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前人有沒有用過嶺南學一詞。如果把它當成是嶺南地域歷史文化研究的“總結陳詞”而不是大學校園專業意義的學問，那這個主題淵源久遠的探討和積聚下來豐碩的成績足以當得起嶺南學這一稱辭。遠的不說，光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承人民社謝尚告訴我，由廣東出版界前輩岑桑主持的“嶺南文庫”已經出版了一百四十餘種，“嶺南書系”出版了二百三十餘種。前者側重學術梳理，後者側重知識普及。即便不說蔚為大觀，但學人和出版界數十年的努力和積澱使嶺南歷史文化的探討成為經久不衰的主題總是符合事實的。除了廣東人民社這兩個書系之外，其他出版社有關嶺南研究和知識總結的書也不在少數。最近我讀到廣東高教社出版陳橋生君的新作《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令我耳目一新。
好幾年前就聽說，他要從貶謫文學入手寫一本嶺南研究的著作。當時就甚為期盼，他是科班出身，師從中古和漢唐文學研究大家北大葛曉音教授，博士論文的題目又是《劉宋詩歌研究》，嶺南恰是歷代權爭落敗者的貶謫之地，他寫起來當是得心應手。不過令我吃驚和佩服的是，他對嶺南歷史文化的觀察和對這個主題的處理比他初始的想法深入了一大步。他的眼光更加遠大，所處理的題材不再侷限於貶謫南來的文人，也將本地文化力量如何在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中生長壯大納入考量，從而描繪出嶺南地域文明成長的生動圖景。他的歷史敘述有綱有目，有血有肉，文筆風趣雅緻。加上他對嶺南生活的獨到觀察，我讀過之後深受啟發。他的新作，後來居上，為嶺南研究增添一異彩，是嶺南學的新收穫。
中古時期的嶺南文史研究有一個不易處理的難點，留下來的文獻記載比較粗略，大綱大目是有的，但細微關鍵處的文獻記載，不是散逸就是闕如。怎樣組織起脈絡清楚而且生動細緻的歷史敘述，從文獻中辨識出更有深度的歷史內容，成為撰述者的挑戰。與橋生君取材相近的中古時期嶺南文史研究前輩學者也曾做過近似的工作，史識是足夠的，但總覺得略欠文心。大處雖然不虧，然豐富性和予人的啟發性就有遺憾。就是因為在梳理歷史脈絡的時候，粗的多，細的少。這既有寫法的不同，偏重政治還是偏重文化；也有觀念的差異，由大處進入還是以小見大。橋生君的這本《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顯然是屬於後者的居多。正因為如此，史識與文心兩方面的結合反倒更好。既有宏闊的史識，也有細微的文心。他能從他人不太注意的細微史料入手，加上其他旁證，給史料賦予不同凡響的新意義。有名有姓貶謫嶺南的官員是從西漢末京兆尹王章上諫書被貶開始的。這件事，稍不注意的人很可能就放過了。因為王章未及上路就已經死在獄中，可寫之點實在不多。可是陳橋生別具隻眼，在《漢書·王章傳》中尋出冤獄平反後的記載：“其家屬皆完具，採珠致產數百萬”，從而牽出一段“合浦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大文章。文獻記載雖然沒有細節，但透露出重大信息。一個官場失意者的家屬，丈夫死後帶著家小受貶到合浦，二年過後居然能夠帶著數百萬錢財回來，贖回被沒收的田宅。除了這個弱女子特別能幹以外，必有一個繁榮的產業有以致之。陳橋生注意到了，這個產業就是“採珠”和那時的海外貿易。當然也許以為孤證不立。歷代被貶者能在貶謫地生財致富，確實鳳毛麟角。但是王章妻“致產數百萬”這件事不同。橋生君找出合浦的漢墓出土做旁證，因為西漢後期合浦漢墓的隨葬品的豐富程度甚至超過廣州漢墓，“可以見出合浦自西漢後期起即開啟其高度繁榮的歷史。”番禺今稱廣州是嶺南政治中心和最早開發地，但漢武帝平南越國後，資源富庶和開展貿易便利的地方如合浦異軍突起也是完全可能的。陳橋生引漢墓出土為證，筆者以為是神來之筆。這些墓葬者姓名當然無考了，也不必是漢代的貶謫官員，它們只是曾經有過的繁榮的見證。這樣，陳著由貶謫史引出來的關於嶺南開發的結論便是完全可信的。書中寫道，“於是我們看到，在秦漢之時，從‘謫徙民’到‘往商賈者’，再到這些‘徙合浦’的王公貴族，一批接一批的中原人來到了嶺南，推動著嶺南政治、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合浦的繁榮就是有力的例證。”
