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代學人李絜非已被時間淹沒，特別是被家鄉明光遺忘了，一百多年來，明光市沒有任何資料提到過他，太不應該了。我也知之甚少，今簡介給大家。
著作豐碩的近代歷史學家、歷史教育家
李絜非
李絜非，又名李潔非，1907年（亦說1906年）出生於安徽省盱眙縣明光鎮（今明光市明光街道）。幼年生活在明光，入泮離開家鄉，“就學滁陽（今滁州）”，勤奮苦讀，敏而好學。少年時代崇尚古時聖賢雅士，經常徘徊醉翁亭畔，觀山光佳色，覽歐陽修、王禹偁、蘇軾等古人遺蹟，時興“風流儒雅亦吾師，蕭條異代不同時”之感。1923年暑假，曾回到故里明光，與汪道涵、胡銘叔等熱血青年參加李吉行、衚衕文等人發起成立的“明光青年學會”，大家聚集在一起，議論家鄉，探討國是，尋求光明。是明光早期覺醒青年代表之一。
“弱冠負笈東大”歷史系，師從國學大師、文學家、史學家胡小石（1888年-1962年）先生學習中國文學史課，嘗聆聽胡小石講授南朝文學家、史學家沈約《四聲譜》。1931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為生計，遍遊大江南北，師友主要為滁上人士，以全椒為多，猶為推崇全椒籍近代文化名人薛時雨先生，薛時雨逝世五十週年之際，李絜非《薛時雨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紀念》一文以資紀念，肯定薛時雨先生一生兩點偉大之處：一曰淡泊以明志；一曰有教無類。曾任安徽省立女子職業學校、省立廬州師範學校、省立鳳陽師範學校教導主任。1935年任浙江省立圖書館輔導主任，遭逢亂世，賦閒浙垣，每日研讀古今名人傳記，發一己之見，思考報效祖國之策，以激勵民族精神為學術宗旨，力求匡時濟世，以紓國難。
底母洞
1936年受聘於國立浙江大學工作，始任總務處文書課的課員，1941年任社科系科學講師，1942年史地教育研究室專任副研究員(教育部委託代辦)、文學院史地學系副教授，1944年任史地學系代理主任，1947年任史地學系教授。他有關歷史教育的重要作品，大都是撰寫於浙大的任期內。他在歷史教育方面的成績非同一般，先後撰寫了《中學生與歷史的教育作用》、《論歷史教科書及其運用》、《中學歷史教師應有的修養》、《清代安徽學者地理分佈之統計小論》、《大學學生與研究精神》、《論歷史的本質》、《湯比氏之歷史論》（翻譯）、《戰後中美文化之關係》（獲中美文化協會徵文一等獎）、《浙江大學西遷紀實》等九十餘篇系列文章。他以歷史教育的相關報刊為陣地，奔走呼告，不斷強調歷史教育在促進民眾覺醒方面的作用。
學術興趣廣泛、基礎厚實、思想敏銳，其研究涉及史學、圖書館學、歷史地理學和歷史教學論諸方面。在戰火與變革中積累最初的歷史知識，逐漸形成為李絜非的歷史教育思想:闡釋了歷史的語義和教育作用，又探討了戰爭期間發展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對教師、學生和學校的具體要求，以期喚醒人們對歷史教育的應有重視。他認為科學的歷史專題研究方法有一個首要原則、兩個方法和四個步驟。他主張將統計學應用於歷史學並從主觀和客觀上強調了需要注意的地方。在《論歷史的本質》，李絜非指出：“自蘭克（Ranke）以次的科學之史家，相與辛勤蒐集編印報告，堅持不置信於流行的一切，而唯證據是求是重。此其作用，誠屬可稱。則以人類文化的推進最先應努力於不受欺罔，打倒偶像，而建立事實，一以其序，蓋實為史家之第一要務。”他不僅在史學理論和地方史志編纂方面成就頗多，而且對歷史教育問題也有所研究，對歷史的目的與教育作用、歷史教科書的編纂、歷史教材設備的選擇與運用、歷史教師應有的的修養、歷史課外作業及考試以及歷史教學與其他各科的關係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精闢的見解，進一步闡發了自己的歷史教育思想，對我們今天的歷史教育及研究仍具有啟迪作用和借鑑意義。
臺灣地圖
臺灣
在史學理論和地方風土誌上著述頗豐，有《東北小史》、《臺灣》、《臺灣革命史》、《美國與太平洋》、《浙史紀要》(1948年10月正中書局初版)、《中國近世史》、（大學叢書之一，1948年貴陽文通書局初版)、《中國史學通論》、《歷史教育》（翻譯，原名HistoryReader，討論歷史哲學問題，英國屈勒味林Trevelyan著）、《歷史教學法》和《懷寧風土誌》、《廬江風土誌》（即《合肥風土誌》）、《蕪湖風土誌》等優秀著述，其中《中國近世史》為大學叢書之一，《臺灣》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書第五十一輯。1949年後，他先後任福州大學歷史系主任、杭州師範大學史學系（原杭州師範專科學校史學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建國後，李絜非於1964年當選浙江省政協第三屆委員會委員、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任。文革期間被汙衊為“特務”，1982年平反，1983年11月去世，享年77歲。是一位中國現代對歷史教育做出過卓越貢獻、而且理當佔有特殊學術地位的學者。
