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國際綠色和平組織表示，轉基因食品會造成基因汙染，但隨後，110位諾貝爾獎得主聯合署名，支持轉基因食品。你，相信誰？
國際癌症研究總署一項針對十三個國家的研究表明，經常使用手機的人，得癌症的概率，比不用手機的人高40%；但另一項實驗研究表明，手機輻射並沒有損害健康，還可以減少記憶損失，避免老年痴呆；國際衛生組織的官方報告稱，“沒有證據顯示手機對健康有害”。你，相信誰？
很多心理學家認為，良好的父母關係，對孩子的成長非常重要，離婚甚至會毀掉孩子的性格。但科學家綜合分析了67項關於離婚對孩子影響的研究，結論是，離婚對孩子的心理和行為影響很小，在排除因貧困離婚的因素後，影響就更小了。你，相信誰？
我們每天都在接收大量知識——學校、讀書、媒體、朋友、專家...但可能很少去在意一些看上去無關緊要，但細思極恐的問題：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都知道些什麼？
我們又憑什麼相信？
知識都是哪兒來的？
知識都是從哪兒來的？
請看幾句話：
“紅糖補血”；
“枇杷止咳”；
“豬肝補鐵”；
“日心說”。
知識大部分是聽說的、學來的。我們的問題是，這些知識的源頭是什麼？
先說結論：
“紅糖補血”源於想象；
“枇杷止咳”源於經驗總結；
“豬肝補鐵”源於科學研究；
“日心說”源於想象。
紅糖並不能補血。這個說法，是中國古代的樸素猜想：都是紅色，吃啥補啥。在現代醫學誕生前，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樸素想象。
（但你依然應該在女朋友痛經時，在床邊端上一碗紅糖水，握著她的手，和她聊聊星座，閉嘴不提這篇文章中任何一個字。）
枇杷確實能夠止咳，是人們在生活中的經驗觀察所得。但古人無法得知，之所以能夠止咳，不是因為枇杷，而是因為糖。糖流過咽喉，能促進咽喉部生成一層保護膜，避免了神經被病菌刺激。所以，冰糖燉梨也可以止咳，枇杷止咳糖漿確實有效。那棒棒糖可以嗎？答案是，棒棒糖效果更好，因為棒棒糖會持續釋放糖流經咽喉。只是萬一為了止咳，孩子吃棒棒糖上癮，對牙齒又不好了。
100克豬肝約含鐵22-31毫克，吸收率22%左右，是很好的日常補鐵食物。得出這個結論需要的基礎有：一、知道人體（血紅蛋白）需要鐵；二、測量食材含鐵量，以及人體吸收量。古人很難想象人體需要鐵，中醫在吸收現代醫學結論之前，對豬肝的描述是“主明目”。同時，鐵含量和吸收率的數據，也是科學工具測得。
這個看似日常飲食健康的小知識，其實是一個相當有現代科學味道的成果。我們都知道，日心說推翻了地心說。地心說的理論中，地球是中心，日月星辰在各種不同位置和大小的球殼上運動，球殼被叫做“本輪”，當然不是隻有一個本輪，亞里士多德的計算中有56個，後來發現還不夠精確，增加到80多個。
（葡萄牙宇宙學家和製圖師巴爾託洛梅烏·維利烏於1568年繪製的地心說宇宙模型，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這種天空中套了80多個殼的理論今天聽起來很荒唐，很難和日心說pk。但1543年哥白尼臨終前出版的《天體運行論》中，日心說的計算，遠遠不如地心說的精準，因為他錯誤的認為行星軌道是正圓。
直到1609年伽利略用自己做的望遠鏡，看見了日月星辰，再由開普勒將圓形軌道調整為橢圓軌道，日心說才漸漸站住了腳。
（圖：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
知識來源如此複雜，於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是：
我們能相信誰？想象就一定不可信嗎？為什麼科學進步還會依賴想象？科學研究就一定可信嗎？
對這些問題，從樸素的思辨，到科學哲學不斷迭代，人類探索了很久。
我們憑什麼相信？
LV1 想象和經驗：小木屋
2000多年前，東西方各自開始相信，世界是由擁有超自然力量的神在控制著，由此誕生了各種宗教，部分延續至今。這樣的知識來源於人的想象。
（《上帝審判亞當》，威廉布雷克，1795）