唐前南徙士人裡面最有名的莫過於謝靈運了。他是山水詩的開山宗師，他的努力使得山水題材成為中國詩裡面一個獨立的門類。筆者所在的校園至今稱康樂園，南門外有康樂村，往西一站路又有地名曰客村。這些都是拜這位當年的“康樂公”所賜。然而據陳橋生所考，謝靈運在廣州只有短短三個月。他之南徙廣州，相當於走在趕赴刑場的路上，留下確知寫於嶺南的只有《臨終詩》一首，“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怎樣處理大詩人謝靈運這個題材，也有犯難的地方。寫吧，落筆之處實在不多；不寫，又好像缺少了什麼。所以偏於傳統寫法的歷史學家談到嶺南開發史的這一頁就把它省去了。陳橋生卻是別開生面，由這個似乎簡短的故事鋪陳出精彩的一整章《謝靈運的南徙及其影響》。陳著又不是無中生有或借題發揮，他的寫法建立在他深湛的文史修養的基礎之上。歷史活動無非是人的活動，將詩納入關於歷史進程的探討，能更反映歷史活動的人的本來面目。恰好他探討的主題是嶺南文明的進程，詩的引入正可以透過分析而大放異彩。因為嶺南文明的進程，說到底就是中原文明在嶺南播種、萌芽、生長的過程。詩作為語言藝術中的精華，正好通過謝靈運詩的個例，看看它是如何澤被嶺南的。作為一個人，他在嶺南的時間很短，但作為詩人，他一生致力的詩歌藝術卻可以因為他南徙的機緣在嶺南大地流澤綿長。而且謝靈運所處的時期是五言詩漢末興起以來邁向成熟轉變的重要時期，他的情感表達模式乃至他的取材、修辭和技法都給後來者以啟發，並且留下痕跡。而這正是陳橋生的所長，他看到了別人忽視或根本看不到的嶺南文明進程這一頁的隱秘，故為之大書特書。
陳橋生找到了追隨並師法謝靈運的嶺南傳人，他就是唐代的張九齡。從時間來看他們前後相差將近三個世紀，就書的題材來說超出了唐前的限定。但筆者認為，這並不成為問題。它不僅不是本書的短拙，反倒是它的優長。具體的歷史事件是不能跨越時空的，但精神史卻可以。精神和靈魂是漫遊的。謝靈運也不知道，他歿後近三個世紀可以找到自己藝術的傳人，同樣張九齡也無從與自己的精神前輩謝靈運謀面，但這種時空的隔閡並不妨礙晚輩沿著前輩的精神蹤跡摸索自己的道路，並不妨礙跨越時空的靈魂相契。布魯姆曾經將這種跨代詩人之間的關係描述為對抗性的“影響的焦慮”，我卻更願意像古代詩評家那樣把它描述為模仿、學習、師法，前人潤澤後人，後人才得以在此基礎上創新的建設性的關係。陳橋生解剖的這個跨越三個世紀的案例，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他的結論發人深思，“謝靈運在嶺南的命運是一場悲劇，但其深沉凝重的詩歌風格，卻因為三百年後張九齡的承繼而發揚光大。因為張九齡的嫁接與實踐，矯正了初唐時瀰漫於宮廷內外的齊梁綺靡之風，為盛唐詩歌注入風骨與詞采，從而迎來了盛唐詩歌的曙光。就此而言，謝靈運無疑又是幸運的，是永在的。”
嶺南開闢至唐前，這是嶺南與中原交通格局底定的時期，形成之後即無變化。但這個時期卻存在交通線由西向東移的情況。又由於主力交通線的東移，推動了嶺南社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動，舊的交通節點城鎮發展遲滯，新的交通節點城鎮興起。從前我對此點一直沒有留意，讀了《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恍然大悟。嶺南固然有海通的優勢，但這個優勢放在大航海前的農耕時代，它也只能催生奢侈品及佔量很少的香料和藥品的貿易，經濟上不具有重要性。嶺南的開發主要還是“朝北看”，中原對嶺南而言是一個主導性的存在。這樣，政治中心所輻射出來的力量就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是政治的、軍事的，還是文化的都是如此。中原所輻射出來的力量沿著古代交通大動脈河流跨過山嶺又沿嶺南的河流通往各地。這種狀況決定了處在交通線的樞紐地形成的城鎮，較為迅速得到發展。三國時期以前，中原的人與物大都沿湘江到湘桂走廊，越靈渠由灕江而下匯入桂江再於梧州匯入西江，故處於該地古稱蒼梧廣信的地方就較早發展起來。這是因為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尚在黃河流域，人和物多沿漢水到達長江，走過洞庭湖入湘江一線。陳著提到漢末兩晉時期士燮家族崛起廣信，書的第二章有專門探討“廣信——最早的嶺南學術中心”此一問題。士家長期盤踞嶺南，家族人物眾多，又兼虛懷接納南徙的避難士人，造成一時興旺的學術風氣，對嶺南作益良多。然而隨著晉室南渡，影響嶺南的政治中心東移，原來的交通線失去優勢。由北江的起點今韶關溯湞水而上，翻越大庾嶺再沿贛江通長江就到達六朝故都南京。政治中心的東移導致嶺南交通格局的改觀，這條線路當然不是晉室南渡之後才開闢出來，但得到充分應用並作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至少也要從吳國盤踞江東的時代開始。由於這個變化，東晉南朝時期始興即今韶關取代了廣信的地位，崛起成為新的政治文化重鎮。陳著第七章“始興在南朝的迅速崛起”對此有生動的描述。