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歌手李春波發佈了一首名叫《小芳》的民謠情歌。此歌一出，便憑藉著朗朗動人的旋律紅遍大江南北，有媒體甚至將當年稱之為“小芳年”。在當時，絕大多數的流行情歌講的都是港臺都市，而小芳所講的時代主題，卻是那個上山下鄉的時代。
在20世紀的60年代，合計高達1600萬的知識青年，為了響應黨的號召選擇來了農村，開始了浩浩蕩蕩的人口大遷移。全國所有的城市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能和下鄉知青聯繫在一起。
大量的青年下鄉，將來自天南地北的城市思想帶到了農村，碰撞融合交匯，而其中最為關鍵的一個樞紐，便是催生出了大量的知青教師和夜校老師。他們用人民教師的職責，給貧瘠的當地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向鄉土間的孩子傳播著文化和教育。
在工業化尚未普及的年代，鄉間的學齡前幼兒少有受到正規教育，多是與大人去田間務農。儘管鄉間有著學校，但不但硬件落後，師資水平也較為低下，老師大多隻能照本宣科，不甚者甚至連書本上的知識也不能講通透。
大量的知青到來後，開始負擔起這部分工作。一位初中畢業的山西女知青，在太原附近的一個小村莊開辦了小學，除了5年小學教育外還增加了一年中學課程；一位河北村莊教書的知青，發現村裡的學齡兒童只有個別上學，於是她在挨家挨戶勸說後將其中大多數孩子送去了學校。在這些知青的努力下，全國註冊小學生的數量在1972年裡便多了整整2千萬名。
這些農村孩子，不但獲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機會，而且自身對教育的態度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這些知青的口中，他們瞭解到了這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明白了城市和鄉村的差距，變得不願意重複父輩的生活。他們開始渴望進城，讀書就是他們的唯一出路，一旦落榜，往往便痛不欲生。
一位落榜的農村青年就這樣寫信給他的哥哥：“月日晚上，一個沉痛的不幸的消息無情地來到了——我沒有考上學校，我用了極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淚的湧出，可是眼眶巳經潮溼了，到現在寫信時我的手還在發抖，我無法安定下來，因為它關係著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我寧願在城市裡拾垃圾，也要走出農村！”
無數的農村學子，在這樣的激勵下奮發苦讀，並如飢似渴地從知青教師身上獲取知識。高考恢復後，不少人更是鯉魚躍龍門，考上了理想的學校。在北大的招生數據裡，來自農村的子弟一度佔到了近3成的比例。比如新東方的創始人俞敏洪，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01、城鄉教育差距拉大
在俞敏洪考上北大的前二年，中國這片土地同樣還迎來了改革開放。在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無數弄潮兒開始撥弄時代的浪花：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坐著綠皮車前往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熱土，成為了全國產業鏈中的一員，推動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隨著一座座高樓的拔地而起，中國經濟迎來了跨越式的發展。
於此同時，農村的發展卻陷入了停滯了。考上大學的年輕人，通過分配工作在城市紮下了根，而考不上的年輕人，也放下了農具和老鄉一同外出闖蕩。而農村，卻成為了央視公益片裡他們回不去的家鄉，留下老人與小孩，守候在這片沉寂的土地。城鄉之間的差距，比城市發展更快的速度，拉開了距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屬於上層建築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首當其衝的便是教師的工資。一般而言，地方教師的工資與財政掛鉤，而屬於落後地區的鄉縣財政，無疑就經常面臨捉襟見肘的情況。所以，往往教師辛辛苦苦地上班，但待遇卻低的令人髮指，甚至面臨發不出薪水的狀況。
