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的歲月——清宮散佚書畫的漂泊與鄉愁

【編者按】2015年,為紀念故宮博物院建院90週年而特意舉辦的“石渠寶笈”特展,不僅讓“故宮跑”成為時下民眾觀展心理的某種投射,也著實帶火了以往“曲高和寡”的書畫類展覽。一時間國內各家以書畫收藏見長的博物館均紛紛投入到舉辦書畫常設展、特別展的行列中,但無論展覽的主題、內容、陳列設計等如何千變萬化,其中總會或多或少有幾件“清宮散佚書畫”坐鎮。因此,今天我們藉由展覽來重新梳理清宮的書畫收藏活動,近代以來清宮收藏書畫的散佚過程,以及探尋清宮散佚書畫當前在海內外收藏機構、藝術市場上的分佈、庋藏情況就顯得非常必要,而梳理的過程想必也能夠幫助我們更為清晰、系統地認知中國古代書畫。

清宮散佚書畫對於長期看畫的博物館、美術館熟客來說,並不陌生,但我們卻習慣性地將其與末代皇帝溥儀帶往東北的那批書畫等同。殊不知,清宮散佚書畫是指流散在故宮博物院以外的清代紫禁城及皇家苑囿壇廟中的書畫,是一個非常廣義的概念,而它們的流散,更歷經了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的漫長曆史時段。如今,它們有的分藏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等公共機構,有的仍然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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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瑰寶匯天府

清代宮廷的書畫收藏活動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收藏文物的傳統,歷代帝王和皇室更是雅好博古。據楊仁愷先生研究,中國皇室系統收藏繪畫、書法等各類文物藝術品的活動,最晚應從公元5世紀算起。

蒲公英的岁月——清宫散佚书画的漂泊与乡愁

載灃與溥儀(右立)、溥傑。這是比利時大使柯霓雅男爵於1911年拍攝的照片

有清一代,隨著國力發展,皇室收藏活動異常活躍,特別是由於康、雍、乾三代對收藏的酷愛,使本已豐富的清皇室收藏更達到歷朝歷代皇家收藏之最,其中尤以古書畫收藏最具代表性。除了繼承前代的收藏外,清代宮廷還通過徵求、進呈、抄沒、造作等方式積累了為數眾多的珍貴文物,形成了一筆蔚為壯觀的民族文化財富。當然,包括清宮收藏在內的歷代宮廷收藏,究其目的和作用,主要還包括象徵道統、維護禮制和教化民眾三個方面的作用,而絕非只是出於單純的鑑賞之用。清皇室的收藏活動在乾隆朝時達到巔峰,為了對宏富的內府書畫收藏進行梳理,自乾隆至嘉慶朝,《石渠寶笈》《秘殿珠林》歷經初編、續編和三編,共收錄了自西晉、六朝、隋唐直至清朝的書法、繪畫計有數萬件之多,所錄書畫家共863人。藉此,我們也得以窺見乾隆和嘉慶時期書畫的蒐集情況,以及清皇室龐大的書畫收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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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在養心殿院內

內府書畫經過一再整理,眉目漸至清晰,宮中庋藏情況也一向良好,只是歷次火災,特別是嘉慶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宮、交泰殿大火,可能對宮中書畫多少有所波及,如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的《王氏一門書翰帖》上,就有明顯的火燒痕跡。雖說此帖在明中後期藏於無錫華氏真賞齋時就曾遇大火,但從裝裱現狀考察,仍以乾清宮火災劫餘的可能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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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 電影劇照