冀朝鼎曾將中國的基本經濟區一分為四，華北、長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嶺南。實際上後兩者地域相對狹小，又為崇山峻嶺所阻隔，無論財富積累還是地緣都無優勢，在歷史上只能偏安一時，不能成為爭勝中原的掎角之勢。因此它們的發展演變也要隨中原政治勢力的變化而轉移。晉室南渡和南朝時期，正是中國基本經濟區由黃河華北平原轉移至長江中下游平原的時期，中原大格局的變化於是連帶推動嶺南小格局的變化。從前默無名聲的始興一時風雲際會，人物輩出，成為嶺南政治和學術的重要樞紐，甚至後來出現張九齡這樣的大唐宰相，其實也是淵源有自的。這是筆者讀過陳著之後的一點心得。好書就應該這樣，給人以意想之外的啟發。陳橋生這本書給人的啟發正所在多有。
例如他分析謝靈運和張九齡的詩時發現，“當作家處於權力中心的時候，他的創作往往流於平庸，趨於保守，處於邊緣的狀態；而當他被權力邊緣化的時候，恰恰卻迎來了其創作的豐盛期，確立起自身的個人風格，走向了文學的舞臺中心。謝靈運如此，張九齡亦如此。”陳橋生的案例觀察，其實就是古人說的，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的道理。這倒不是因為權力與寫作天生有什麼敵對的關係，而是因為作家身在朝廷，被權勢富貴所環繞，難免寫應酬之作。應酬君王，應酬不朽功業，應酬昇平氣象，應酬來應酬去，束縛了自己的真情實感，屏蔽了自己真實內心，這樣的“頌聖之作”自然好不到哪裡去。而一朝失勢，由權壇敗下陣來，孤身一人，形影相弔，無人無事需要唱和應酬，身心獲得自由，這個時候心口一致，詩作自然真摯動人。古人將這個道理總結為詩窮而後工。中國文學史由屈原到曹雪芹皆是這個道理，鮮能例外。
讀罷陳著，始覺陳橋生對嶺南兼具同情與瞭解。因為有親切的同情，更使他對嶺南的瞭解體貼入微；又因為有深入的瞭解，而使他對嶺南生出溫潤的同情。博士畢業即南遷，至今二十年。不論原因，他與歷史上的南徙士人亦有相近的軌跡，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生活的土地當成家園，至少也是家園的一部分吧。這樣他對嶺南的觀察就兼具了南北的優勢。既有嶺北中原文化的大視野，又有腳踏一方土地的真切體驗。正因為如此，他觀察探討嶺南文化能夠看到一些土生土長嶺南學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而他所論嶺南文化又沒有嶺北人不時表現出來的隔，往往一語道破。前者如南來者筆下詩文所寫的嶺南，幾乎無不是南蠻瘴癘的蠻荒形象，而土生土長的嶺南學人卻從無辯詞。但陳橋生談到西漢陸賈《南越行紀》描述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時就發現，事實未必如此。他猜測這或許是陸賈“優越心理下的一種真實心理感受”。我認為他的猜測是有事實依據的。陸賈的身份是大漢使臣，任務是勸說南越王趙佗放下妄想，歸順中央朝廷。他用大漢聲威的眼光貶抑南越“小朝廷”乃至於一草一木，這是人情的自然。事物的狀態受觀察者眼光所影響，這有無數的例證了。韓愈被貶，才出西京不遠，走到秦嶺的藍關，就讓侄孫“好收吾骨瘴江邊”，嶺南瘴癘之地的印象刻骨銘心。然而看他貶至陽山和潮州的所作所為，釣魚、飲酒、食肉、談佛一樣都不少。《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所描述的嶺南形象，顯然和他受貶謫時抑鬱憤懣的感受有關，他的心理感受有理由使他蠻荒化貶謫之地。這同薩伊德講的現代殖民者把他們征服所到的東方描述為政治野蠻獨裁，風景遙遠神奇，民俗神秘誘人的“東方風情”，其道理是一致的。
陳橋生所研究的嶺南固然是歷史上的嶺南，但他的眼光卻很現代。他談論嶺南，好處是不隔。漢末中原多故，牟子避亂到交趾，於是有了《理惑論》。牟子主張三教共存共融，陳著以為牟子得力於他的嶺南體驗。陳橋生寫道，“中原文化視堯舜周孔為正經，佛道為異術，嶺南則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博取眾善以輔其身，沒有固執拘泥，擇其善者而從，思想自由開放，兼容幷包。”嶺學前輩劉斯奮將嶺南精神總括為“不定一尊，不拘一格，不守一隅”的三不主義，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如果不是對此中嶺南精神深有體驗，即便同讀《理惑論》也是難以有此解會的。當然思想的形成是神秘的，後人幾乎不可能實證還原一種既成觀念的產生的具體因果，但是從作者的親身體驗入手，至少可以給後人啟示一條進入此種歷史觀唸的恰當途徑。
閱讀更多 金羊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