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是哪裡人氏，古來爭論不絕。山西省萬榮縣、江蘇省東臺市、河南省武陟縣、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僅有與董永相關的遺蹟，而且地方誌中也多有記載，都稱董永是當地人。直到清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嘉祥縣武宅山村武氏墓群石刻出土，這一謎案才最終得以解決。
武梁祠顯示董永為今博興人
武氏墓群石刻現存武氏祠文物管理所，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的武梁祠約為桓帝元嘉元年(151年)，距今將近1900年。武梁祠後壁第二層畫像石上就刻有“董永賣身侍父”的故事，且榜題為“董永，千乘人也”。因該石刻為現存最早的記錄董永籍貫的歷史實物資料，故在新的史料發現之前，是最有說服力的。
（武梁祠畫像石董永躬耕侍父圖，來源網絡）
武梁是東漢人，武梁祠即是武樑子孫紀念祭祀武梁的祠堂。武梁祠坐落於山東省嘉祥縣紙坊鎮武宅山北麓，是東漢晚期武氏家族墓地上的石結構祠堂，迄今已有近1900多年的歷史。
從武梁祠的碑文可知，武氏家族中的武梁，字綏宗，曾任刺史或郡國佐吏的從事之職，死於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享年七十四歲。武梁“治韓詩經，闕幘傳講，兼通河洛、諸子傳記。”此人仕途不甚亨通，不善鑽營，更不會阿奉權貴，遂隱居不仕，讀經講學，以至於“州郡請召，辭疾不就。安衡門之陋，樂朝聞之義”。
這些都是對武梁“不闚權門”、抱節隱居、“樂道勿榮”的讚美。死後，子孫（三個兒子和一個孫子）竭盡孝道，為其樹碑立傳，“竭家所有，選擇名石”，並請良匠雕造了精緻的祠堂，即武梁祠。
武梁祠畫像石包羅了十帝王像、刺客豪俠、孝子賢孫、貞潔烈女等故事像，堪稱歷史故事畫廊。這些歷史故事多來自《左傳》《戰國策》《孝子傳》《列女傳》等歷史典籍。
武梁祠後壁畫像石第二層就有“韓伯俞受笞、邢渠哺父、董永賣身侍父、朱明、李善保幼主、金日磾見閼氏像”等內容。
其中“董永侍身賣父”的內容是這樣刻畫的：右邊一大樹，樹旁一童子攀援。樹下一輛獨輪車，一老人執鳩杖，左向坐於車轅上，右手前指，上榜題“永父”。左邊一人左向，右手執物，回首顧視老人，其前置一筐，榜題“董永千乘人也”。上綴一羽人和一熊。此組畫像當為“董永傭耕侍父”的故事，這也是漢制“其德為孝”的重要體現。
西漢提倡孝悌，東漢更甚，厚葬是孝悌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鹽鐵論·散不足篇》雲：“今生不能致其受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慼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孝者可以被舉薦為官，孝者，“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孝，可增封、可禮遇、可擢升、可留名。孝是維繫漢代家庭的紐帶，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漢代封建君主選拔官吏的基本條件。封建統治者認為忠孝緊密相連，不孝就不能忠君，“忠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
在漢代，“求忠臣於孝子門”是忠孝觀念的真正內涵。因此，漢朝普遍將忠臣孝子圖刻畫於器物、墓室石壁、墓前石祠或鑄造於器物上，模印於建墓使用的墓磚上，教育人們以他們為榜樣，努力成為忠臣孝子。
董永故事的流傳與故里之爭
據博興歷代縣誌及《大清一統志》所記，董永均載為樂安縣(今濱州博興縣)人。董永故里是博興，那麼其他地方的董永遺址及傳說又是從何而來？為什麼山東博興、湖北孝感、江蘇東臺與丹陽(包括丹徒、金壇)、安徽安慶都認為自己是董永的真正故里？
（位於博興的漢孝子董永之墓碑）
董永的名字最早是出現在正史——東漢班固所編撰的《漢書》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根據這份功臣表，董永乃高昌侯董忠的曾孫，被封於千乘，但該董永與孝子董永是否為一人，或是否重名史界尚無定論。但二人不僅名稱一樣，且皆為千乘人，又都以孝聞名，故很多學者認為二者很有可能便為一人。
董永故事據傳最早載於西漢劉向的《孝子傳》或稱《孝子圖》中，但該書早已亡佚。最早明確記載董永故事的則是三國曹植的《靈芝篇》，東晉幹寶的《搜神記》記載得更為詳盡。
三國曹植的《靈芝篇》中所詠的董永故事僅有40字：“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債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
幹寶的記載則豐富得多，並因主題突出、情節完整在我國廣大地區廣為流傳，成為兩千多年來故事嬗變和文學移植的母本，對後世影響深遠。《搜神記·卷一》載：“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為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為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此時，董永的故事情節已經相當飽滿了。董永也成儒家文化中的孝子楷模。
