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的丢失，时至今日依旧被很多人痛心疾首。要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丢失的最大一块土地，就是外蒙地区——包括今蒙古国和原唐努乌梁海地区（现属于俄罗斯）。

事实上，我国的西藏地区，在近代历史上，受到的觊觎并不比外蒙少，遭遇的危机，也有很多。不过，之所以西藏没成为外蒙第二，尹昌衡算是其中的功臣之一。

西藏危机

清朝中后期所遭遇的边疆危机并非突如其来，早在17世纪，明清政权交替的时候，中国的边疆危机已经有了隐患——当时，沙皇俄国在向东扩张，而西洋列强则在南亚、东南亚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不过，康乾时期的大清国，还算有力量拱卫、守护大清的土地。

直到19世纪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沙皇俄国完成了对中亚的蚕食，将侵略目标对准了我国的新疆和西藏，而大英帝国也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把侵略的目光也对准了新疆和西藏——当然，沙俄也渴望得到印度，而英国也有考虑把势力渗透到中亚——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就这样发生了碰撞。

不过，论起在西藏的影响力，终究英国强一些。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通过两次对西藏的武力入侵，为英国在西藏攫取了大量特权。

清朝宣统三年（西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国陷入风雨飘摇的状态。英俄帝国主义相继做出趁火打劫的活动：外蒙古活佛在沙俄支持下，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共戴皇帝”，而西藏上层社会的反动贵族们，对内地的战乱局势也表示欣喜若狂。他们也在大英帝国的策动下，发兵进犯四川，准备掀起一场大规模动乱——这和外蒙的“共戴皇帝”在割据外蒙后进犯内蒙如此一致。

民国政府反应

就在蒙藏反动贵族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内地局势发生了变化：大清宣统朝廷同意退位，中华民国确立其统治地位。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了表明自己的执政能力，在担任大总统不久，就出兵讨伐外蒙的叛逆，与此同时，袁世凯为人四川大都督尹昌衡担任西征军总司令，负责对康藏地区的叛军进行围剿。

平心而论，晚清虽然军事腐败，但是清军的新军战斗力并非后世想象的那么不堪。而参与革命的军队多是新军起义。至少对于西藏地方的藏军来说，新军不论是组织化程度还是训练水平，都可以说碾压藏军。

因此尹昌衡率领西征军进入康区以后，很快即光复巴塘、昌都、理塘等地，大约用了三个月时间，参与叛乱的藏军，悉数被尹昌衡的部队所击溃。

不过，尹昌衡知道，战场上的胜利，有时候是虚假的胜利。

比如光绪三十年（西历1904年），英藏战争爆发，英军依仗强大的军事优势，攻破藏军的所有防线，甚至高歌猛进攻入拉萨。（按：当时慈禧太后曾因此追究当时达赖的责任，认为作为大清在西藏的地方官，达赖守土有责，而拉萨被英军攻陷，达赖属于玩忽职守）但即便这样，英国还是被迫放弃立刻将西藏变成英国殖民地的打算。这是因为英国人发现，英军能轻易攻陷拉萨，不是藏人抵抗不勇敢，相反，藏军有时候比清军的战斗意志还强，藏军使用落后武器和英军拼死搏斗的情景，让英国人深感恐惧——上个世纪90年代，宁静主演的电影《红河谷》，即表达过英藏战争期间，藏族同胞英勇抗击英国殖民者的场景。

因此尹昌衡觉得，收拢藏民的民心和武力击溃叛军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因此尹昌衡进军藏区以后，十分注意走访当地一些有社会影响的人士。尹昌衡深知，在当时的藏区，喇嘛的威望很高，只要让喇嘛不带头参与叛乱，那么，叛军将会没有立足之地、丧失动乱根基。

尹昌衡和藏民僧侣有了一定的口碑后，西藏僧侣阶层经过一番权衡，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不同走向给西藏的不同影响：

更何况，英国人在印度、在哲孟雄（今锡金地区）的所作所为，也让藏族喇嘛与之和中原朝廷有了对比：明清六百年，明清朝廷给予藏区高度自治，除了西藏高层擅自册立藏王引起康熙帝震怒以外，明清朝廷很少干涉藏民的文化和生活，反倒是英国人，在印度和哲孟雄，给当地的百姓带来很多生活和文化上的麻烦。

因此两相对比，藏族喇嘛们，除了别有居心者以外，都觉得不应该听信英国人蛊惑，和汉人为仇。

就这样，在尹昌衡文化、军事两条路线并行的情况下，康藏叛乱遭到了粉碎。

淡出政坛

对于大总统袁世凯来说，在四川安插自己的人很重要。尹昌衡由于杀害过大清原四川主事者赵尔丰，因此这让袁世凯对尹昌衡很不待见。在尹昌衡西征康藏的机会，袁世凯趁机扶植胡景伊为四川总督，而将尹昌衡打发到川边做了经略使。

随后不久，袁世凯为了让胡景伊能在四川坐稳地位，于是以商议军务为名，要求尹昌衡进京述职。尹昌衡虽然担心袁世凯会对自己不利，但也找不到理由不去。果然，等到尹昌衡到了京城以后，袁世凯以贪污等罪名，逮捕尹昌衡，并将其判处九年有期徒刑——不过，尹昌衡没等服刑完毕，袁世凯就撒手归西了，后来的大总统黎元洪宣布特赦尹昌衡。尹昌衡由此回家做了闲人，直到1953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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