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文靜
數據資源下沉後，派出所的綜合指揮室可以代替派出所的領導，對日常調度、後續工作推進、業務支撐實施綜合的指揮調動。
一個多月前，趙月楨在家裡給自己剃了個大光頭。“沒有理髮師，只有光頭才剃得好。”說這話時，已是夜裡11時55分，他剛給所轄四海社區的業主微信群裡發了條南岸警方的防詐騙信息。
這個帶著巫山口音、在派出所裡被年輕人叫“楨哥”的人正在“從頭開始”——
去年4月，40歲的他從重慶市公安局政治部組織幹部處主動申請“下沉”到該市南岸區分局四公里派出所，從事過黨建、宣傳、值班和備勤。去年11月，恰好所裡崗位調整，他主動把自己再放到最前線——做一名社區民警。“基層長期面臨警力不足，我想響應政策下來再磨礪下自己。”他對記者說起初衷。
這是趙月楨第二次到派出所做民警了。他沒想到的是，除夕夜給遠在巫山的父母電話推掉回去過年，接下來面臨的疫情防控是新中國成立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重慶，和湖北接壤，封城前大量武漢人流入，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曾預測這裡會成為“第二個武漢”。社區，是輸入型病例是否轉為本地病例的關鍵屏障。在重慶共計4萬多公安戰士精準排查、社區群防群控和醫務人員的精心救治下，重慶“大疫情”終沒有暴發。
趙月楨所在的四公里派出所，管轄2.9平方公里的地區大部分是老舊小區，常住加流動人口共10萬人。51個警力加少量輔警，萬人警力配備數5.1。這極大的考驗著上至所長、教導員，下至每個基層民警的防控術。
事實上，在疫情的催生下，趙月楨早已融入到一場基層派出所警務運行機制改革的大膽探索中。他不僅成為了警力大調配下的一員，在主動細緻的排查中，正進行著從機關民警到基層安全治理行家的蛻變。
“我剛向分局彙報了想法，領導很支持。”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第二次和四公里派出所所長陳偉聊改革時，他已換上了春秋警服，愈發精神，“我們的改革不需要添置太多高大上的設備，是資源整合和數據權限的下放。其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是關鍵，最終形成集指揮調度、分析研判、業務集成、考核考評和綜合保障於一體的警務運行機制。”
陳偉曾在農村派出所做過改革試點，足足思考了很久。
人員摸排管控需要上門核查，多時一天幾十次，最少每天也得一兩次。資料圖片
民警心態關
3月31日早上8時55分，位於重慶南岸區六公里輕軌站旁的四公里派出所響起了第一道清脆的鈴聲。
9時整，第二道鈴聲響起，晨會準時召開。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大家要督促轄區內的企業安排復工人員下載南岸區的防疫二維碼掃碼，做到一人不漏！”會上，重慶市公安局最新的疫情防控命令正被下達。
彼時，離全市公安系統啟動一級勤務模式已是第68天，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每日投入4.2萬民警、2.8萬警輔力量，從加強入渝通道查控、社會面巡邏防控、人員摸排管控及營造良好治安秩序持續至今。
這之中人員摸排管控需要上門核查，多時一天幾十次，最少每天也得一兩次。
警察也是人，在未知的病毒面前，先要過“心態關”。
“你的出入證呢？”3月7日，趙月楨在四海社區門崗執勤時，攔住了一位沒帶出門條的女士。趙身著防護雨衣，面戴口罩和護目鏡，頭罩藍色一次性頭套。按照南岸區住建部門下發的相關文件，在重慶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期間，該區的物業小區實施封閉管理。
“出來都沒有檢查，為何回來要檢查？”被攔的女士怒氣衝衝，同時把口罩一把扯到下巴上，一些難聽話也隨之而來。隨即，她的丈夫也加入聲討。發洩一通後，兩人方亮出出入證忿忿而去。