人們在生活中觀察到，太陽東昇西落，四季交替循環，種子會在春天發芽，女人初潮後可以生育。這樣的知識讓人們可以適應生活。它們被不斷積累和傳播，但歸根結底，來自於經驗。
把知識比喻成房屋建設，這個階段，人類的知識就像一間小木屋，搭建起來很快，但不夠堅實，無法搭的更高，也很容易被摧毀。
LV2 證實：磚瓦
人們靠著想象和經驗，生活了幾千年。直到伽利略拿起了望遠鏡，投下了鐵球。人們才擁有了一種今天看來很普通，但當年是石破天驚的知識來源：觀測和實驗。
（史蒂芬·霍金說，“自然科學的誕生要歸功於伽利略。”）
想讓我相信你？很簡單，三個字：證實它。
從此，什麼知識更可信，多了一個標準，也有了一個靠譜的研究思路。
這樣簡單的三個字，至今也能幫你識別出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錯誤說法：你只需考察一下，它是否有證據支持，如果完全沒有，大可不必相信。
實證思想開啟了科學時代。數學和邏輯因為其嚴謹和普適性，在知識研究中越來越被廣泛使用，一個學科數學化的的程度，作為其成熟度的標準，由此而來。
這樣就夠了嗎？如果一個知識經過了證實，就可以相信嗎？人們很快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邏輯漏洞：證實多少次才能相信這是對的呢？
比如，為了驗證“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個結論，假設我們充分調查了歐洲大陸上每一隻天鵝，發現都是白色的，最後卻在澳大利亞發現了黑色的天鵝。
（白天鵝：我去，還真有黑的。）
這個漏洞是相當大的，如果把知識比喻成房子，實證得來的知識已經像磚瓦一樣堅硬，還能不斷添磚加瓦。但這個漏洞就像一個屋子少了整個屋頂。
自然科學家們最先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LV3 可證偽性：差不多完整的房屋
三歲的愛因斯坦，拍攝於1882年
1919年，全日食的光線的彎曲，首次驗證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英國哲學家
波普爾受到了啟發。他發現，科學家們不斷的主動預測和實驗，並不是為了證實，而是不帶觀點的檢驗：如果結果符合理論預測，那就暫且可信，如果不符合，那就是錯的。
（左：1919年5月29日，英國天體物理學家亞瑟·愛丁頓在普林西比島拍攝的日全食；右：2019年，人
這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可證偽性”，當時科學家們對此日用而不知，直到波普爾總結提出，可證偽性才成為了自然科學界的通用標準。
自此，知識的可靠性標準往前進了一大步，有可以被質疑的方法才是可靠的。這也成了科學結論甩開非科學結論的重要分水嶺。
簡單來說，證實它，是開創性思維；可證偽，是批判性思維。今天，如果一個人擁有這兩種知識觀和思維方式，大概率來說，他會擁有一個堅實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各種事物都能有自己的觀點和檢驗標準。甚至很多人會拿起可證偽作為武器，去打擊各種知識，如星座學說，弗洛伊德理論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此時，知識的小屋，已經基本建成，很堅固了，但很快人們發現，它依然存在重大缺陷。
第一個缺陷，被證偽的，不一定是錯的。
論斷可能令人吃驚，但事實不斷證明。
哥白尼剛提出日心說時，先不提計算不準的問題。他的理論中，地球是自轉的，當時的人們問了一個問題：如果地球在轉，為什麼向上拋一個石頭，還能落回原地呢？它應該落在轉動方向的後面啊。
這種質疑在當時是極其可靠的，哥白尼自己也無法解釋，只能用“物質的泥土性質就是這樣”這樣的新假說來自圓其說。
按照證偽的觀念，日心說就應該說再見了，你可能會說，不是啊，是證偽的過程出錯了。是的，這個例子，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你比較容易看出來，但問題就是，你如何能確定每次證偽的過程是對的呢？
答案是，不能。
再舉一個例子。
19世紀，人們討論光是什麼。
