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疫區裡的中國留學生：要學位，還是保命？
一個半月前，國內的親屬和新冠疫情的發展是他們擔心的事情；一個半月後，他們開始擔心起了身邊人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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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願看到學校官網上掛出本科和碩士的停課通知，是在當地時間2月22日晚——那一天，意大利倫巴第大區新增確診病例35例，世界衛生組織執行理事會成員、羅馬天主教大學（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公共衛生醫學教授Walter Ricciardi在這天下午接受採訪時表示：“在新的Sars-CoV2冠狀病毒引起的感染數量上，意大利目前在歐洲國家中排名第一。”
但陳願對這一切並不知情，他所就讀的博科尼大學在倫巴第大區的首府米蘭，是世界上的頂級商學院之一，想從這裡的經濟學專業按時博士畢業，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這是他來到意大利的第一年，平時因為課業緊張，他每天的活動範圍基本限定於宿舍和教學樓之間，而且靠英語上課和生活，獲取米蘭當地的信息渠道可以說十分有限，對於周邊的小鎮突然冒出的確診病例，並不知曉。
陳願的狀況，也是中國留學生的常態，大家都沒想過意大利的疫情會這麼嚴重。“當時處於一種無意識狀態，誰都不知道病毒已經摸到門前了，我們竟然還在上課，課間也沒有同學討論意大利有疫情這事。”陳願說。
所以，陳願和他的同學們看到通知時，先是有些莫名其妙——昨天中午學校還在正常上課，怎麼突然就要停課？隨後，他們在手機群裡討論起了博士生是否也會停課的問題。第二天早上收到校方發來的停課通知郵件時，陳願甚至有點開心，“沒覺得（停課）會持續多久，想著停課一週，可以休息看看書”。他的同學宮正也說，“以為最多停課一兩週”。
就在陳願他們停課的第一天，意大利確診數字單日增長突破了50例。那時的他們，完全沒有沒意識到，自己將在未來的一個月裡，生活在歐洲疫情的“風暴中心”。
在陳願他們停課這天，將近9000公里之外的韓國首爾，已經將疫情從“預警”上調至最高級別“嚴重”。韓國政府宣佈，強化應對措施，在境內設置了500多個室外檢測場地，即便在機場出境，旅客也要體溫檢測正常才允許登機。
5天后，穿著黑色校服的若若在首爾的小雨裡拖著大行李箱，準備搭乘地鐵趕往機場。地鐵裡的廣播不斷循環播放，提醒乘客佩戴口罩，乘客們基本只露出眼睛。手機提示音響了兩下，若若又收到了當地政府push來的兩例確診人員活動線路的警報（在韓國，若有最新確診病例，政府會及時向市民手機上統一發送確診人員活動路線的信息）。
到了機場，廣播裡依舊在提醒大眾佩戴口罩。“大家的防護措施都做得很好，我坐的是韓亞航空，乘務員和所有乘客都戴了口罩，有些人還會戴一次性手套和護目鏡，還有個中國女生，穿了一整套的防護服登機”。
若若搭乘的這班從首爾飛往成都的航班，是雙流機場第一趟落地後對乘客統一做核酸檢測、進行隔離的境外航班——這項規定在飛機的飛行途中剛剛出臺，並立即執行。“大家都不知道這項規定，落地後手機開機才看到的新聞，很多來接機的親屬朋友都已經到機場了——但大家都能表示理解”。
晚上11點，航班落地，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先是一排排地用電子溫度計給乘客們測量體溫，下了飛機走到入境口時，還會用更準的水銀溫度計再測一次。登機時，乘客都是體溫正常的，但有一個乘客在成都落地後體溫升高。
機場為這架航班的乘客規劃了專門的“入境通道”，保證全程不會見到其他航班下來的乘客。5個小時後，若若他們被統一送達酒店做核酸檢測、進行隔離，期間若若能見到的，只有工作人員，“行李都不用我們自己取，工作人員取好後直接送到我們隔離的酒店，自己到一樓認領”。