雖然做基層民警時間不長，但這樣的場面趙月楨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只是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還沒有令他形成新的“習慣”。“我當時離她還是太近了。”事後，趙月楨這樣提醒自己。
事實上，為了打消警察的顧慮， “孃家人”派出所、分局和重慶市公安局已經盡其所能。
“剛開始口罩很緊張，我初一在藥房買到一些。幸好所裡備用了一些用於防範艾滋病的一次性口罩，沒想到防疫頂了一陣。”四公里派出所教導員餘驍說，後來，南岸區分局的民警核查時才下放了一次性塑料頭套、口罩、護目鏡和用警用雨衣代替的防護服。
“防範標準還沒有出來時，我們要求警察上門時儘量和被核查人員保持距離，站在上風口。回來後警察要消毒警車、認真洗手，並用溫水洗臉。辦公室、食堂、大廳、備勤一天兩次消毒。疫情期間民警回家不準串門，不準聚會，不去探望父母。”陳偉說。
在派出所的值班室裡，放著一個開著大口子的12升大的農夫山泉礦泉水瓶子。這是陳偉的“土發明”——萬一住戶吐口水，排查的民警戴上特製“面罩”，可以防範病毒感染風險。
“只是以防萬一，就用過一次。這些都做到了，我們能保證民警最小几率不被傳染。”陳偉說。
但要克服心理障礙，最終還得靠警察自己。
2月13日，社區民警劉國魁接到電話，自己排查的重慶某科研機構家屬區的退休人員確診為疫情患者、重慶市第14例確診病例。他一下愣在了門口。
當晚，在派出所的單身宿舍裡，這個大高個兒頭暈、莫名發熱，晚上起來量了10多次體溫。兩天後，實在放不下心，他還是去醫院做了咽拭子核酸檢測。次日檢查結果出來了，陰性。
“剛開始我不知道要挨家挨戶排查，後來才知道要和醫護人員一起去，心頭不穩當，不知道如何嚴密防範。”事後，還沒有小孩的劉國魁說，剛開始緊張、恐懼，覺得住戶可能是病毒攜帶者，很危險。後來見面看到就是自己天天打交道的群眾，還有老人、小孩，反而不那樣恐怖了。
排查多了就知道該如何防護。“不再害怕了。忘記恐懼最好的辦法就是工作。”他對記者笑道。
疫情期間，重慶市豐文派出所民警潘繼明在小區向群眾宣傳引導加強自身防護時，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51歲。“膽小怕死是當不長久警察的。有的民警最開始怕，後來融入群體作戰。同事的犧牲只能更激發我們的鬥志！”陳偉擲地有聲。
在抗疫排查中，不是所有的問題克服恐懼就可以解決。
2月29日下午，杏園小區一棟高達13層的老樓裡，繫著圍腰準備做飯的蔡婆婆站在7樓的樓道口眼巴巴地等著趙月楨。蔡婆婆已年過六十，獨居。常年照不進光線的樓道一側，舌頭一樣伸出去的長廊連通著一個出口，可以直達街面。但此時因疫情需要，出口鐵將軍把門。
上13樓排查完小區居住的外國人後，趙月楨就被蔡婆婆“堵”住了。蔡婆婆一邊責怪小區物管不力，一邊訴說出口封了，每次買菜都得爬7樓，很累。老人說了快一個小時，戴著口罩的趙月楨站在老人對面，認真的聽著，目光一直沒有離開。
解釋和勸慰了老人很久。下樓時，趙月楨告訴隨行的記者，下來鍛鍊兩年，他希望通過努力，讓所轄社區的老樓都安上電梯、智能門鎖和攝像頭。
10多年前，同樣是一位老人的訴說也曾讓趙月楨心潮起伏。他曾有感而發寫下一篇文章《扼住誠心的0.618》，“誠心為民還是為己的0.618，試問你已掌握了這個黃金分割點嗎？”
那是趙月楨第一次在派出所做民警，主要負責巫山縣大昌古鎮三峽工程後移民的相關事宜。80多歲的老人劉景蘭因安置補償問題多次上訪。他買了米和油，主動去到她家。讓他震驚的是，屋子裡，連張像樣的桌子都沒有。
“那段經歷讓我學會了當警察要為民，遇事不能一刀切採取強硬措施，要人性化，對百姓關愛。”趙月楨說，以後自己經手的每一個文件，都要為基層著想。