牛頓說光是粒子，但接著，“雙縫干涉實驗”，證明光是一種波。
（波通過雙縫形成干涉條紋）
因為人們認為，只有波才能這樣運動，粒子不能——打個誇張且粗糙的比方，你一腳足球射門，能想象球在奔向球門的同時，還在高頻率，大幅度的上下晃動嗎？
但後來的發現令人大跌眼鏡：大如蛋白質分子的物質粒子也可以像波一樣運動。
今天我們知道，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當時，誰也沒有犯錯，但還是錯了。
證偽過程中，用到的證據、基礎共識、邏輯判斷的採信，都不可避免的都帶有主觀成分。
但我們的世界，依然有足夠堅實的知識大廈，它不僅僅依靠證實和證偽建立。我們可以先相信，地球就是自轉的，其他問題再解決。
這也是可證偽理論的第二個致命缺陷：
如果完全按照證偽即拋棄的思想的標準，知識就幾乎無法研究和進步。
牛頓力學已經被相對論更新，但它指導下的現代工程依然建設了國家和城市；
現有天文學無法解釋為什麼宇宙在加速膨脹，但我們依然在學習和使用；
相比自然科學，更困難的是社會科學們，其研究本身大都不可證偽。
比如歷史學對朝代更替的解釋，這隻能發生一次；心理學的實驗結果，也很難完全重複驗證；經濟學更是如此，注重國家調控的凱恩斯，和注重自由市場的哈耶克態度相左，這些知識都要被拋棄嗎？
LV4 範式和結構觀：別求完美，先住上房子也很重要
現在，人們對知識的認識進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各種知識不斷積累、進步，實實在在的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這些知識到底該如何採信和對待，人們又很困惑。這種矛盾也關乎著人們該如何去建設知識大廈。
人們迫切需要一個指導。
1947年，哈佛大學25歲的天才物理學博士，
托馬斯·庫恩，在寫畢業論文期間，被邀請向一群社會科學家介紹物理學的發展。他停下論文，開始研讀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事情，物理學經過了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之後，幾乎沒有物理學家還會去仔細研究公元前2300年的物理知識，錯誤太多，幾乎沒有價值。
這位17歲就上哈佛大學的天才起初也這麼想。但他沒有放棄，完整研讀了亞里士多德、伽利略直到牛頓的所有知識進步細節。突然獲得了一個驚人的洞見：
人類的知識並不是持續發展的。而是在一個時期內，先共同遵循一整套信仰、價值、世界觀和方法論，搭建起一個知識體系。在這個體系內，不斷的修改，添加。直到有一天，這個體系已經無法容下新的知識了，大家就會推倒以前的體系，用新知識建立一個新的體系。這個體系框架，被庫恩稱為“範式”。
（托馬斯·庫恩）
每一次科學革命，不是修改了知識，而是換了範式；不僅僅是知識的進步，還有整個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革命。這個過程發生過很多次，未來還會再次發生。
所以，我們判斷一個知識是否科學可信，可以看它是不是在當時的主流“範式”當中。如果在，我們大可先相信，如果不在，雖然不一定錯誤，但還是優先研究範式內的比較靠譜。
這就解決了證實和證偽性的缺陷：一個新的研究者，無需去盯著現有知識的缺陷，先在範式內學習即可。
後來，波普爾的一個學生，拉卡託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的概念；社會科學也提出了一個類似的概念，“解釋性框架”，認為對同一個社會科學命題可以有多個解釋框架並存。
學者們可以在這些框架結構中，用共同的語言去理解溝通，不斷取得共識，如果發現了錯誤，也可以共同修正。
這種對知識的思想可以被概括為“結構科學觀”。
我們好像已經住上了值得信賴的知識大廈，至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並不是！
範式和結構科學觀解決了知識的接納問題，但這也引發了新的問題，核心範式太重要了，知識可以被質疑，但範式不容質疑。這讓科學家們很難接受新的範式。庫恩自己也說過，