嘉慶年間,皇帝用宮中所藏書畫名品頒賜給親王和大臣的情況多了起來,如頒賜給成親王永瑆的那一部分中,就有西晉大文學家陸機的《平復帖》和傳為唐人韓幹的《照夜白圖》(後被恭親王奕訢之孫溥心畬將《照夜白圖》售賣出國,後入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家張伯駒先生恐其另一重寶《平復帖》再被販賣出境,遂在溥母生病急需用錢之際購得,並在1956年將《平復帖》在內的眾多書畫收藏捐贈給故宮博物院)。道光以後,賞賜有增無減,僅頒賜給恭親王奕訢的一筆中,就有宋徽宗趙佶的《五色鸚鵡圖》、陳容《九龍圖》(現均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等巨跡。宮中的歷次火災,再加上自嘉慶朝起未曾間斷的賞賜活動,都使得清內府書畫收藏開始鬆動,並就此拉開了其四散流離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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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甌傾覆珠玉散

近代以來清宮書畫遭遇的劫掠

清宮書畫屬於皇家御用之物,若無重大變故,斷不易流落市井,更不致流失海外,正如張謇在民國初年曾說:“前清內府,昔日所藏縟矣。一散於庚申,再散於庚子,永淪異域,至可唏也。”

1860年英法聯軍控制北京城後,將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園”等皇家園林縱火焚燬,在佔領、焚燬這些皇家園林的同時,英法聯軍也對保存於其中的清宮文物進行了大肆搶奪。以圓明園為例,僅《石渠寶笈》著錄的歷代書畫,收藏於此的就有200餘幅,圓明園遭劫被焚後,大量清宮書畫被劫往海外,如今美國、日本都不乏它們的蹤跡,其中尤以英法收藏的數量最多、質量最精,如現藏於大英博物館的傳顧愷之《女史箴圖》,就是在這一時期被英法聯軍劫掠並流失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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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中)與溥傑(左)、潤麒在欽安殿後漢白玉石欄上

隨後,1900年八國聯軍以保護使館、僑民為藉口,攻佔了北京,不僅大肆殺戮,還縱兵大掠數日,從皇宮禁苑、官署部衙,到王公府邸、民居商宅,悉數遭難。紫禁城作為皇宮,成為侵略者搶劫的重點目標,包括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唐韓滉《五牛圖》卷(後由中央人民政府從香港市場購回)在內的大量珍貴書畫不知去向。對此,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認:“遭遇這場浩劫,北京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珍奇,掃地遂盡,所失數十萬不止。”

1911年,武昌起義的槍聲埋葬了中國綿延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國邁出了走向民主共和的歷史性一步。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帝王思想並未徹底根除,許多清室遺老剪下發辮即為中央要員,地方舊吏褪下朝服則成為民國新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雖在辛亥革命第二年便宣佈“遜位”,但仍享受民國政府的《清室優待條件》,在紫禁城中過著雖無實權卻依舊稱孤道寡的“小朝廷”生活。而尊號不廢、暫居宮禁、其原有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等優待條件,也為日後清宮書畫最大規模的一次散佚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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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溥儀與婉容、溥傑(右一)、潤麒

這一時期,溥儀經常拿出一些名貴字畫賞人,首先主要是他身邊的師傅們,除了賞賜之外,師傅們還經常以“借”為名,公然將宮中之物據為己有;而對於北京城裡掌握實權的人物,溥儀遇到他們生日或新年,都免不了送古玩字畫等作為賀禮以籠絡,為其日後的復辟謀求機會。此外,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清宮書畫散佚方式,就是溥儀以賞賜和借用之名,趁溥傑、溥佳二人每日進宮伴讀之機,讓他們將珍貴的宋元版善本書籍、書畫等隨身攜帶出宮。開始時幾天賞一次,每次十幾卷、冊,後來幾乎是逐日賞賜,賞賜數量也逐日增加,高峰時一次就賞賜了35件之多。溥傑每運出一批書畫,就轉交給七叔載濤,再由他運到天津,藏於溥儀在英租界戈登路的一處花園洋房內。1925年,“清室善後委員會”發現了“賞溥傑單”和“收到單”,根據兩單的數字統計,從1922年7月至12月,溥儀共轉移歷代書畫手卷1285件、冊頁68件,而且尚有大批珍品並未記錄在冊。除了賞賜和贈送外,溥儀暫居內廷期間,為了維繫“小朝廷”的生計,也將大量珍寶,向中外銀行抵押貸款,但這些抵押品往往難以贖回,最終流落海外。此外,內務府還親自拍賣過內廷文物。

