向北洋军阀报告张庆桐的罪状。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电文中说：“溯自阿山设官分治以来，虚兵冒饷，自便自图，大抵皆是，不独张庆桐一人然”（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同时，杨增新还派出特务，潜入阿尔泰地区进行惑乱，终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挑起变乱，出兵干与，一举兼并了阿尔泰。杨增新的爪牙伸入阿尔泰以后，为了便于控制，又把哈萨克亲王帕勒塔诱出阿尔泰草原，安置在吉木萨牧居，以便就近监视。这样以来，杨增新就可以安然无忧地“工于媚上，而拙于爱民，以一官而兼庶政，以一人而摄庶官”（杨增新《戊申日记》）。
杨增新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浑噩常为太古民”的愚昧状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设在星星峡的关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员进入，就连内地寄来的书报信件也要严加检查。杨增新认为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可是时代前进的巨轮，绝不是由一道人为的“铁门关”所能遏制的，留日学军的樊耀南，就是破关而入的先驱。樊耀南来而复去，去而再返，给杨增新增添了无穷的忧虑。有一天，杨增新邀樊耀南同登“镇边楼”，畅叙胸怀，二人吟诗“投机”，杨增新当场委任樊耀南为军务厅厅长兼外交署署长。事隔三日，又加赠了一个“迪化道尹”的头衔。杨增新本想以此对樊耀南施行、“上屋抽梯”，断绝去路，以便置于掌下，任意摆布。但是樊耀南却“假痴不赢”，将计就计，利用既得权力，积极进行倒戈活动。樊耀南的所作所为，不仅杨增新有所察觉，就连一些同僚也是议论纷纷。当时的建设厅长阎毓善与樊耀南颇有交情，本想进行规劝，但因事关重要，不便明谈，于是含沙射影地写了一幅对联送给樊耀南：“谨试小心，未睹霍光之过；谦恭下士，颇有王莽之风。”樊耀甫看后，虽然意识到事机有所暴露，但仍不动声色，表面上对杨增新唯命是从，暗地里给他的三十名卫士进行“革命”部署。杨增新为了稳住樊耀南的后台，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将五色国旗改为三色国旗，并立即向国民政府电报备案；与此同时，积极筹备省政府委员会，在杨增新所提出的政府委员名单中，各厅长、道尹都有，就是樊耀南没有列入。杨增新本想以此引蛇出洞”，但樊耀南却镇定如故，不露声色。这年七月七日，杨增新到法政学堂参加学生毕业典礼，在会餐中，刚刚酒过三巡，樊耀南的卫士闯入餐厅，连发数枪，杨增新当场击毙。这个常在“镇边楼”上设宴杀人的独夫，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来源：《乌鲁木齐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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