要想讓科學家拋棄舊的範式，去相信一個新的範式，就好像是讓原來信基督教的人去改信伊斯蘭教一樣，太困難了。
所以，用範式指導的科學大廈，小裝修沒問題，想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範式就是最大的阻力。
波普爾的另一位學生，費耶阿本德，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寫過兩本書，書名直接表明觀點：《反對方法》、《告別理性》。他反對科學主義，提倡
“認識論無政府主義”，認為研究的方法論知識只是在束縛科學家。因為他發現，真正重大的科學突破，根本沒有遵循任何方法，而是直覺、非理性和想象力在推動，是在所謂的範式、結構和方法之外的進步。費耶阿本德這位大神的觀點，即便科學界也很難接受。但事實站在了他這一邊：如果方法論是有效的，為什麼今天還會遇到研究瓶頸無法突破？為何真實的突破，幾乎都來自於靈感、意外或運氣？
大陸漂移說是魏格納在住院期間盯著地圖突發奇想而來；弗萊明忘記清洗實驗設備就去休假，回來發現了青黴素；愛迪生說，“天才,百分之一是靈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但那百分之一的靈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都要重要。”；愛因斯坦說，“在研究中我相信直覺和靈感。”。
今天，科學家群體內，大部分也都認可，那些除了方法、博學、勤奮以外，“運氣”實在太重要。只是他們不能為運氣找到方法。
因此，費耶阿本德認為，沒有人知道知識突破的方法，也許根本就沒有方法。要允許科學家自由選擇，要同時相信理性和非理性，尤其是非理性，想象和出格，才能創新。
至此，我們似乎又被打回了原點：紅糖補血和風雨雷神，這樣的想象又回來了？
LV5 貝葉斯主義：我能算出，一個房子有多可靠
本文之所以沒有將費耶阿本德的理論，列為一個獨立階段，是因為，他雖然找到了大廈建設方案的問題，卻沒有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他的態度就兩個字：隨便。
但他留下了一個好問題：如果說，從想象、經驗，直到範式內得出的可靠研究結論，都不該被直接拋棄，那他們有高低之分嗎？我們又如何衡量呢？
這時候，一個新的理論幾乎完美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其主要的思想和數學工具都源於貝葉斯定理，所以被稱為貝葉斯主義。
（托馬斯·貝葉斯，18世紀英國神學家、數學家、數理統計學家和哲學家，概率論理論創始人）
我們小學都做過這樣一道題：
已知袋子裡有2個紅球，3個黃球，球的其他性質相同，問：閉眼拿一個，是紅球的概率是多少？
是的很簡單，40%。
可真實世界給我們出的題大都是這樣的：
不知袋子裡有什麼，從袋子裡拿出了200顆紅球，300顆黃球，50顆黑球，3顆子彈，8塊巧克力，據說很久以前還有人拿出了一滴眼淚，問：下一個會拿到什麼？
（簡單提一下，貝葉斯主義的概率，不是指重複事件發生的頻率，比如不斷拋硬幣正面朝上的次數佔比；這裡的概率是指，事件預測的可信程度，比如，“下一次拋硬幣正面會朝上”，這個預測結論準確的可信把握是50%。）
老科學家老李認為，這可能是一個隨機概率問題。因為原來拿出最多的是黃球，所以下一個會拿到黃球。經過一系列運算，他對此有42%的把握。
大家也暫時沒有提出異議。
繼續拿東西，結果接著拿了5次，每次都拿出了巧克力。老李雖然很沒面子，但還是堅持自己的思路，下一個會拿到黃球，但對“這是一個隨機概率問題”的猜想，沒有那麼確定了，調整了一下概率，認為只有36%的把握。
因為老李是這個領域的權威，所以大部分人沒有提出反對。
但是，新人小紅提出了一個猜想：“同樣的東西總是連續出的”。而現在連續出了13次巧克力了，她對此很有把握。經過計算，她有75%把握認為下一個會出巧克力。萬眾矚目下，又是一顆巧克力。
於是，小紅對自己的理論更有自信了，也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認為將繼續出巧克力，並概率調整為80%。
老李繼續堅持黃球，降低概率為27%。
......
