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西汉的张汤与明朝的海瑞是相隔一千六百多年并且处于不同王朝的两位官吏，两位都是以“耿直”的性格著称，又有着极其相似的为官理念与经历，但二人留给后人的形象确是迥然不同。为何如此，今天我们就聊一聊。
相似的为官理念与经历
- 二人为官都非常清明廉洁。张汤为人率性耿直，家中清贫，去世后，家中的财产除了仅剩下汉武帝赏赐给他物品，其他一无所有；’海瑞也是一生清贫如洗，张居正主政期间，惧怕海瑞，故意找茬，派御史前去海瑞家里调查，结果御史看见家徒四壁的清舍后，叹着气离开的。海瑞去世后，前去查看的御史也是含着泪出来的，而且御史自己还搭进点钱财给海瑞办了葬礼。
张汤儿时捕鼠判案
- 二人在职期间都致力于打击豪强官绅，注重依法办案，并都深受最高统治者认可。张汤不畏强权，为了落实汉武帝的政策不惜得罪了赵王刘彭祖，后又得罪了丞相庄青翟、朱买臣等人，但却一直深受汉武帝的重用；海瑞也同样如此，性格忠诚耿介，做事不留情面，收拾过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弹劾过御史齐康，就连张居正都惧怕他，其他地方官员就根本用提了，甚至还批评过嘉靖皇帝，不过最后还是得到了明朝先后四代的帝王认可。
海瑞像
- 同时也由于二人不留余力的打击腐败官僚势力，在朝廷树立了众多敌人。张汤的铁面无私，让他在朝中树敌众多，最后的被迫自杀，就是由之前的政敌——三位长史们诬告所导致的；海瑞之所以长期在外面徘徊，主要是他曾得罪过朝廷中的当权者，这些当权者一直极力阻挠海瑞的升迁，甚至还故意逼迫海瑞告老还乡。
三长史之一 朱买臣
- 二人都主张用严刑重法来约束百官。张汤早年学习刑狱之法，得到汉武帝重用后更是制定了各种详细的条文法规，用以严格规范汉朝官吏的行为。尤其对于豪强贵族，在量刑上更是习惯重罚；海瑞本身也是一位重视法律建设的管理，时年七十二岁高龄的海瑞上书万历皇帝，希望恢复以前剥皮囊草和贪污八十贯就处绞刑的刑罚，主张对贪官轻罪重罚等。
大相径庭的历史评价
然而有趣的是，这两位虽然有相同的为官风格、一样的重视法律、也一样受到时任统治者的认可，但在后世形象上却是大相径庭：一个成为了被人批评的冷血酷吏，而另一个成为了世人传颂的“海青天”。其实这看似令人费解，实则还是有因可寻的。产生这样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造成的。
- 文化背景不同
张汤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处于对法家“大批判”时期，西汉武帝之前的学者、政治家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严刑酷法”，从而才最终导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局面。再加上汉初运用“黄老之术”的指导思想，奉行休养生息政策，结果“证明”了严刑酷法没有发展起来的民生经济，在其他思想指导下生机勃发。后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汉武帝认可后，主张“严刑酷法”的法家思想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亡国之法。儒家是什么？儒家是法家的死对头！所以说此时提倡用严刑酷法来治理百官，对于相当一部分儒家官僚阶层来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能提出这种理念的人就是残暴可怕的。所以这一时期主张“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的张汤是不符合当时西汉社会的主流思想，必被视为异端，说他是冷血无情的酷吏还是可以理解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者 董仲舒
相比张汤所处的环境，海瑞要幸运的很多。此时的“儒学”和“法学”早已在一千多年的演变中融为一体，只要不是像来俊臣、周兴那样的残忍官吏，都是可以被时人所接受的。海瑞所处的明朝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深知儒法兼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说海瑞在执法的过程中只要不作出残忍出格的举措，只是加重刑罚是不会被时人所诟病的。这对海瑞的历史形象形成几乎没有负面影响，甚至反而让他的“刚直”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 历史书写者的立场不同
