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名
降臨人世後，娘自己做主，給我起了一個小名“全全”。按族中規矩，我們這一輩人的名字中都要帶一個“芳”字。如：民芳，春芳，耒芳，繼芳，東芳，順芳等等。父親是個在外工作的人，思想進步，卻也不想違反族規。他對母親說，“這個名字好著呢！後面再加個‘芳’字，叫全芳，和他們兄弟的名字連上，更好。”母親雖然默認了，可是平時卻依然叫我“全全”。“全全”的確切含義是什麼，母親從未對任何人說過，我也從未問過母親。可是，在漫長的歲月中，我強烈地感受到了這個乳名的生命意義和母親呵護的心願：濃縮了母親對我全部的疼和愛。
我出生於古歷1954年11月22日卯時。卯時，即薄明到日高起的時分。打我記事起，母親就告訴我我的出生時辰，要我記牢，說以後要請先生看相算命什麼的，就要說準生辰八字，不然會算不準的。
記得上小學報名時，我和村裡的一群小夥伴去學校見老師。老師第一個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脫口大聲回答：“叫全全，卯時生的”。老師一聽，撲哧笑了，夥伴們也跟上笑了起來。老師摸了摸我的頭說：“叫雷全全吧”！我點了點頭。這時，和我一起來報名的鄰居雙雙哥在旁邊叫了起來：“他叫雷全芳！”我聽後瞪了他一眼，又向老師糾正：“他說錯了，我叫全全。”老師又笑了起來，喃喃地說：“好啦，你的名報上啦，後天就來上學。”這年，我已經8歲。
從降生到上學，我的幼年是在祖母和母親的紡車聲和歌謠中度過的。那個年代，新中國剛剛成立，經過土地改革，一切都是為了恢復建設和發展生產。父親雖然參加了革命工作，在鄉上當共青團幹部，收入卻微薄。祖母和母親為了補貼家用，就靠一雙靈巧的手織棉紡布。然後讓祖父和伯父在乾縣、永壽一帶換些糧食回來。祖母和母親是輪換著熬夜勞作的。那時還沒有電燈，莊戶人家點的是煤油燈和菜籽油（也有棉花籽油）燈，只有極少數人家點的是蠟燭。白天干一天農活，晚上點起油燈紡線線。而我就躺在祖母或母親盤坐的腿上睡覺。聽母親說，開始我一聽“嗡—嗡—嗡”的紡車聲響，就哭鬧，整得她紡不成線。於是她就停下手中的紡車把子，一邊用手輕輕拍我的胸膛，一邊唱著她從外祖母口中學來的歌謠：“羊兒，全兒，鐵打的環兒……”“全全乖，吃奶奶……”“啞巴愛說話，聾子愛打岔，婆娘愛生娃……”說著唱著，我就慢慢閉上了眼睛。為啥歌謠中都有個“全”字，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母親改了原詞，把她心愛的兒子的乳名加進去了。母親過60歲生日那年，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在母親的壽席上，我一提說她當年邊紡線便唱的兒歌，母親即刻像孩童一樣喜形於色。而她一起個頭，我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來：“媽媽騎驢全走路，一走走到八字橋。八字橋是我外婆家。外婆見我迷迷笑，拍我肩膀大聲說，你比去年長高了！”。這歌名叫《看外婆》。還有一首我也記得清楚：“總路線，是明燈；合作社，往前行；有飯吃穿不窮；跟黨走，有幸福；坐汽車，來回走；白蒸饃，清湯麵，每一天，像過年。”母親聽我背誦，樂開了花，她邊笑邊說：“這是後來教你的。開始唱給你的是‘砸，砸，砸果果，城門外來了一夥夥。做啥哩，借鹽呢，翻個身過年哩！’還有，你哭著鬧著不睡覺，我就唱‘哭夜郎’：天荒荒，地荒荒，我家有個夜哭郎，過路君子念一遍，一覺睡到大天亮。”
我三歲那年，得了一場“怪病”。“怪病”這個說辭是母親沿用了先前人的指稱。怪在哪裡？一則是說不明白症狀。母親說，從發病那天起，我就不哭不鬧，不言不語，只是發高燒，且全身出紅斑。二則是請了方園的郎中，也花錢到縣城做檢查，均藥不對症，半月天過去了，不見任何好轉的兆頭。母親在左鄰右舍的勸說下，迫不得已，天天夜裡跪在地上又是燒香，又是叩頭，祈求佛保佑我身體安康，快快熬過這場大難。那些天，父親也告假回來守護我。據父親後來回憶，有一天，村上的老三婆神神秘秘地來到家裡，躲在屋裡和母親絮叨半天，為的是要給我“叫魂”。父親說，他告訴母親這事堅決不能做，因為屬於封建迷信活動。可是老三婆是遠近有名的老善人，常常以古老的方式為人消災滅禍。老三婆還帶有指責的口氣對父親說：“你們公家人有公家人的治法，咱們俗家有俗家的治法，只要能把咱全全的病看好就好麼！