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主觀唯心論是什麼？

王陽明的主觀唯心論是戰國時代思孟學派和宋代陸九淵主觀唯心論的繼承和發展。

首先，在本體論方面，他發揮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題，進而提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理論。

他認為“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就是天，“心之本體無所不該”。意思是，人心是宇宙的本體，是天地萬物的主宰；心這個本體是無所不包的，整個宇宙萬物都在人的心中，“心”之外別無他物。為了闡明這一觀點，王陽明竭力誇大人的思維的能動作用，把客觀事物的存在，統歸之於人的主觀知覺作用的結果。

王陽明講學情景

由“心外無物”，王陽明又引出“心外無理”的觀點。

他說：“物理不在吾心之外，離開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也就是說，天地萬物之理，不必於心外去索求。為了說明這一道理，他舉例說，有孝親之心，就有孝親之理；有忠君之心，就有忠君之理。這仍然是違背科學常識的邏論，因為人心（古人以為心能夠思維）只能看作是思維器官，不能說成是客觀事物的“理”，要認識事物的道理，必須通過實踐，接觸客觀事物才能獲得。如他所說的“孝親”、“忠君”等倫理道德觀故宮武英殿念，也是由宗法制度和君主制度所產生的，要說明這些觀念的道理，則必須從分析封建社會君主制度和宗法關係入手。

王陽明的這種理論主張有其明顯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把所謂“孝親”、“忠君”等封建道德觀念說成是人心固有的，要人們加以發揚、實踐，並以此據除不合封建道德觀念的所謂“慾念”，做封建王朝的“忠君”、“孝子”，這樣自然就不會去做“犯上作亂”，危害封建統治秩序的事。

王陽明塑像

除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王陽明又提出“致良知”學說。

所謂“良知”，是淵源於孟子的“良知”、“良能”學說。孟子作為先驗論者，他認為人們的各種道德知識、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是天賦的，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王陽明發揮這一學說，他說：“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因此叫做“良知”。他還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梯，見儒子入井，自然知側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這意思是說，“良知”存在於人“心”，它能明是非，別善惡，而且具有孝親、忠君、辭讓、信義等道德觀念，而這一切都是與生俱來，“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的。很明顯，他是把“人心”看成知識、才能和倫理道德的本源，所以說“不假外求”。

王陽明像

其次，王陽明針對朱贏的“知先行後”提出“知行合一”。

王陽明所說的“知”和“行”，和普通人所理解的知、行概念不一樣。他說，人見到美色，產生喜愛的感情，這既是知，也是行；人聞到臭味而感到厭惡，同樣的既是知，也是行。可見

他所說的“知行合一”不是指感覺和思維與實踐的統一，而是把人的意念、感覺當作行，混淆了主觀認識和客觀行為之間的界限，否認了知和行的差別。

不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中還是有積極因素的，比如“合一”論很強調“行”的思想，提倡以“事上磨鍊”、提倡“篤實”、“篤實之功”糾正那種空談生命，不重實踐的流弊。這也反映了王陽明重視“實學”和“事功”的思想。

王陽明《傳習錄》

為什麼會提出主觀唯心論？

王陽明心學的提出，有個人的體悟，也有時代的背景。

個人的體悟：從個人學術進路上看，像當時的大多數士子一樣，王陽明在青年時代也是信奉朱子學說的。他曾經認真地閱讀程朱理學的書，對於宋儒朱熹所提倡的格物窮理的道理深信不疑，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在他二十一歲的時候，他突發奇想，想從父親庭院裡的竹子之類的“物”裡看出“理”來。在接下來的七天七夜裡，他對著竹子沉思冥想，結果非但沒有悟道，反而病倒了。從“格竹”的失敗，以及龍場的苦難，到平定朱宸濠叛亂時的處變不驚，王陽明的思想得到不斷的昇華，最終離開朱子學說而形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像

時代的背景：從時代背景上看，明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規定科舉考試以宋儒程顥、朱熹等人的註釋為標準，又纂修《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彙集程朱諸家理學之說，頒行於各地儒學。在科舉風向標的指引下，士子非程朱之書不讀。程朱理學因此成為正統的官學。明初著名思想家薛瑄就曾經這樣說過：“自考亭（朱熹）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意思是說，朱熹以後，大家都遵從朱子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再有獨立的思考與寫作了。

宋明理學主要人物

然而，思想界因襲程朱舊說而缺乏創新的狀況，使一些學者感到壓抑。他們轉而開始尋求新的思想出路。到明朝中期，心學的萌芽從程朱之學中悄然冒出。率先突破程朱理學的思想家是陳獻章。陳獻章的老師吳與弼謹守程朱準則，但陳獻章卻崇尚自然，主張“靜中養出端倪”，強調內心體悟，不拘束於外在教條，被視作由朱子學轉入王學的中間環節。有了之前學術界強調“心學”的風氣，才有了16世紀初王陽明心學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