首次记载张汤的史书，是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本身就存在很强烈的个人观点，也就是采用的是春秋笔法。张汤的传记被编入到了《史记 酷吏传》中，这篇《酷吏传》开头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立场。他赞同孔子说的刑罚虽然可以约束百姓，但是却不能有羞耻之心，也同意老子说的法令越严酷，盗贼越多的理念。司马迁自己更是直接表达了一国之繁荣，在于君主的仁政而不是严刑法令的想法。由此可见司马迁对那些主张“以法治吏的官员”持“贬”的立场，所以对张汤的事迹一直是用“贬损”的描述，比如说张汤学习儒家文化，就被描述为是为了附庸汉武帝；治罪贪官小人被描述为公报私仇；打击豪强贵族也被说成是玩弄法令，诋毁他人等。所以张汤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成为了一位冷血无情的酷吏。
太史公 司马迁像
但有意思的是，同样对一个人物的传记，班固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却有一些差别。《汉书》中也有《酷吏传》，但《汉书 酷吏传》中却没有张汤的身影，而是将张汤剔除酷吏的行列并且单独列传。现代学者李世愉教授等九人共同编写的《清官贪官传》中，非常明确的把张汤归类到了清官那一类中。这也说明了不同的史书作者对同一人物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差别，最后映射到史书上时就会有不同的人物评价。
《汉书》作者 班固
我们能感受到，海瑞这位“海青天”经常给后人的印象是办案谨慎，明察秋毫。但根据《海瑞集》记载，海瑞在有些案件中断案的理论相当主观。但这些在官修的《明史》中没有很好的体现，《明史》中记载
《海瑞集》：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的都是海瑞如何的冒死上书、如何的不畏强权以及如何的清廉，这就很耐人寻味。但当你仔细调查《明史》的作者背景时，你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奥妙。根据记载《明史》前有徐元文监修，后有张廷玉定稿。徐元文在康熙年间做御史时敢谏直言，大力整顿吏治。张廷玉也先后做过刑部左侍郎和吏部左侍郎，执法雷厉风行，提倡清廉为官，更是被时人成为"伏虎侍郎"，深受康熙皇帝赏识。说到这里我们发现《明史》的作者们和海瑞有很多相似之处，或者干脆说是同一类人，可能出于惺惺相惜的原因，或者为了出典型清官，多少会在斟酌下删减一些“小瑕疵”。最终塑造出了这么个“海青天”形象。
“伏虎侍郎” 张廷玉
- 不同的时代文化，二人服务的主体不同
张汤所做出的努力完全是站在朝廷的立场对“违法”的官吏实行惩罚，比如说查处大商人、打击豪强、惩罚王侯贵族，这些措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削弱地方势力，底层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并没有改善境遇或者说没有直接感受到张汤是为他们打抱不平的。而我们常说的“青天大老爷”往往是和底层百姓的口碑挂钩的，因为没有官员夸官员是“青天大老爷”的。然而张汤的举措是得不到平民百姓的评价，或者说平民的声音无法保存下来。“青天大老爷”这头衔注定与张汤无缘。所以只能由那些有权发声的史官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而不幸的是太史公对张汤持不肯定的态度，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人对张汤的评价。
相比张汤的社会环境，海瑞要幸运的很多。海瑞所处的时代主流思想是宋明理学，在理学的影响下文官使命悄然发生变化，理学先驱张载的“横渠四句”就曾表达过当时的文人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就促使文人做官以后要为民请命。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官吏完全站在基层平民的角度跟当权者甚至皇帝对着干，官员做事的出发点不再是围绕皇权统治，而是有一个“理想标准”可供遵循，这在张汤所处的西汉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这些官吏所有的举措，都是能让平民看得见，能亲身感受到的，同时民间文人也会用笔墨或者说书的形式记录下来。“青天大老爷”这种平民对“父母官”的称呼得以流传下来。所以宋朝以来产生了这种“包青天”、“海青天”的称呼现象。
理学先驱 张载 横渠镇人
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对比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张汤和海瑞二人虽然为官期间有着相同的做事风格，一样的为官理念，但是却有着大相径庭的后人评价。主要是因为史官评价人物的立场不同，儒、法两大显学发展阶段不同以及二人服务的主体也不同。在以上三者共同的作用下，作出评判的主体也就不一样了：张汤的“酷吏”是豪强贵族给的；而海瑞的“海青天”是基层平民给的。
简单来说张汤是豪强贵族的“酷吏”，而海瑞是平民百姓的“海青天”。閱讀更多 嗶嗶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