成不成，試試看麼。”按輩分，父親管這老三婆也叫老婆婆，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這天夜裡，母親早早就按老三婆的旨意，把家裡的角角落落收拾的乾乾淨淨，然後在臨時設置的佛龕前點燭上香。老三婆讓母親跪在地上，她念一句咒語，讓母親跟上念一遍。罷了，又對母親說了幾句悄悄話，就一前一後的出了家門為我“叫魂”去了。“叫魂”地選在村南邊的官路上。老三婆走在前邊，母親尾隨在後，前後相隔十餘步。老三婆手裡敲著一面小鼓，母親手裡敲著小銅鑼。老三婆敲一聲鼓，大聲呼叫“全——全——哎——，快回來……”母親在後邊回一聲“回來了，——回——來——了！”就這樣，一直走來走去，直到月朗星稀，東方泛白。一連三個晚上，都是這樣。父親雖然對此未加嚴辭，卻暗暗花費了時間和精力，從外縣請來了一位專治兒童疾病的名大夫。大夫一到家裡看見我被被子裹得嚴嚴實實，就怪嗔母親，“快把大棉被揭開，換上薄被子，這樣捂著孩子，沒病也捂出病來！”母親被迫按大夫的說法來做，大夫用聽診器聽了我的心臟，又量了體溫，然後又詳細詢問了患病的前後過程。最後，他私下告訴父親：孩子得的病叫“出血熱”。並說這種病臨床表現和感冒差不多，容易誤診。因此，必須按特定的藥物治療。大夫開了藥方，囑咐一定要按要求打針用藥。父母按大夫說的做，沒幾天我退燒了，也能說話和走路了。父親為了感謝那位大夫，專門備了禮品去看望。老三婆知道家裡請了大夫，老人家拉著我的小手說：“他弄他的，咱弄咱的，只要我娃回來了，好了，就高興。”
爺爺仙逝時，父親未歸，我守候在側。母親用自己的身軀支墊著爺爺的背，儘量不讓爺爺有痛苦，還不時地輕聲呼叫“爹，爹，你醒醒，你醒醒，全全他爸就回來和您說話呢！”不一會兒，爺爺慢慢睜開了眼睛，神志似乎也清醒多了。他老人家示意讓我靠近他。母親將我的手遞給爺爺，爺爺攥緊了我的手，斷斷續續的對我說：“全全，你娘是個好人，你長大了，一定要對你爸你媽孝順！”母親湊上去，在爺爺耳旁說：“爹，你甭操心，咱全全娃是個好娃娃，能記住您老說的話。”母親說罷，爺爺抬了一下頭，表示他明白了，然後頭一歪，走了。
爺爺謝世後，父親才給我講述了一些家世之事。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莊稼人。我的曾祖父叫雷懷明。是村上公認的“好人”。他是單傳。到了祖父這輩，仍然是單傳，祖父名叫雷仲義，同樣被人稱作“老好人”。到了我的父親，還是單傳。父親說，母親生了我，本來是喜慶之事，可是她卻高興不起來。她說，有了全全，這個家才全和了。單傳總是不好的，萬一人有個三長兩短，哭都哭不出眼淚來的。後來有了弟弟，母親才真正有了喜色。她給弟弟起的名字是“爭爭”。父親說，好，就叫爭芳。爭著開花結果！
直到高中畢業後，在當時的薛固人民公社當了半脫產幹部，我才使用了“官名”。開始人們叫我“雷濤”，我總是覺得有一種隔膜感，甚至感到很彆扭。老母親自我上了中學，也不在叫我“全全”了，而是改口叫我“全芳”。說她再叫我小名，怕人笑話。我體會，這是因為“雷濤”這個“官名”已經注入了複雜的社會內容和意義。不真了，不實了，成了純粹的一個人的代號。
在我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副廠長的第二年。一個細雨過後的清晨，我剛剛踏入辦公室的們，準備推開窗戶，看看雨後的花木草叢。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卻驟然響起。我好生奇怪，平時沒人這麼早就來電話的！我拿起話筒，另一端傳來一位聽上去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聲音：“你是雷全芳嗎？”這麼多年了，除了我的一位姑表姐依然叫我一聲“全芳”，沒人連姓帶名一起叫我的。頓時，我的周身不由得變得溫熱起來，一股熱血恰似開閘的河水，傾瀉而來。道一聲問候，才知道，這是高中的女同學L君。20多年不曾見面，一聲乳名的稱謂，即刻將我帶到那五彩繽紛的童年，讓我又一次撲入母親的懷抱。我多麼想脫掉我“官名”的層層偽裝，再回到“全全”的年代，再享受那些看似苦難卻幸福的天真和爛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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