3月31日的晨會上，陳偉表揚了前一晚的值班組：一位老人非要給派出所送錦旗，說他遇到的民警蒲輝是“我見過的最負責任的警察”。案偵民警蒲輝幫老人找到了他自稱在南岸區婦幼保健院被“盜竊”的5000元。利用偵查手段，蒲輝回溯老人軌跡，從婦幼保健院到公交車以及馬路，最終，追蹤到老人是在家裡被小孩玩耍拿走了錢包。還有一個六年零兩個月前就在逃的逃犯被民警李雲芸抓回。
“這些事情都鍛鍊了你們的業務能力。為老百姓服務，才是真正成為職業警察的起點。人民警察‘人民’二字在前面，說明警察工作隨時要以人民為中心。”陳偉說。
“自己想辦法”
重慶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的前一天，1月23日，該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27例，其中重症5例、危重1例。重慶緊靠湖北，如何迅速排查可疑患者，遏制疫情在重慶爆發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疫情排查處置是社會管控中最難的。”陳偉說。兩個多月過去了，疫情防控依然不能鬆懈。3月31日，記者隨陳偉前往南岸區某境外回渝人員被隔離的酒店，檢查民警巡邏。
四公里派出所負責的四公里地區屬於海棠溪街道，是重慶主城老、舊、散和收入較低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破產的老國企多，大部分是回遷房和上世紀建的居民樓。“新小區有樓棟長熟悉住戶。老小區管理設施不完善，租賃戶多，人員結構相當複雜。”陳偉說。
在重慶南岸區，和社區工作人員、醫護人員一起組成 “三人小組” 入戶精準排查的主力是社區民警，四公里派出所一共有12名。和刑警相比，社區民警平常乾的事很“婆媽”：走街串戶，掌握社情民意、管理實有人口、維護治安秩序和服務應急救助。沒有驚天動地，只能細緻入微。
疫情來了人少任務重，怎麼排查？
“自己想辦法。”80後的教導員餘驍說，疫情檢驗了隊伍，尤其是處理問題的方法，很重要。“當警察其實是個技術活兒。”他說。
3月7日是個週末，老舊小區四海花園4號崗門口，人車混雜。兩個保安既要查車，又要對小區進出的人看出門條和打體溫，忙得不可開交。春節後走了的保安就沒有再回來，只剩下3個，疫情期間小區實行封閉式管理，人手捉襟見肘。
見保安人手不足，沒有事先打招呼， “楨哥” 一下午“全副武裝”站在了門崗協助執勤。有司機搖下了車窗，遞出來一張車輛通行證。“把後排的窗戶也搖下來！”“楨哥”說完往裡一看，後排擠了4個人要進小區。一問，一共才1張出門條。下一輛車。一查司機，連駕駛證都不是本人的。
車被攔下了。要麼在門崗下人，一一接受檢查並量體溫，要麼調頭不進小區。但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門崗外，轉盤把進小區的道路一分為二，左側屬於共用車道，車一倒，後面全堵上了。
後面的車使勁按喇叭。車放行還是不放行？
“復工復產後，很多外地人和重點疫區的人都拖著箱子或坐車回來了。一旦有潛在患者或無症狀患者進來，社區傳染後果不堪設想。”幾乎天天下社區的“楨哥”隨後向物管提出，安排保安前移至轉盤前設崗，檢查車輛，這樣既便於人車分開檢查，又有足夠空間讓手續不齊的車輛可以隨時調頭讓道。
排查的硬骨頭在老舊小區，只能靠警察和社區工作人員共同想辦法，一口口啃掉。
無線電廠、長橡廠破產多年，家屬區有70多棟樓房，1100多戶常住人口。10多家人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連獨立的鍋灶都沒有，疫情怎麼防？四公里派出所的社區民警趙軍想來想去，只能讓鄰里之間錯時分灶做飯，減少疫情交叉感染。一旦有湖北和重慶重點疫區來人，向衛生部門反饋後，把接觸密切的鄰居和同住人員一塊做核酸檢測。
封控也是個難題。家屬區面臨拆遷，沒有物管公司，沒有小區大門。不得已，趙軍只能發動業主志願者和治安積極分子學武漢做法，按居委會要求對主要路口進行把守。
舊家屬區還有一大隱患是聚眾打麻將。重慶已公佈了多起打麻疫情傳染的病例。雖然排查時發現了將小區裡的麻將館，人員被勸離。但會不會轉移地方?