（董永七仙女夫婦織布，來源網絡）
《新唐書》的《孝友傳》中也簡單地記載了一個叫董永的人，這人是位孝子，而且得到了朝廷的旌表，但如何孝，有沒有仙遇，沒有說。
在唐代，還有兩則信息很重要，一則是《敦煌變文》中的《董永變文》，一則是唐初僧人道世於總章元年（668）所編佛學叢書《法苑珠林》卷六二所引劉向《孝子傳》。《法苑珠林》所引劉向《孝子傳》的引文：“董永者，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大體內容與前未有太大變化。而《董永變文》的故事則更為複雜了一些，細節也多了。故事中，董永有了自己的孩子叫董仲，從而加了董仲尋母，得道士孫賓指引，到阿耨池邊，乘三位天女脫衣洗浴時，抱走紫色衣裳，見到母親的過程。董永與仙女已經是夫妻了，而且還有了兒子，而兒子尋母也是十分感人的情節。這為後世以董永與七仙女為主題的小說戲曲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同時也更好了促進了董永故事的傳播。
宋代的《太平御覽》中有三處記載了董永。《太平御覽·人事部·卷52》“孝感”篇這樣記載：“劉向《孝子圖》曰：郭巨，河內溫人……又曰：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匹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妻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劉向為西漢人，而西漢和前漢都是後人為了區分“東漢”或“後漢”而說的，西漢的劉向自然不會知道後人稱劉邦所建的“漢”為西漢或前漢，因此西漢的劉向不可能說出“前漢”這一詞彙。因此有人認為《孝子圖》乃後人偽託所做。
《太平御覽·資產部·卷六》也記載著董永的故事，內容與前面的敘述基本相同，但文字不多，便載錄如下：“《孝子傳》曰：董永性至孝，而家貧。父死，賣身以備棺殮。既葬，即詣主人，將償其直。路逢一女子，雲能織，願為永妻。永不得已與同詣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爾婦為我織縑百匹。’於是妻為主人織，十日，百匹具焉。主人大驚，即遣永夫妻。妻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卿篤孝，賣身葬父，故天使我為卿償債耳！’言終，忽然不見。”宋代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九的記載與《太平御覽》差不多，但是註明了出處是出自《搜神記》。
在三國以前，尚未見到江淮流域有關董永故事的記載。東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北方少數民族的內襲，黃河流域戰亂頻繁，社會極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南遷，到長江流域定居，也就將董永的故事帶到了我國南方。董永故事也就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這大半個中國的土地上廣為流傳。記載董永故事的《搜神記》也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在流傳過程中董永故事也隨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漸漸由孝子故事演變為愛情故事。久而久之，董永由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演變為神話故事中的人物。董永故事也完成從傳統價值觀和浪漫神話氣息的逐步融合。以董永故事演義而成的神話《天仙配》，已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董永與七仙女的故事被搬上戲劇舞臺，來源網絡）
總之，董永故事的傳播，無外乎有以下幾種原因。
其一，在漢代，儒家學說佔據了統治地位，統治階級以“孝”教化其民，推崇孝道，作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為人們效仿的楷模。其故事不僅很快流傳開，人們為提倡效道為其建廟立祠也成為可能。
其二，東晉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南襲，黃河流域戰事不斷，大批平民為躲避戰亂紛紛南遷，董永的故事也帶到了南方。
其三，南朝孝武帝劉駿掌權後，大力提倡孝道，諸德之本的“孝”在社會上蔚然成風。地處南朝的湖北省孝感縣的前身孝昌縣就是孝建元年(公元454年)設置的。