1924年11月5日,遜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從此,故宮與遜帝開始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離開紫禁城時,敬懿皇貴太妃將《中秋》《伯遠》二帖帶出,後流散至香港市場,由中央人民政府購回。與此同時,溥儀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隨身攜帶,但在宮門口被馮玉祥部隊搜出,1933年《快雪時晴帖》隨大批故宮文物南遷,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三希堂法帖就這樣離散,最終分隔兩岸。15天后,“清室善後委員會”正式成立,紫禁城完全收歸民國政府。此後“清室善後委員會”開始著手對故宮文物進行系統查點,雖然他們及時清點、整理故宮文物的行動制止了清宮書畫進一步大量流失,但是此前被溥儀等偷運轉移出宮的書畫數量已十分驚人。

1929年溥儀舉家遷入日租界的靜園,由張園遷入靜園的書畫手卷約30箱,內裝1300餘件;書法名畫冊頁4箱,內裝計40件;書畫掛軸1箱,內裝21件。溥儀在天津期間,為了生活和對外交往的需要,也曾將帶來的清宮書畫出售或送人,據溥儀研究專家王慶祥介紹,溥儀在天津時期曾賞賜給經手人,即陳寶琛的外甥劉駿業一批書畫,其中就有唐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卷(波士頓美術館)、《步輦圖》卷,五代阮郜的《閬苑女仙圖》卷,以及宋拓《定武蘭亭序拓本》等。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溥儀即潛往東北,1934年3月當上偽滿洲國傀儡皇帝。其後不久,由日本人吉岡安直從天津押運到長春的法書名畫等文物存放於偽滿皇宮“小白樓”,據溥儀的貼身隨侍嚴桐江回憶,文物裝滿了三尺多長、高和寬各一尺多的松木箱子,約100箱,其中有法書名畫1300件,還有宋元版書、殿版書、古玩玉器等40多箱,大小金庫十幾個。“小白樓”也因此成為清宮散佚書畫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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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從宮中轉運出的法書名畫都存放在偽滿皇宮“小白樓”中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偽滿洲國垮臺,溥儀一行逃往通化大栗子溝,逃跑前因古書畫太多無法攜帶,只挑選了手卷中的精品裝成57箱,交給了隨行侍從全部運走。沒過幾天,蘇聯紅軍壓境,溥儀匆忙中只帶了120多件書畫和一些珠寶準備逃亡日本,結果在瀋陽機場被蘇聯紅軍俘獲,除個別文物散失,其餘後來都被東北民主聯軍接收,目前收藏在遼寧省博物館。而留在小白樓內未帶走的書畫古籍,在混亂中成為留守士兵哄搶的對象,他們肆意踐踏、撕扯,使這批書畫遭受嚴重損失。抗戰勝利後,在琉璃廠陸續出現不少被稱作“東北貨”的古籍書畫,同時,在溥儀逃亡東北的途經之地,也都有國寶書畫出現。一時間,從長春、大栗子溝到瀋陽,從北京、天津到上海,“東北貨”成為了書畫界的熱門話題,並隨著愈演愈烈的倒賣活動,流向國內外各地。這批“東北貨”的下落,正如文物專家謝辰生所說,“有一些我們找到了,有一些我們知道了下落,還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也就永遠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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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失楚得復搜求

國內收藏體系中的清宮散佚書畫

如前所述,由於歷史原因,在國內收藏體系中,包括清宮書畫在內的文物除收藏在故宮博物院以外,還有一部分散於內地各大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等地。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戰爭年代的文物轉運,新中國成立後為博物館建設需要而進行的對外調撥以及各大博物館的自行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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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遷移路線圖