在酒店隔離的第一晚，等待核酸檢測結果的若若非常緊張，“結果出來前，都覺得那個發熱的乘客多半會被確診，因為他的症狀幾乎與新冠症狀一致”，“做完核酸檢測後我一宿沒睡，雖然身體很累，但是沒有睡意，乾脆就在酒店房間把一路上拍的視頻剪成vlog發在社交媒體上。有一些評論很難聽，但大多數國內的朋友都是祝福我好運”。
若若回憶起那一晚，語氣裡似乎還帶著些後怕，好在，那個發熱的乘客只是個讓人虛驚一場的小插曲，“是因為肺結核的緣故，被四川這邊的專家排除了新冠肺炎的可能”。
不到一週，雙流機場的處理境外航班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後來我朋友在3月5號，坐相同的航班，一樣的落地時間，他們到達酒店時才凌晨1點，整個檢疫過程的時間縮短近一半。”若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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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若若還在隔離酒店裡擔驚受怕的時候，在大洋彼岸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專業研二的小晴已經開始囤東西、減少出門了。
早在3月1日紐約市公佈第一例住在曼哈頓區的確診病例前，她作為志願者，參與了一些國外病毒傳播預測模型的分析和文獻翻譯的工作。
“拿中國的一些數據跑了很多模型，發現紐約的情況早就不是他們報道的那麼樂觀——腳趾頭想都能想明白紐約為什麼很危險：這麼小一個地方，住了860萬人，大部分人每天都要靠火車、地鐵進行上下班通勤，怎麼可能是一個‘0 Case’的地方？之前一直覺得很荒謬，所以很早以前我就不怎麼出門了。”
“中國留學生是整個美國境內最不安的一群人，因為我們得到的是兩方面的信息。”1月20日剛從中國飛回美國的小晴，還很擔心國內的家人，但在紐約的確診數字每天都上漲後，她開始無比擔心自己和身邊朋友的安全。“我們國家正在經歷特別嚴格的封城的措施，所有人都居家隔離，全部停工，都remote（遠程辦公、教學）。而這邊，一開始就是告訴大家‘沒有事情’、‘你被感染的風險非常低’、‘年輕人都不會死的’、‘你有很大的可能活下來’、‘大家不要擔心這就是一場感冒’。”這些說辭讓小晴感到疑惑，“每天都是瞠目結舌的狀態”。
“一開始在我周圍，除了中國人，幾乎沒有美國人緊張這個事情——我們學院就是公共衛生（學院），我和舍友都是學流行病的，她還是一個博士生，我倆一直就在爭論這個（病毒）的風險問題。”
在紐約市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後，CDC和校方不鼓勵戴口罩的宣傳讓小晴有些費解，“學校發郵件讓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戴口罩，記住勤洗手保持個人健康與個人衛生就可以。”
小晴和導師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覺得我們做各種公共衛生intervention（介入），這些干預措施不能只考慮絕對風險，還要考慮一個相對的balance（平衡），就是到底benefit ratio（效益比）是多少，就是說，做這個舉措，在帶來的收益和造成的影響之間，要平衡一點。”
後來小晴想：美國不鼓勵民眾戴口罩，除了防疫理念的差異，還有一個現實原因是，這裡的口罩已經很難買到了——在1月下旬中國的疫情初始時，很多華人和留學生群體因為擔心國內的情況，收購了大量當地的醫療物資捐贈給國內，那時美國的醫療物資就已經顯露出短缺的跡象。
小晴在做志願者的那段時間，一個專門負責購買援助物資的同事就說，他很擔心美國也會爆發這個疾病，“一旦爆發了，可能就完蛋了，因為美國什麼都沒有了，快被搬空了”。此外，華裔戴口罩被攻擊的新聞也讓小晴覺得不安，“我們連保護自己都不能做，我好想戴口罩出門，但是我不敢，光這一點就已經很令人不安了，還不如（留）在國內。”