“我不可能24小時去盯，只能發動群眾，定期巡查。”趙軍坦言，果然，麻將桌被搬到了屋頂上。“群眾和民警是相互依存。”他說。
但並不是所有問題都能當時迎刃而解。
3月中旬，四海社區的業主連續兩天在微信群裡發圖，反映有人把車停在消防通道的劃線區域內。由於消防管理涉及多部門，趙月楨當天並沒有立即讓老百姓知曉他的處理。
“現在消防是由應急管理部門負責管。當初的劃線有沒有經過驗收合格?如果派出所不瞭解情況盲目下罰單貼條處理，會不會引發後續行政訴訟?”趙月楨對記者說。
為穩妥起見，他第一時間把業主反映的消防問題反饋給了派出所的消防民警李慶，並和應急管理部門及法制部門進行了對接，從法律法規的角度進行分析。
但事情總要處理，據趙月楨事後反饋，他和物業經理聯繫了，將被曝光的車輛納入黑名單。如果三次佔用消防通道停車，他和物業、業委會聯繫，就不讓該車進入小區。
“老舊小區的車庫規劃設計當初沒有達到驗收要求，大量車位就被賣掉了。其他業主無車位可停，這些都要考慮。”趙月楨對記者說，靈活性和原則性如何統一?對他來說依然是最大的挑戰。
3月底，隨著病假的民警返崗，剛熟悉社區，工作崗位會不會有變動?“大不了去幹刑警，還可以到處出差。”他在電話裡對記者笑著說。
“社區民警的面很廣。小社區大社會。把社區管好了，就能管好一個派出所。”陳偉知道後說。餘驍說，“一旦不堅持，前面的努力就為零。我希望他在社區領域裡做成一個專家。”
“無論如何，我都會堅持把社區民警幹下去。”當晚，不服輸的趙月楨給記者發了一條微信。
“派出所以後沒有值班室”
離主城核心區雖近，但四公里派出所一共只有51名警察，管轄常住加流動人口共10萬人，其中包括不到3萬人的學校人口。
疫情重大，光靠社區民警遠遠不夠。派出所24小時的值班做了很大的調整。
趙月楨每6天會輪到一個班。他的組有6個人，分別由社區、內勤和案偵民警組成。早上9點至下午4點是正班，下午4點到晚上11點，3個民警值班，3個處警，往往是社區+內勤民警的搭配;但到深夜11點至次日凌晨9點，派出所換上案偵警察。所長和教導員也參與值班。
“遇到緊急情況，比如有人打群架那備勤組也得出動。”陳偉說，兩個多月來，備勤組在派出所24小時待命。
疫情初期，派出所裡的24名案偵民警(由刑警和治安民警合併而成)更多是協助社區民警一同入戶或對車輛進行排查。刑警蒲輝就和趙月楨在同一個值班組。“三人小組”排查時，兩人經常一同前往。警車上，座椅前排的一瓶消毒酒精兩人共用，沒去幾趟就用完了。
“如果發生火災，消防設施要第一時間發揮作用。”蒲輝說，排查的警力增加了，會發現疫情期間可能被忽視的一些災害隱患。2月27日，蒲輝入戶某小區排查時，一眼發現了較大的消防隱患，消防管道里沒有水。回去後立即和物管交涉，把消防栓的水注入，消防水帶配齊。
當天，四位80後和90後年輕刑警組成的青年突擊隊則在另一個“戰場”排查。重慶七公里汽車檢測站復工，200多輛曹操專車一起趕過來年檢。“
值班組接到求助後，我們早上8點就去執勤。”潘承希說，青年突擊隊讓駕駛員掃描南岸疫情二維碼後，還把二維碼貼在駕駛員後座上，讓乘客坐車掃碼填報。某科研機構家屬區出現了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小潘前去封樓、巡邏檢查，並聯系社區給獨居老人安排買菜和送菜。
2月28日上午，在老黨員“楨哥”的帶領下，小潘在四公里派出所火線入黨，一起宣誓。接到通知後他第一時間給媽媽報了喜。1995年出生的他從警校畢業一年多，已破獲刑事案件60餘起，抓捕犯罪嫌疑人80餘人。但小潘沒想到，成為預備黨員是在防疫排查期間。
疫情後期，案子多了，案偵民警會把接警後的案子帶走。疫情發生以來，四公里派出所在探長聶軍牽頭下，案發9起已破獲7起，其中一起因犯罪嫌疑人已不在轄區，由多個派出所聯合辦案。“疫情大家都出不了門。但時間長了，沒吃沒喝的小偷呆不住了，開始‘重操舊業’。”刑警朱海濤說，2月下旬，他就抓捕了一個在菜市場扒竊老人手機的嫌犯。