為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作出卓越貢獻
文淵閣
李絜非的另一大貢獻是抗戰初期安全保護轉移了文瀾閣《四庫全書》，令家鄉人永遠自豪。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圖書集成，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編纂，歷時9年成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四類編排，共繕寫7部分置於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此七閣也稱為“北四閣”和“南三閣”。《四庫全書》成書200餘年，歷經戰亂浩劫，其中3部毀於戰火，7閣藏書僅存4閣，其中江南名城杭州文瀾閣藏《四庫全書》140箱、善本88箱，合計228樟木箱子。《四庫全書》是一部被中國文人奉為“至尊寶典”的典籍資料叢書。其書分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分經史子集詳細羅列。有了它，幾乎無需再閱讀其它文獻，就可以通覽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此書對中華傳統文脈的傳承和保護來說，作用不可估量，意義也最為深遠。
《四庫全書》
1937年8月，日軍在上海金山衛登陸，杭州危在旦夕，文瀾閣《四庫全書》及浙江圖書館的大量圖書亟待搶運。8月1日，江圖館長陳訓慈（陳布雷胞弟）請求將文瀾閣《四庫全書》遷往外省，浙江省政府不同意，陳訓慈只好委派圖書館職員毛春翔全程押送將亟待搬遷的圖書裝箱，其中《四庫全書》140箱、善本88箱，8月4日晨裝船運往富陽暫存。8月5日經過魚山石馬村7.5公里崎嶇的山路時，是僱傭100多人花了大半天時間抬過去的。1937年11月底，《四庫全書》及館藏善本共計228箱由富陽裝大船轉運，但因水勢被阻滯桐廬不能行。遂向浙大校長竺可楨請求助，竺可楨出面借用浙大卡車，從桐廬分運三天，全部抵（建德）緒塘。後轉到龍泉縣近郊東鄉山腳（石達）山區季邊村縣城之中心學校存放。
張家祠堂
據史料記載，杭州淪陷不久，日本“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受委員會”曾於1938年2月派人尋找文瀾閣《四庫全書》，但因該書剛被陳訓慈轉移而未得逞，假若當時不及時搬遷，國寶必落敵手無疑。繼杭州筧橋機場失陷後，陳訓慈覺得龍泉也不安全。正好在1938年3月初，國民政府教育部教部三次電告浙江省府，速將《四庫全書》運往安全地點，指令浙大協同辦理，並委派浙大教授李絜非為教育部全權代表，具體負責與浙江省政府商量，將《四庫全書》按原計劃運往貴州。浙江省政府還是不同意，但眼看大半個浙江已被日寇佔領，無奈之下也就只好答應了。但轉移經費沒有著落，時任浙大校長竺可楨一面派李絜非赴藏書處查看情況，一面把情況電告國民教育部，教育部次長章益（滁州人，曾任復旦大學校長）很快回電：“關於庫書運黔事已由本部諮請撥車轉運，一面電飭黔教育廳妥覓安全房屋，以備庋藏。運費及運送人旅費，既可有校方代墊，事後當然由部照數歸墊。”於是竺可楨從浙大擠出經費2000元暫時墊付搬遷開支。轉眼間到3月底，戰事更加緊張，
1938年4月，竺可楨派遣李絜非押運文瀾閣《四庫全書》馬上出省西遷，第一步是從龍泉縣用車經鄰近的福建省浦城縣，再沿江浦公路折回江山縣，因為江山有浙贛鐵路，鐵路運輸比汽車要快和便宜。此前，教育部章益次長已電請交通部為此事已安排40噸篷車2輛用於轉運《四庫全書》，並請對費用予以減免。李絜非作為教育部委派的官員全權負責此次押運事務，沿途經過了新嶺、王坊、八都、木岱口、供村、花橋、山路、富嶺、沙婆橋、十八里、仙陽、杉坊、達塢、力牧、楓嶺關、廿八都、保安、峽口、茅坂、石後、淤頭、清湖等二十餘個鎮。就在經過峽口過江山溪（亦稱須江）時，由於路況較差、天氣惡劣，司機長途勞累又十分困頓，一輛卡車不幸傾翻在距縣城以南31公里處的峽口鎮江山溪之中。車隊當時亂作一團，由於江水較深，又值初春，大家一時束手無策。李絜非迅速與《四庫全書》保管員虞佩嵐下車查看落水閣書情況。數一數，一共11箱共計3000多冊，15萬頁，佔閣書1／20。李絜非來不及多想，搶救國寶要緊，當即安排虞佩嵐趕忙到附近村莊招募農民幫忙儘快打撈書箱，村民們一聽是“國寶”，連價錢也沒講，就跳到冰冷的水中拼命打撈。還好這些箱子比較沉，而且書箱進水後漂得不遠就沉到江底了。峽口一帶的村民經常在水中放木筏，所以水性很好，很快就將11只書箱打撈上來了，李絜非於是另僱卡車將撈上來的落水之書裝車運往江山縣城城隍廟裡的大天井中曝、晾。
文瀾閣