1933年侵華日軍攻佔山海關後,國民政府立即組織將戰火威脅下的北平文物南遷至上海,一共南遷了5批文物,主要包括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頤和園收藏的原清宮文物,總計13427箱零64包,其中僅故宮博物院的清宮書畫就有9000餘幅。1936年12月,存於上海的文物全部遷運至南京朝天宮庫房,1937年七七事變後,這批文物又分三路西遷運往四川等地,踏上了歷時8年之久的漫漫西遷之路,在此過程中,幾乎沒有一件文物受損,成為世界文物轉運史上的奇蹟。對此,那志良先生曾說“古物有靈,炸不到、摔不碎”,古物的確有靈,但那個靈,是所有這些堅強而又勇敢的國寶守護者們的心靈,他們用整個身心,甚至是生命守護著國寶,也守護著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積澱,雖然顛沛,但不致流離。抗戰勝利後,西遷文物全部於1947年運回南京,未及北返而內戰爆發。1948年底,南遷文物中的2972箱被運至臺灣,保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運臺文物共3批,總計23萬1910件又27張692頁,其中古代書畫近6000件,《快雪時晴帖》《自敘帖》《寒食帖》《祭侄文稿》《江帆樓閣圖》《溪山行旅圖》《早春圖》等巨跡都在其列。截至1933年文物南遷時,故宮大約僅有9000件書畫,臺北“故宮”收藏有南京原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藏477件書畫以及舊故宮所藏5526件書畫,其餘3300件書畫都留在了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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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仁愷 1950年東北博物館庋藏溥儀書畫鑑定報告書及鑑定筆記

1949年後,在各地博物館新建、徵集工作中,一批流落民間的清宮文物被地方博物館收藏,其後有一部分由文化部直接上調回到故宮,而更多的則繼續收藏於各地博物館,發揮著傳播歷史文化的重要功能。就清宮散佚書畫的收藏規模而言,遼寧省博物館因收藏有在東塔機場截獲溥儀時的百餘件精品書畫,例如晉人書《曹娥誄詞》、唐歐陽詢《仲尼夢奠帖》、唐周昉《簪花仕女圖》、唐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趙佶《草書千字文》《瑞鶴圖》,以及在省內各地查找出的其餘清宮散佚書畫,以總數146件(組)的收藏規模,成為清宮散佚書畫收藏重鎮。遼寧省博物館近年來以此為題,至少舉辦過30餘次展覽,對散佚書畫的保護和展示,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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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博物院是清宮散佚書畫的重要收藏地

此外,吉林省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天津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旅順博物館、無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定數量的清宮散佚書畫,其中不乏唐孫位《高逸圖》、五代董源《夏山圖》、北宋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陽羨帖》、金張瑀《文姬歸漢圖》、元趙孟頫《高上大洞玉經》等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作品。與此同時,近年來一些實力雄厚的非國有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也頻頻出手,把國內外市場上出現的一些清宮散佚書畫收入囊中,最典型的如上海收藏家劉益謙及其創辦的龍美術館,迄今已入藏宋徽宗《寫生珍禽圖》、宋人摹《郭忠恕四獵騎圖》、明吳彬《十八應真圖卷》等清宮散佚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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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何辜涉重洋

國際收藏視野下的清宮散佚書畫

除了國內收藏體系中的清宮散佚書畫外,更多的清宮散佚書畫被外交官、古董商、侵略者、偷盜者販賣、盜運到海外。關於流失海外的清宮書畫數量,學界一直沒有準確的統計,據楊仁愷先生調查,流失海外的中國古代書畫大約有2萬張,其中,唐代卷軸畫20餘張,宋代卷軸畫200餘張,元代畫近200張,明代畫約8000張,清代畫約12000張。按照流失海外的地區劃分,清宮舊藏書畫主要流往了英國、美國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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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收藏有清宮散佚書畫、中國繪畫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唐代摹本《女史箴圖》(現場實拍圖)