其四，董永南遷，雖然現無定論，但明代《大明一統志》卷六十一《德安府·流寓》記載：“董永，千乘人。東漢末，奉其父避兵來居安陸……”《德安府·陵墓》則載：“董永墓，在孝感縣東北一十里廣陽鄉。”這是第一次出現董永南遷的記載，不過《大清一統志》則否定了這一說法。清康熙三十四年的《孝感縣誌》中也是這樣記載的：“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東博興縣。早喪母，漢靈帝中平中，黃巾起，渤海騷動，永奉父來徙……”清光緒五年《孝感縣誌》也照搬了此段文字。今天的《中國人名大辭典》也照搬此說，在“董永”條下載：“後漢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後徙安陸……”臺灣編《中文大辭典》亦說董永“奉父避兵”。
無論如何，隨著董永故事的傳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廟等有關董永的遺蹟和紀念物也相繼出現在全國許多地方。如在全國範圍內，民國時期據不完全統計董永墓便有四處：一在博興，一在長山，一在魚臺，一在孝感。長山縣的董永墓在縣城南三十里，據說墓地周圍十餘里內，深秋無霜。民國版《山東通志》為此感嘆說：“永墓凡四見矣，然不霜之事，他處未聞也。”隨著董永故事的流傳和各類遺蹟的出現，董永的身世也隨之模糊起來，致使全國出現了多個“董永故里”。南宋時的《方輿勝覽》中就有記載:“海陵西溪鎮，漢孝子董永故居。”清嘉慶《東臺縣誌》亦載：“漢董永，西溪鎮人，父亡，貧無以葬，從人貸錢一萬，以身作傭……”
現在，董永的民間傳說在山東博興、湖北孝感、江蘇東臺等地依然十分盛行。
董永故里為博興當無疑義
通過董永故事的起源和流傳，可以確認現今為止或在沒有新的證據出現之前，目前所知最早的確切的董永故里的記載便是出現在武梁祠漢畫像石上。該畫像石上所刻“董永千乘人也”六字是董永為博興人的最為直接的也是最早的記載，也最有說服力。
董永故里在博興，許多史籍對此都有記載，且說法基本相同。如《山東通志》、元《齊乘》、嘉靖四十四年《青州府志》、康熙十二年、六十年版《博興縣誌》、《長山縣誌》都與《搜神記》等典籍中有關董永的記載大體一致。董永自幼喪母，與其父相依為命。其父年邁病重，行動不便，董永恪盡孝道。每去田間勞作，總是以車載父，一邊侍奉父親，一邊耕作。父親病故，董永自賣其身，貸錢一萬，葬埋父親，因此孝名遠揚。其孝行歷代廣為傳誦，奉董永為孝子楷模，列為“二十四孝”之一。
元人於欽所著《齊乘》是省內唯一倖存的一部明朝以前的志書。《齊乘》卷五“古蹟”載：“董永墓，博興南三十五里。世說永東漢人，鬻身以葬親。般陽、長山南又有冢廟，皆出野語。”嘉靖四十四年《青州府志》卷十一“陵墓”記載：“博興漢董永墓，在縣城北崇德社。”康熙十二年《博興縣誌》古蹟中“董永墓在城二十里崇德社”，《人物誌·孝友》中另載：“永墓今在崇德社，去墓數里有董家莊，永故宅也。皇清康熙四年，知縣蔣維藩重建祠祀之，以勸民孝。”康熙六十年《博興縣誌》“古蹟”篇載：“董永墓違城二十里在崇德社。”《人物傳·孝友》中的記載與康熙十二年縣誌記載基本一致。乾隆元年《山東通志》卷三十二《陵墓誌一》載：“董永墓，在城東二十里崇德社。”糾正了《齊乘》在城南和《青州府志》在城北的訛誤。民國二十五年博興縣長張其丙重修《博興縣誌》時，還立墓碑一方，現存於博興縣博物館。崇德社今屬陳戶鎮，陳戶鎮董家莊位於博興縣城北二十餘華里，西去漢千乘縣城遺址三十餘華里，在漢代屬千乘郡千乘縣地。董家莊即董永故里。
（位於博興的董永祠）
在博興縣陳戶鎮董家村（莊），2000多口人全姓董，相傳是董永的後人。董家莊原有董公廟。《山東通志》說“董公廟在城(今博興縣城)東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董公廟即現在董家村的董公祠，具體修建年代不詳。據廟內石碑及廟門內側的撰刻記載，該廟在清光緒十年（1890年）和1911年曾經加以重修。董公祠坐北朝南，為硬山式六架前簷廊建築。面闊三間共9米，進深5米。牆下部砌青磚，上砌土坯，頂覆灰色小瓦。屋頂正脊、垂脊原有龍、鳳、人物、花草等裝飾，現多殘。祠堂內牆壁、樑架上有彩繪，東西壁為“二十四孝圖”彩色壁畫，但多剝落。
（博興董永祠東壁壁畫）
博興縣原來還有孝仙祠。《山東通志》記載：“孝仙祠在西門（博興縣城西門）內，祀漢孝子董永。”仙孝祠建於何時不詳。明代王為邦《仙孝祠記》中說：“本邑在董仙舊址，當日鬻身葬父、神女助織，孝聲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繪像，俾過此者各觸其良。”文中“我侯”即指當時博興縣知縣翁兆雲。康熙四年博興知縣蔣維藩又重建仙孝祠。道光二十年續修《博興縣誌》卷三《建置志·壇廟》載：“孝仙祠，祀織女、董永。”但孝仙祠現已不存。
（媒仙古槐）
另外，博興縣還有一處尚存的遺蹟，即湖濱鎮灣頭村的一棵古槐，相傳是董永與七仙女的媒人，樹齡在400年左右，當地素有“先有老槐樹，後有灣頭街”之說。灣頭古槐位於博興縣錦秋街道辦事處灣頭村中部十字路口。古槐正北側矗立著一座石碑，上刻“媒仙”二字。古槐主幹周長4.85米，需三人合抱。古槐樹幹枯空，樹冠一半枯死，另一半卻頑強而執著地長出繁密的樹枝，鬱鬱蔥蔥，蔥翠欲滴，堪稱一個生命奇蹟。
出土文獻、傳世文獻與現存遺蹟相互佐證之下，再沒有更有說服力的證據出現以前，董永故里博興當無疑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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