那一週，學校裡的課程和活動一切照常。“我們中國的留學生一直都挺希望學校上網課的。”小晴說，“你的同學每天在整個紐約通勤到處走，然後跟你一起在很小的一個教室裡待3個小時，（留學生）都很害怕。”想戴口罩又不敢戴的問題也讓中國留學生覺得尷尬，“不好意思戴，因為真的沒有人戴。美國的同學看到你戴口罩，還會勸你：‘沒有用，洗手就好。’所以我們一直希望上網課，這樣誰也不礙著誰的事，感覺能安全點。”
不過，美國各個州的自治權很大，不同的州應對疫情的措施的差異，也給所在州的中國留學生帶來不同感受。
耶魯大學所在的康乃狄克州是美國進入“緊急狀態”最早的州之一，州政府對疫情的迅速反應和推出的齊全措施，給了在這裡讀博士的殷橋很大安全感：“你看紐約州、華盛頓州還有加州，確診幾十例甚至出現死亡病例後才進入緊急狀態，我們州在只有2例確診時就進入緊急狀態了。”
但這種“安全感”卻不包括戴口罩——儘管很早前就儲備了幾盒N95口罩，但3月7日這天，殷橋去超市採購時，卻只是用圍脖掩住口鼻。
“（美國）這邊如果你戴著口罩上街的話，（別人）會認為你是有問題的，要不是得病了，要不是有風險的人群，多少會遭人議論——所以呢，入鄉隨俗，他們不戴，我也不戴了，但是我還是做了點個人的防護措施。”他買了餅乾、罐頭、洗手液、消毒液和一些冷凍食品，“週末超市裡的人還是有點多的，但真的沒有人戴口罩。”
殷橋去超市時只能用圍脖掩著口鼻（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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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殷橋還在美國逛超市的時候，大西洋的另一端，倫巴第大區已經成了整個歐洲疫情地圖上的“紅色區域”，面臨封鎖，不能進出。
2天后，意大利總理Giuseppe Conte在當地時間晚間宣佈：為應對疫情升級，將從3月10日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封城禁令。
媒體已經先於政府幾個小時把全國封城的消息放了出來，兩週來頻繁變化的政策，讓恐慌的情緒在意大利的留學生群體裡蔓延開來，中國留學生們在手機里拉了各種有關疫情信息討論的微信群。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大多是第一次在海外遇到這樣非常態的事情，有人問：機場封沒封鎖，到底回不回國？
有些人當機立斷，當晚就訂了幾個小時後回國的航班。陳願那個在讀碩士的舍友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晚上10點多看到新聞後，“行李都沒收拾，真的是什麼都沒帶，就拿了手機、護照、錢包，訂了1個小時還是2個小時後在莫斯科轉機的航班。訂完票後，就直接去機場了”。
相較於整個學期被取消、可以回國躲避疫情的本科生和碩士生，陳願這樣的博士生卻只有留在當地這一種選擇。“從課業上來講，我們博士一年級有專業課，還得做各種考試，時間太緊張了，壓力也大，沒辦法。再者，從安全和可行性上來說，我們現在回去也不安全，即便回國後也得隔離14天，對現在的我來說，沒什麼必要。”
對選擇繼續留在意大利的陳願們來說，封城後，生活也還要繼續。宮正與他合租的中國室友已經一個多月沒出過門，食品全都網購，“昨天買了120個雞蛋，夠我們吃1個月了”。因為超市離學校宿舍不遠，陳願還是選擇了線下購物。“以前兩三天去一次超市，這周只出去買了一次，”陳願說，“早上出門買菜時還是會看到當地有很多人出來遛狗和跑步，但中文英文網絡上的報道都是很嚴重的樣子，有一種非常魔幻的感覺。”
作為不懂意大利語的外國人，看不懂當地的媒體報道，讓很多中國留學生遇到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出了學校，除了一些景區和大型商超，到處都是意大利語。疫情將這種語言隔閡放大了。