英國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庚子之變的發起國,在掠奪和收藏清宮文物方面,與其他國家相比,所得豐富且精品多。大英博物館可算是世界上收藏中國流失文物最多的歐美博物館之一,大約收藏有中國文物2.3萬件,其中有300餘件清宮舊藏書畫。當然,該館收藏清宮書畫中最著名者,當屬在中國《末代皇帝》電影劇照楊仁愷1950年東北博物館庋藏溥儀書畫鑑定報告書及鑑定筆記繪畫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唐代摹本《女史箴圖》。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館還收藏了唐李思訓《青綠山水圖》、韓滉《雙牛圖》、北宋李公麟《華嚴變相圖》、范寬《攜琴訪友圖》、蘇軾《墨竹圖》、南宋馬遠《山水再遊圖》等名畫。

清宮舊藏書畫流入美國,一是二戰前,諸如張靜江、盧芹齋、山中商社等貿易往來。二是五六十年代,從長春偽滿皇宮散佚的書畫湧向市場,經過諸如龐元濟、張大千、王季遷、翁萬戈等人帶入美國,這段時間是美國博物館收藏中國古代書畫的黃金期。第三個時期是近20年來,一方面上一輩中國收藏家逐漸凋零,另一方面,古物拍賣市場在各地日漸興起,故成為當前美國收藏清宮散佚書畫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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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擁有17件清宮散佚書畫,質量極高。此圖為唐韓幹《照夜白圖》(圖片:行走的海風)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弗利爾與賽克勒藝術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等都收藏有大量清宮散佚書畫,且質量極高。如東晉王羲之《行穰帖》、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五代董源《溪岸圖》、宋徽宗《五色鸚鵡圖》、李公麟《蜀川勝概圖》、李成《晴巒蕭寺圖》、喬仲常《後赤壁賦圖》、宋摹唐張萱《搗練圖》、屈鼎《夏山圖》、武宗元《朝元仙杖圖》、趙孟頫《趙氏一門合札》、張渥《九歌圖》等。這些書畫,也濃縮見證了幾代西方藝術史學者在大收藏家、大財閥支持下的治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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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房次郎家族是日本現藏清宮散佚書畫的代表性家族

清宮收藏的古代書畫主要是通過內藤湖南和犬養木堂等人的介紹,以及古董連鎖商號“山中商社”的貿易流入日本的,而中日兩國間的文化淵源,使得日本的收藏又有別於歐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阿部房次郎家族的收藏,諸如唐吳道子《天王送子圖》、王維《伏生授經圖》、梁令瓚《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宋李成、王曉《讀碑窠石圖》,燕文貴《江山樓觀圖》、蘇軾《李白仙詩帖》,元倪瓚《疏林圖》、龔開《駿骨圖》,明董其昌《盤谷序書畫合璧圖》等清宮散佚書畫,以及近年忽然現世的蘇軾《枯木怪石圖》、李公麟《五馬圖》都是阿部家的收藏。除此之外,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以及日本的各個寺院也藏有不少清宮散佚書畫,諸如宋人《瀟湘臥遊圖》、梁楷《李白行吟圖》、李公麟《維摩居士像》等。

除上述主要集中於各國博物館等收藏機構內的清宮散佚書畫外,還有大量清宮散佚書畫收藏於私人手中,由於許多收藏者長期秘而不宣,這部分書畫的具體情況更難以為研究者和公眾知曉,只有偶爾公開交易或拍賣時才能窺見一斑。同時,古董店和拍賣行也一直是清宮散佚書畫的重要流散地,近年來,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了解與認同的不斷深入,國際文物市場上中國文物的價格持續走高,我們期待未來會有大量流失海外或私人手中所藏的清宮散佚書畫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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