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千年前的“城乡分化”
新石器时代末期，大汶口文化的扩张是淮河流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大汶口文化晚期，淮河流域聚落数量和规模都达到空前的兴盛状态。淮北河湖冲积平原适合耕种的优越条件得以体现，农业生产的稳定导致人口剧增，调查发现淮北平原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长，社会总人口经历了一次突增。
蒙城尉迟寺聚落布局图
淮北平原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按照规模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等级。大型聚落的城垣和壕沟主要功能是防御水患，聚落层级的差异主要反映了人口规模的多寡，以及构建公共设施的能力。固镇的垓下和南城孜遗址面积都在20万平方米左右，南城孜有环壕环绕，垓下则具有城垣结构，这类遗址数量少规模大。大部分遗址面积不超过5万平方米，数量众多，以蒙城尉迟寺环壕聚落为代表。尉迟寺聚落围沟内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共发掘14排18组73间房屋遗迹和5处“活动广场”，人口规模约300人左右。从房址布局推测该聚落以小家庭为基本社会单元，若干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一个扩展家庭，聚落由数个扩展家庭组成的家族营建。垓下城址的城内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钻探发现城内有大面积红烧土堆积与活动面，15处长条形夯土台基（大型房址）和陶窑，人口规模约2000以上。垓下城址内目前还未发现更高等级的建筑与墓葬，应该也是以小家庭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城内可能存在多个扩展家庭组成的血缘家族。
固镇垓下城址布局图
淮北平原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例如聚落内的房址都采用排房建筑，成组陶缸表现了某种仪式活动，陶缸表面的族徽文字完全相同。这些文化交流体现在精神信仰方面，与祭祀有关的公共活动在聚落内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祭祀活动在广域范围内存在，也是保持聚落间普遍联系的纽带。
四、四千年前的盟誓祭仪
淮北平原龙山中晚期并没有延续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聚落兴盛的局面，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普遍衰落，有些大汶口文化的聚落废弃了使用，有些龙山中晚期遗址是新选址营建的，大都沿用至商周时期。龙山文化遗址面积大都较小，规模基本上都在1万平米左右，看不出明显规模等级分化。这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城址密集、聚落规模层级分明的格局形成巨大反差。在此背景下，地处淮河中游南岸的禹会村遗址显得尤为突出。禹会村遗址的时代相当于龙山早中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为淮河中下游地区所罕见。
蚌埠禹会村大型礼仪建筑表面遗迹
2006~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发掘了一批与龙山时代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遗址东部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整个建筑台基系人工挖槽堆筑而成，逐层加工，工程量巨大。台基南北长达百米（108米），东西宽度不等（13～23.5米），现存面积有2000平方米。台基表面形态复杂，不甚平整，遗迹现象相当复杂（烧燎面、方土台、成排柱坑等）。台基西侧还有与台基平行的白色土铺垫的特殊通道，以及大型长条形“祭祀沟”（35.7米长），沟中发现了大量可复原陶器，其中陶鬶数量相当多，陶器体量普遍较大，还有精致的蛋壳陶杯残片。这暗示了大规模宴饮活动的存在，其形成应当与祭祀台表面的祭祀、宴饮等活动密切相关。
有学者根据“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文献记载推断该大型礼仪建筑为会盟性质的遗存，从出土遗物的文化因素分析，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多种地域的联系。陶器多数具有江淮地区本地风格，也可看到北方海岱龙山文化风格和南方长江流域文化风格，说明不同区域文化曾在此汇聚并深入交流。
结语 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传承
淮河流域有着辉煌的史前文明，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起与融合。进入历史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淮夷”、“徐夷”等族群曾拥有很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夷夏杂处的淮河流域在华夏化的背景下逐步编户齐民，成为秦汉帝国的一部分。考古学者有责任将研究中揭示历史文化信息推广给公众，使公众深入领略本土历史文化的魅力，增强珍惜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淮河流域这片土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承载了许多人们共有的文化记忆，保护好、利用好这一财富是学界、政府、媒体和民众共同的责任。
蚌埠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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