2014年11月，黑龍江的雙城市等多個市縣，數千名教師因為薪資問題過低，開始集體罷課；2016年1月，河南的鄢陵縣，百名教師因為待遇遠遠低於同縣的公務員不滿，拉起了橫幅；2018年5月，安徽六安，40名教師維權被警方帶走的新聞，更是一度登上央視新聞。此類種種，無疑證明了落後地區教師的待遇之差。
與鄉縣相比，地級以上的城市往往人口基數大，經濟基礎更好，有著更為充沛的財政收入來源。因此，城市中的各大學校，開始如同缺水的海綿一般，吸納著大量來自周邊鄉縣的老師，使得城鄉之間的師資力量開始了流動。導致了馬太效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在基層老師大量流失的背後，剩下的老師不得不肩負起更為繁重的教學任務。
以河南洛陽洞子溝村小學為例，由於基層老師缺失，12名老師得肩負起144名學生的學習重擔。往往一個老師就得給不同年級的孩子同時上語文、英文和數學。所以對這些農村孩子來說，數學是體育老師教的這句話並不是調侃，而是一個冰冷且又無可奈何的事實。
目前來看，雖然國家出臺了很多扶持政策，但大量基層老師的流失趨勢仍無法逆轉。2015尚有472.5萬，到了2018年便只有290萬人了。可以說，每天都有著近1670名的基層老師選擇放棄崗位，離開基層前往城市。
在大量老師離開後，剩下的農村和鄉縣孩子無疑只能分配到更少的教育資源，自然避免不了成績差的結果。
前段時間爆火的熱文《一塊改變命運的屏幕》，就赤裸裸的揭示了這一幕，作為貧困地區中學的祿勸一中與成都七中同步上課，然後用七中的試題進行考試，結果不出意外，成都七中平均分103，但祿勸一中的平均分卻只有30，不到前者的不到前者三分之一。在這份試卷的背後，同齡人的差距被表現得盡致淋漓。
兩個群體的成績差距，也影響了他們的人生命運。在全國的各大高校裡，來自農村學生的比例一度不斷下降，尤其越是重點大學，農村子弟就越少。以2010年為例，北大的農村子弟更是由3成降到1成，而清華也相差無幾。
面對這樣的趨勢，教育部通過了一系列的規定來增加農村子弟的上學比例，但這無疑仍是治標不治本，畢竟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才是才是導致農村子弟上學難的最大問題。
而且這樣的差距，並不僅僅只是在城鄉之間，更是發生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
02、城市間教育差距擴大
2017年，江西的南昌和另一個名叫撫州的城市，便因為關於教育資源的爭奪，吸引了來自全國媒體的目光。前者是省會城市，整個江西省的心臟，而後者僅僅只是一個地級市，經濟相差懸殊。以人均收入這個指標為例，便相差了整整1萬元。
儘管經濟拼不過，撫州的教育資源卻不居下風。尤其是在教育領域，撫州的臨川一中更是成了一面響亮的金色招牌，除了盛產高考狀元外，每年還能送30多個學子進清華北大，是江西省最好的高中。但與輝煌的教育成果相比，臨川一中的教師卻只能拿著普普通通的工資。
這樣的情況，無疑進入了南昌各大本土學校的視野。在澎湃新聞的報道里，以南昌五中、江科附中、雷式學校為代表的各大學校，紛紛對臨川一中的老師伸來了橄欖枝：一次性安家費50—100萬元，年薪30—50萬，聘用合同簽訂至退休。在金錢的威力下，13名臨川一中的骨幹教師被直接挖走，加上之前離職的，累計人數高達32人之多。
對臨川一中來講，這一行為無疑可以算的上是釜底抽薪。於是無奈只能向市裡求助，撫州市政府大驚，立刻將這一情況上報給省教育廳。後者隨後與南昌各大高校一一約談，這才使得對臨川一中的挖人行為告一段落。
在市場經濟下，優質的教育資源勢必與金錢掛上了鉤。雖然教育廳通過行政手段，使得南昌各校停止了挖人，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多老師完全可以是自己辭職，然後再去找工作的方式尋求自己想要的待遇。畢竟除了南昌，許多大城市的學校也對優秀的教師資源求賢若渴。