這個過程中，一個理論的持有者會對自己的信念有一個概率判斷，這個判斷既是主觀的，又是理性的，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主觀地判斷不同的起始概率。再運用貝葉斯公定理，根據新信息，理性地改變這些主觀判斷。
比如1543年的日心說，即哥白尼剛提出時，計算不準，還違背當時的各種常識，我們可以想象，這個理論在當時的可信度是極低的，比如3%。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如此反動的學說宗教卻毫不在意，因為教會心裡也知道，大家都不信。
但隨後幾十年，望遠鏡的出現，計算方法的調整，讓日心說的可信概率大幅提高，比如99%。可信度提升到了教會都感到了巨大威脅的程度。哥白尼去世73年後，《天體運行論》才被列為禁書。可已無法逆轉。
1905年，相對論剛出現時，許多人不接受，可信度不高，但隨著一個接一個的預測與觀測吻合，包括2019年的人類首張黑洞觀測照片。今天的可信度已經相當高。
這裡我們略過了計算過程，在貝葉斯理論中，概率的計算和調整，有一套複雜嚴謹的數學公式。這個數學公式的簡化版大概長這樣：
（該公式表示在B事件發生的條件下A事件發生的條件概率，等於A事件發生條件下B事件發生的條件概率乘以A事件的概率，再除以B事件發生的概率。公式中，P(A）也叫做先驗概率，P(A/B)叫做後驗概率。）
你不用理解這個公式的含義。但我覺得你應該知道，這個公式有多重要。如果沒有這個公式，所有的人工智能都將不存在。阿法狗就不會下圍棋，Siri就聽不懂你一個字，地圖無法規劃路線，輸入法就不能推薦詞，音樂軟件也不會“懂你”......AI的底層基因，就是貝葉斯定理。可以說，21世紀的智能繁榮，是建立在貝葉斯定理之上的。
貝葉斯主義解決了之前的所有問題：我們既不用糾結證偽的事情，也不用考慮研究在不在範式內。無論你說什，貝葉斯都會給出一個很可靠的評價。
貝葉斯主義詮釋了那句話：
相信正在尋找真理的人，懷疑已經找到真理的人。
儘管貝葉斯主義被高度接受，甚至被市場奉為神明，但依然備受爭議。對其批判最多的，就是其判斷中對主觀的依賴，一些實在論者難以接受。
但在本文看來，這個批判理由，恰恰是被解決的問題：知識本身就必然包含邏輯上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成分，而貝葉斯主義，把主觀的影響限定在了最小的範圍。
那這個最小範圍的主觀判斷，到底該相信誰的呢？
最好的答案是，聽科學共同體的。
科學共同體，不是幾個科學家，也不是一個具體組織，它是一個領域的大部分科學家。他們對一個知識的觀點，代表這群科學家的主流共識。
他們對判斷的修正是依據最多，被挑刺最多，最理性，最前沿的，貝葉斯可信度得分最高的。他們從不保證生產的所有知識都永遠正確，但能保證，對於他們研究範圍內的知識，擁有這個地球上最值得相信的判斷。
作為一個外行，最可靠的辦法就是簡單粗暴的相信他們。
（所有人都見過第五次物理索爾維會議的照片，我偏偏放第六次，還是熟悉的面孔嘻嘻，1930）
這個結論看起來平淡無奇，甚至會有一種“這還用你說”的感覺，但歷史是經過所有這些危機和爭論，最終才形成了這種信任。
就像朴樹的歌詞“我曾經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見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出發之時的平凡，和經歷一切之後的平凡，都是平凡，但已不是那個平凡。
寫在最後
電影《阿甘正傳》中，阿甘說：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you're going to get.
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是什麼味道。
我們暫不討論生活哲學，但這才是真實世界，所謂的標準答案，是考試教育帶給我們的假象。
本文前面的內容，都源於科學哲學史上的重要思想。如果把知識比作房子，它們已經大致解決了，什麼房子比較靠譜、以及如何建房子的問題。
在研究這些思想的時候，我腦海中忽然出現了一幅畫面，畫面裡是一座城市。
有市中心的商業大廈，有中心輻射的商業區，還有穿插其中的居民樓。
我們一直在討論怎麼建大廈，但也別忘了，人們要的不是最堅固的樓房，而是一個更好的社會生活的解決方案。
今天，信息爆炸，新的知識不斷湧現。一個知識能留存下來，還是被淘汰，看起來取決於本文中的5個偉大思想，其實本質上，是所有人類的共同選擇，是所有人類的感性和理性的集體智慧。
我們不僅僅是居民，還是整個文明的建設者。
ps：文章開頭的三個問題，前兩個可以相信科學共同體的觀點：沒有證據表明轉基因食品比普通食品對人體更有害；沒有證據表明手機對人體健康有害。
至於離婚對孩子的影響研究，屬於社會科學研究。社會科學影響因素複雜，背景變化快。即使一個框架解釋力足夠強，也只是統計概率上呈現的規律，換一個時間、環境，具體到不同家庭的情況，都可能有不同結果。
但有一點是心理學家們普遍認同的，離婚並不是傷害孩子的直接原因，不良的家庭氛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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