“比如之前政府考慮說要在週末時關掉超市，於是週五時很多市民就排長隊去搶購——但我們留學生就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嘛，後來在群裡問了意大利的同學才明白。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就容易胡思亂想，這是信息閉塞帶來的不便。”陳願笑著說，“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個封城政策執行力度和標準是什麼，之前看新聞說，有人在羅馬在外面散步打籃球，被警察抓到起訴了，但我今早見到的那些人，就不太確定他們被警察遇到了會怎麼樣。”
3月9日意大利封國禁令出臺後，米蘭當地的超市開始限制人流，“大家會在外面排隊，出來多少，再進去多少，要保證人群密度不是太大。”3天后，在政府發佈不能出門的規定後，超市的舉措進一步升級，陳願說，“3月14日早上我去買菜時，大概有60%的人都戴了口罩，工作人員、收銀員也都戴口罩，原來超市裡的bar也關了，看來還是重視了不少。”
陳願發現，超市門口還放了可以免費抽取使用的一次性手套——與疫情初期相比，當地人對病毒已經開始重視起來，有了更多的防護措施。“每天死亡和被感染的人數都在往上竄，有時候你講科學的東西沒什麼用，因為大家有文化差異，對醫療知識的認知和理解都不一樣，但是數字是很鮮活地擺在面前的，這比之前苦口婆心地勸說要有用很多。”
去超市的意大利人也開始戴上了口罩（受訪者供圖）
與陳願一樣，因為課業的原因，在韓國讀大四的張文博也選擇繼續留在韓國，“我只剩下7%的課沒修了，如果選擇休學回家，變更籤證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在他租住的三人間公寓裡，另兩個舍友都選擇回國，目前只有他一人留在首爾。之前，“一個舍友在14天隔離期沒過時，因為咽炎，有些咳嗽得厲害，但又不確定是不是‘新冠’，就給1339疾控中心打電話做報備。很快就有救護車來拉他去定點醫院做檢測，這些都是免費的，第二天檢測結果是陰性”。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KCDC）這些及時迅速的做法，給了在韓留學的年輕人很大安全感。“在韓的中國留學生有8萬人，我覺得起碼有4萬還留在韓國吧。”張文博說，他並沒有覺得疫情對自己的生活造成太大影響，只是對學業修課方面造成了一定困難，“以往選不上的課，找教授籤個字就行，但現在只能網上填表，不知道能不能選夠學分，如果不夠的話，可能之後我也會選擇休學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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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心中不安，將在今年5月畢業的小晴卻只能選擇留在紐約。原因很現實——她已在當地找好工作，在等自己的EAD卡（工作批准卡），在畢業前3個月提交申請後，這個卡預計6月中旬到7月份時才能到她手裡。“在等這個卡的期間，我是不可以出境的，一旦出境，就再沒辦法用這個卡了，回不到美國去。所以我和身邊很多朋友，都是因為身份問題被困在這裡。”
小晴又說，哥倫比亞大學一些研究生一年級或本科生，在紐約疫情剛剛嚴重、學校開始上網課的時候，就已經紛紛回國。
可小晴對於回國，還有另外一層擔心——相較於日韓留學生，留學歐美的人更多還要考慮路途中轉機時被感染的風險問題。“美國自己在歐洲的居民都在回國，瘋狂往回趕，看今天的報道，美國的各大機場‘入境’都排很長很長的隊，現在的機場人特別多特別雜，本來航班就很少了，飛30多個小時，還要在日韓或者歐洲一些疫情很嚴重的國家轉機，風險太大了。”
在英國的李查德也抱著跟小晴差不多的想法，“回國的機票太貴了，‘不動’比‘動’安全”。與美國高校正值春假或遠程教學不同，3月初的英國，一些高校還未停課。在曼徹斯特大學讀電子控制專業研究生的李查德，每天還是會到教學樓上課。
中國留學生上課出勤率的降低，是他在英國疫情形勢惡化後感受到的變化之一。3月11日，李查德在教室坐定，環顧一圈後發現，今天本應該有70多人來聽的課，只來了不到一半的同學。來的同學裡，大多數中國學生已經戴上了口罩。