次日，陽光甚好。李絜非決定在江山停留一日，指派護書人員夏定域、虞佩蘭、柳逸廠等人帶領相關人員先把落水《四庫全書》進行晾曬，浸了水後若不及時曝、晾，很容易‘結餅’或黴爛，其後果不堪設想。這種工作要求非常細緻，需要將書一頁頁揭開，使用毛紙墊上，讓其吸水，然後再曝晾。一大早，大家拿著借來的竹蓆，來到縣城城隍廟天井前的空地上，七手八腳把書從箱子裡拿出來晾曬。但是初春山裡溫度很低，即使出著太陽，也不過10餘度，陽畢竟力道不足，落水《四庫全書》曬了兩日，依然能夠滴出水來。由於時間緊迫，戰事緊張，日軍經常轟炸，形勢極為嚴峻，江山縣裡不能久留。李絜非痛下決心，立刻裝箱起運，再次僱傭100多人一路爬山涉水，途中落水閣書注意通風或晾曬，防止黴爛。
文瀾閣《四庫全書》善本
幾天後，228箱書在李絜非押運下，運到江山火車站裝上火車，再沿著浙贛鐵路運到江西萍鄉，然後進入湖南境內的株洲，於4月14日左右運到了長沙。在漫長的3000公里行程中，除了短短一程藉助於浙贛鐵路火車外，其餘的只能靠肩挑、車拉和船運，經湘北、湘西，直到1938年4月25日才一路風雨兼程運到貴州。4月30日《四庫全書》抵達貴陽，藏於縣城西門外一里地外的張家祠堂。李絜非在這裡住築3日，即乘原車返回武漢，向教育部及浙圖報告途中11箱圖書轉運過程中落水之事。浙圖當即安排事務部主任史美誠開箱清點整理，在浙江圖書館派來職員杜光炎協助下，受水溼之書由史美誠照料曬乾，仍裝入書箱之內，每箱照目錄清點之後，親自加封釘好。清理完竣，史美誠即回浙。浙圖另行派人前來管理。由於李絜非等人當時處置得當，直到今天，這3000冊落水圖書人就品相完好，雖然仔細觀看還能發現一些水漬，但沒有明顯的損壞。
文瀾閣《四庫全書》
文瀾閣《四庫全書》到了貴陽之後，先藏在一間平屋內。考慮到治安的問題，貴州省圖書館的藍端祿館長幫助設法在西郊用2400元買了張家祠堂的房子。張家祠堂，房屋很簡陋，兩廂較潔，書置中廳，地並不寬，故多疊架置列。但是張家祠堂離城實則不到2裡，且近公路，於防空襲極為可慮。而1938年9月下旬，日軍首次轟炸了貴陽市。所以還是設法再次搬遷。1939年2月，文瀾閣《四庫全書》搬遷到貴陽市城北八里的地母洞內。
1944年11月，日軍長驅入黔，貴陽百姓惶恐不安。當時的《四庫全書》管理負責人毛春翔向浙圖原館長陳訓慈先生請示。陳先生又和教育部長張道藩等商量，決定將文瀾閣《四庫全書》搬運到重慶，存放在重慶青木關張道藩的公館裡。為此，成立了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聘陳訓慈、竺可楨、餘紹宋、張宗祥、蔣復璁、顧樹森、餘清甫、賀師俊等八位委員，同時還指定陳訓慈、顧樹森、蔣復璁為常務委員，委派毛春翔為秘書，吳展予為兼任管理員。
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線路圖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後，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就千方百計造輿論，籌資金，回遷《四庫全書》。1946年5月15日，《四庫全書》由租用公路總局的6輛卡車載運，離開重慶青木關。押運員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長、科員吳展予，秘書組主任黃閱、汪祖惠，浙江圖書館員毛春翔、夏定域等6人，護送警員11人，一起由重慶出發，再經貴州，借道湖南、江西，7月15日，在各方面堅忍不拔的努力下，在異省他鄉漂泊了9年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終於運回浙江圖書館。
青木關
今天，浙圖文瀾閣140箱《四庫全書》和88箱善本圖書已是鎮館之寶，它們完好保存下來，明光人李絜非功不可沒！
2019年3月11日-13日初稿於辦公室
2020年3月31日修改於辦公室
作者簡介 貢發芹 （1965年10月—），筆名亞魯，貢暉，安徽省文史館特約研究員，安徽省明光市政協常委、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會員，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安徽省歷史學會會員，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學會會員。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理事，安徽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報告文學學會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副秘書長，滁州市散文家協會常務副主席。有詩集《咿呀學步》、《淺唱低吟》、《柔聲細語》、《輕描淡寫》，散文集《帝鄉散記》（38.8萬字）、《帝鄉散憶》（42萬字）、《故園鄉愁》（30萬字），史學專著《吳棠史料》（35萬字）、《明光史話》（40萬字）、《明光人文概覽》（16萬字）、《明光政協史》（二卷）(上、下冊，115萬字，主編）、《嘉山縣誌》（80萬字，點校）等作品集2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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