以今年9月深圳龍華區的一份教師招聘廣告為例：本科生26W，研究生28W，全日制博士獎勵20W，全年帶薪休假165天+。在這樣的待遇下，全國各地的優秀教師資源，紛紛湧入深圳。在今年深圳南山外國語的招聘裡，便收到了上百份來自清北碩博的求職簡歷。
除了清北的碩士，中小城市以及縣城鄉村的公辦老師們也試圖追尋更高的收入，他們向原單位遞上了辭呈，坐著動車和飛機，試圖前往以深圳、南昌為代表的大城市，去尋覓到一份稱心如意的高薪工作。
城市與鄉縣、大城市與小城市，前者開始像海綿一般將後者的教育資源吸走。在這一過程進行的同時，私立和公立之間的地位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03、民辦教育的崛起
2017年7月21日，紮根浙江杭州的《錢江晚報》，用了整整三個版本來報告杭州公立中小學的辭職潮現象，文章標題名為《公辦老師：我們為什麼要”逃“》。在這份報告裡，公辦教師的離職潮現象被揭露：2015年有36名教師辭職，2016年則翻了一番，達到了60人。雖然不至於影響正常的上課工作，但已經可以看見公立老師加速逃離的苗頭了。
這個報道里還講了一位公辦校長，她在一年裡收到三份辭職信，理由如出一轍，通通是回老家。這其中一名辭職的數學老師，此前已經在校七年，而且還是教學骨幹和數學組長。但面對學校的苦苦挽留，他還是鐵了心要走。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所謂的“老家”不過是個藉口，只是想去私立的培訓機構多掙點錢罷了。
發生在上面的這一幕，不過只是全國眾多地區裡公辦衰落的一個縮影罷了。在市場經濟的主導下，私立和輔導機構競相興起，民辦學校猶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比如說上海，就是一個最為鮮明的案例。
作為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城市，上海無論在體量還是體制上都遙遙領先於其他城市。在這座城市，教育資源被公立、民辦二分天下，形成了錯綜複雜的格局。
首先來看上海的高中。根據考入北大清華復旦交大等名校的升學率，最好的十二所高中分別為“四大名校”（上海中學、華師大二附中、復旦附中和交大附中）和“八大金剛”（包括南洋模範中學、格致中學、大同中學、控江中學等）。這些學校基本都是公辦，即政府主導。
但到了初中的這個層級，卻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情況。進入到上述的十二所高中的生源，大多來自於民辦初中。有知乎網友根據2016年上海市教委、學校官網和家長論壇的數據，發現總預錄人數前10名的初中裡，僅僅只有一所是公辦，其餘全是民辦。
根據現有的錄取政策，中小學入學安排往往是由民辦先面試招生，然後公立學校劃片區招生。但經過大浪淘沙後，好的生源往往先被民辦給挑走，剩下的，才是選擇公立的。
在這種兩極分化下，有著良好生源的民辦更能容易考出好成績，而這個成績又能成為金字招牌吸引家長的目光並帶來良好的招生，當供不應求時，民辦的收費自然也會越發昂貴，並可以形成良好的現金流來挖走公辦學校的優秀老師。而公辦的老師流走，也會進一步導致公辦學校的教育質量下降。
在目前的社會階級流動裡，高考仍在是最為主要的一個途徑。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們，在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下，自然會傾注財力於教育，這裡面的大部分錢自然流入了民辦學校的口袋。而公辦學校，則成為很多家長的備用選擇。
南昌各校和臨川一中的教育爭奪戰，裡面也包含了公辦民辦這一影響要素。支撐的起南昌各校大手筆挖人的資金，自然來自於其高昂的學費收入。在公開的招生簡章中，這些收入往往2.5-4萬一年，而臨川一中的學費，不到區區5千，相差了5-8倍。而且這個差距，還隨著兩地經濟差距的拉大繼續擴大。
民辦學校的崛起，離不開背後資本的力量，而與民辦學校同樣崛起在我國的，還有盛行已久的各類輔導班。
04、輔導班的盛行
去年的11月，一篇名為《瘋狂的北京海淀黃莊：超前教育“十字路口”》的文章，在朋友圈和微博上被廣泛轉載。而這篇文章也正如其名，揭露了一個瘋狂的北京輔導聚集地：