和李查德同專業的白嘉妮，那天本應該也出現在教室裡，但因為擔心被傳染上病毒，她已經將近一星期沒出過寢室，“我囤了足夠自己吃一個月的糧，有米麵雞蛋餅乾之類的”。白嘉妮選擇在家裡看錄播課自學，因為口罩不足，她從半個月前就有意識地減少自己的出門，“在2月初（英國疫情沒爆發）時買過一盒口罩，前天又下單國內的口罩轉運到這邊。”
白嘉妮身邊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也選擇下單國內生產的口罩，轉運到英國來。除了口罩，消毒水、洗手液和衛生紙在超市貨架上也常常空缺。“去超市買不到衛生紙了，也不知道為啥當地人喜歡囤廁紙。”李查德去了趟超市後回來說。
3月初，歐洲疫情開始發酵時，白嘉妮住所附近的球場也沒有關停，餐廳和酒吧照常營業。作為一個女孩，她很難想象英國人對足球和啤酒的熱情。2月和3月份是歐冠、歐聯兩項歐洲俱樂部足球賽事的密集月份，賽後的狂歡聚會是必須的事情，病毒也阻擋不了球迷們的狂熱。
從2月開始，在英國舉辦的比賽有6場，涉及到曼徹斯特、利物浦和倫敦3座城市。2月27日有新聞報道說，一週前，有西班牙瓦倫西亞隊的球迷跟隨本隊前往意大利米蘭觀看歐冠比賽後，回國出現症狀並隨後確診。但3月12日，在英國，利物浦隊就要跟西班牙馬德里競技隊爭奪歐冠聯賽1/8決賽的晉級名額，“英國來了許多意大利西班牙的歐洲球迷，讓人感覺挺害怕的。”白嘉妮說。
英國政府不斷變化的政策也加深了白嘉妮的擔心——就在利物浦輸給馬競後的第二天，英超聯賽宣佈停賽，延遲到4月4日；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也在3月16日緊急呼籲民眾儘量避開酒吧等公共場所，並特別強調老年人屬於患病高危群體；各個高校與中小學也都紛紛停課，改成網課和網上考試——這讓一些本來處於觀望中的中國留學生們開始動搖，並計劃回國。
劉菲就是其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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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兩週春假後的3月底，在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讀研的劉菲將迎來期中考試的最後一門科目。但她13日就買了回國的機票，不打算參加這場佔總成績20%的考試了：“如果被感染，我在這兒自愈的風險太大了，回國，我爸媽都是醫護人員，至少他們能告訴我到底怎麼辦，就不會掛掉。”
她不確定疫情會不會影響自己的學位，也做好了之後回不到英國、拿不到學位的打算。“我其實挺想要學位的，只不過跟安全相比，還是先保命吧。”
14日早上7點，劉菲帶著兩個大箱子和兩個小箱子離開了學校。同學開車將她送到前往愛丁堡機場的大巴車站時，她突然覺得對這個地方有些留戀。空中飄著的濛濛細雨，讓她想起以前在當地旅行時，導遊跟她說的話：“下雨天是當地在挽留你。”
“當時蠻感動的，心裡就更加有些不捨了。”她說。
從愛丁堡機場起飛的她，需要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和臺北桃園機場轉機兩次後，才能到達北京首都機場。在前3個機場，起飛前後都沒有工作人員給乘客測過體溫，“前兩班飛機上人很多，沒幾個人戴口罩，我戴口罩，顯得特別突兀。最後從臺北飛北京的中華航空，人就很少，我自己獨佔一排（座位），基本上大家也都是隔一座位坐一個，空姐也會對座位做些調整。”
回家的路比她想象的艱辛：從14日早上7點到16日晚上11點，她中途睡了兩晚機場，因為害怕，她在航班上一點東西都不吃，只有起飛前或者落地後才吃些東西，最長時，兩餐間隔了16個小時。
劉菲在臺北桃園機場睡了第二晚（受訪者供圖）
到了北京，回家的路途也曲折萬分。“從首都機場落地後，統一由大巴送往新國展（國際展覽中心），在那裡選擇在北京集中隔離或者轉乘其他省市大巴回去，然後再根據各省市的要求，居家隔離或者集中隔離。”
從飛機落地到晚上7點登上回天津的大巴，中途手機沒電關機，讓劉菲有些擔心聯繫不上家裡的父母。“沒想過要那麼久，”劉菲說，“落地後先是測體溫，在額頭上點一下的那種，然後叫了幾個乘客先下去，又等了2個小時後才讓整個航班的人下機，等的時候我都睡著了。”