“在海淀劇院門口的知春路，駐紮了東方、學而思、立思辰、高思、傑睿等數十家機構，上百間教室，數以千計的課桌。一個孩子就算不去公立，也可以在這棟20層的高樓裡完成幼兒園到高考的全部課程，甚至包含了留學申請。
而這，僅僅是海淀黃莊作為“學霸中心”的冰山一角。方圓幾公里之內，匯聚了人大附、北大附、清華附、八一學校、101中學、中關村一二三小等各路名校，以及數不清的校外培訓機構。五點左右，學校放學的孩子趕到麥當勞吃一頓快餐、做一會作業，然後背上書包奔赴各自的課外班。根據主管部門的最新要求，所有校外培訓機構上課時間不得超過晚上八點半。八點半之後，孩子們又從黃莊周邊的各大機構蜂擁而出，在路燈下和媽媽一起踏上回家的路。
一位在線教育創業者躊躇滿志地說：“中產家庭百分之三四十的年收入都要用於子女教育，這筆錢肯定是要花掉的。這是一場人力、財力、耐力的大比拼。”
這篇文章爆出後，這個被認為是輔導班聖地的海淀黃莊，被迅速推向了輿論的漩渦。1個月後，海淀區長帶領大批警察和記者夜查機構。而藏在他處的輔導班，則被許多群眾連夜舉報。以海淀黃莊為中心，北京掀起了一場強力的整治風暴。
這一場整治，甚至波及到了給孩子補課的教師夫婦，更別談本就在整治中心的校外輔導機構。為了上學，這些輔導班和學生家長們開始了捉迷藏式的反偵察，不僅嚴格核實家長的身份賬戶，還對培訓地點進行保密，得到開課前2小時，學生家長們才能接到電話，得知將孩子送往哪個民房上課。
在這場事件中，除了輔導機構，我們還能看到兩個旗幟鮮明的對比群體：一者是耗費巨資送孩子去輔導機構讀書的學生家長們，他們自稱飽受奔波之苦，而另一者則是上不起輔導班的家長，他們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通過假冒報名等手段來舉報輔導班。兩者看似涇渭分明，但無論有錢沒有錢，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望子成龍，不過前者希望用培訓拉開距離，後者則是拉近。
事實上，無論是否舉報輔導班，有錢人家的孩子也總是有更多方法獲得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有些起跑線的差距，往往天生便已經註定了。
2017年7月，北京狀元熊軒昂在接受採訪時說了這樣的話：“農村地區的孩子越來越難考上好學校，你像我這種，屬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衣食無憂，家長也都是知識分子。而且還生在北京這種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資源上享受到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農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這種東西決定了我在學習的時候，確實是能比他們走很多捷徑。”
而在第二年，同樣考上北大的河北寒門女孩王心儀，則在作文《感謝貧窮》中寫道“感謝貧窮，讓我堅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
熊軒昂認為自己的成功來自於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王心儀則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對知識改變命運的相信。事實上，他們的說法都沒有錯，但比起前者來說，王心儀的成功勢必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全國的高考狀元裡，像熊軒昂的多，像王心儀的卻寥寥無幾。
在我們看的到的當下，大城市的教育資源正在逐漸被金錢主導，從公立為主變成民辦崛起。在我們看不到的背後，則是數以百萬計的基層教師流失。
在這教育間的貧富差距越發懸殊的時代，又有多少寒門出身的子弟能像王心儀一樣，與接受各類補習的城市孩子們一起，在同一個舞臺上競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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