下機後，她要交一份申明卡才能入關過安檢，申明卡上會詢問社區是否有確診、是否有接觸過有症狀的人等信息。過關後，等行李的時間有些慢，“大家很擁擠，人挨著人，基本上沒有什麼安全距離。”這讓一路做好防護的劉菲有些擔心，然而，取完行李，去新國展的隊伍也排得挺長，“等了20多分鐘吧，也是人和人挨著的那種。”
到達新國展後，要填表登記護照與登機牌，入京的是一條通道，其他省市的走另外一條，然後自己去找各省市的工作人員，聽從安排。劉菲的目的地是天津市南開區，“迴天津的車上不到30人，有2個外國人，其中1/3是留學生”。
在大巴將一行人送至高速路口時，各區衛健委的負責人員早已安排好麵包車在路口等候，麵包車會將入境人員送至小區向居委會交接，或是送到集中隔離點。“全程所有工作人員都穿著像‘大白’那樣的防護服，戴護目鏡。”劉菲說。
晚上10點40分，劉菲終於到達自家小區門口，她看見了等著接她回家的爸爸。“他們都離我遠遠的，要簽字填表、給身份證和護照拍照才能進。”見到爸爸時，劉菲第一句話就是“我16個小時沒吃飯”，爸爸則對她喊：“快點，你媽給你熬了粥。”
“到了我家的樓，我媽在電梯門口等著我，也離我倍兒遠，衝我噴消毒劑。”在醫院一線工作的劉菲媽媽格外注意消毒與安全距離，“隔老遠讓我把衣服脫到門口的盒子裡然後給消毒。”
不鏽鋼飯盒裡裝著粥，放到了劉菲“自我隔離”的房間裡，“還放了拌飯醬，粥裡有蝦仁，還不錯”。
後記
白嘉妮一直沒有出門，靠之前囤的土豆、胡蘿蔔和白菜這樣“耐放”的菜填飽肚子，放不了太久的水果就先吃掉。3月22日這天，她發現一直使用的“線上超市訂菜”，配送的時間延長了很久，“現在下單的話，得等4月11、12號才能送到了”。
物價並沒有上漲，但居民大量採購囤貨，讓當地超市貨架上的商品常常來不及補貨。“一些大型超市，像ASDA和比較遠的Costco，去晚的話，貨架就會空了一半。”當地超市對此也出臺了一些新的舉措，比如對長時間保存食物的限購和對易感染的老年人的一些人性化措施。“像Pasta意麵，每人只能買兩袋，longlife的牛奶，每人限購兩盒。ASDA出臺了‘週五9點前只有老年人可以進去採購’的規定，因為他們是弱勢群體。”白嘉妮說，“我覺得還挺人性化的。”
國內的家人給她寄了口罩和藥品。“家人擔心藥品口罩被海關扣留，就各種途徑給我郵寄了幾份。我已經收到一個了，這周應該還能收到三個包裹。”與國內大家在疫情期間廚藝大漲一樣，白嘉妮覺得在家裡做飯也變成了一種樂趣，“起床後吃完飯會看一看網課，然後吃完午晚餐後會做做運動，感覺自己比疫情前更注意運動健身了，畢竟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學校一開始郵件通知的是上網課到春假結束（哥大的春假是3月13日至22日），然後等待之後的通知。但這一週又說網課要持續到這個學期的結束。”這種變來變去的安排，對整個學期的學術工作都有影響，更別說那些需要做實驗的專業。“沒什麼（解決）辦法，今天（美國東部時間3月15日）收到醫學院這邊最新的郵件，說所有非臨床相關的research（研究）都暫停改成remote（遠程）了，然後需要去醫院的clinical research（臨床研究），可能有專家委員出面，需要進一步的衡量風險程度吧。”
如果沒有這場疫情，小晴在哥大研究生生涯中最後一門考試，本應該在5月的第一個星期，之後的畢業典禮會在5月19日和5月20日這兩天。但她現在已經有些不抱期望了：“我們可能會‘雲畢業’了吧——我們都還挺希望正常畢業、有個畢業典禮的，但我個人預計，（課）會一直停下去。”
劉菲覺得自己算幸運的，她有好多同學中轉途中因為航班被取消回不來了，各省市對境外回來的人群，政策也都在變。現在她朋友圈最新一條轉發的新聞標題是：“18日起所有入境來津人員集中隔離觀察14天，費用自理，配置專業醫護和工作人員。”
（採訪對象均為化名）
題圖：Sipa圖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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