“但現在的值班室畢竟是臨時搭建的班，不利於工作的延續性和把控，缺乏督促和跟進。我想把值班室撤掉，改成報案和群眾接待點。我要把值班組放進綜合指揮室裡，統一調度指揮。”疫情催生了陳偉完整的派出所警務運行機制構想。
在他看來，公安治理是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一部分。隨著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實施城鎮化戰略，人員流動大大增強，人戶出現分離，對人的管理已打破過去“靜”的狀態。人流、物流、車流、信息流和互聯網技術帶來巨大
變化，以前公安沒有遇到過。“派出所的警務運行機制是公安組織裡最難最複雜的，也最具有挑戰性。”他說。
“以前坐等報警，一個電話來了才開始行動的警務模式屬於事後介入，反應遲緩，現在公安要求基層反應靈敏，預知預判。要求高了但工作運行機制和運作模式還沒有適應過來。”從南岸區分局指揮中心先後調到兩個派出所任所長的陳偉說，基層派出所的運作模式和勤務機制要轉變為扁平化管理，減少和優化流程，就像疫情排查一樣，進一步縮短公安和百姓的距離。
勤務模式如何調整才能符合時代的要求?陳偉去過深圳市公安分局福田、南山分局，在香蜜湖、華強北、沙頭角、高新區等派出所做過調研，這些都是警界開拓者。
“考察下來我們不能完全照搬沿海做法，西部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如東部，有的企業甚至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所以傳統的管理不能丟完，我們的改革要有差異化。”他說。
按照陳偉給分局領導彙報的構想，綜合指揮室共有四大要素：人、場地、設備和資源。
人是改革中最關鍵的要素。警力不增加的情況下，但可以通過培訓提升工作能力和業務素質，通過改變工作思路和方法來更好的發揮個人潛力。除了發揮主觀能動性外，改革後的指揮室會對民警發出指令。“民警做工作會從不自覺到自覺，自覺的變得更加自覺。”他說。
場地要改造。值班室拆掉後，陳偉準備把視頻監控室作為派出所的指揮中心，6個內勤民警和6個文員成為固定編制，值班組以後在前臺接待處值班，在原值班室改成的詢問室或矛盾糾紛調處室工作。
“設備要適當添置以完善功能，但我不需要太高大上。不然，指揮室比拼的是派出所的財力，而不是智慧，那就變味了。”陳偉強調。
“基層派出所還需要更大的系統權限。資源是用來對社區和案偵民警進行工作支援。”他說。
從精準排查到權限下沉
派出所的炊事員將打好的一份份飯菜放在巨大的蒸鍋裡。但過了飯點，依然沒有多少人來。緊急任務讓派出所全員加班，已在所裡住了20多天的陳偉和餘驍也不例外——這是2月29日中午記者在四公里派出所看到的一幕。
“今天上午，分局下發了兩三百條信息要電話核實，只有四個小時全部核查完。”當時，趙月楨在辦公室座位上泡了一包方便麵，吃了兩塊餅乾，隨即投入到緊張忙碌的電話核查中。
疫情的精準排查離不開大數據支撐。早在2月7日，南岸區疫情防控指揮部就在重慶開發了微信二維碼疫情防控小程序，個人掃碼可以進入健康狀況登記頁面線上申報。據重慶市公安局南岸區分局介紹，“二維碼”有效助推“三人小組”精準核查35327人，確保了該區疫情形勢的總體可控。
“通過掃碼公安部門可以為開工企業提供精準指南。”重慶市公安局南岸區分局團委書記王新星對記者說，但大數據信息化手段排查依然離不開人。
對存疑人員進行反覆人工分析後，公安系統通過詳盡的風險報告，為企業提供詳盡的人員名單，並給出充足理由和對策舉措。
緊急任務下發了，但電話排查並不簡單。時下普通市民接到騷擾電話是常事。怎麼才能讓對方相信是真警察?
“座機、警務通、手機我都會用，打通電話後先介紹自己。”趙月楨也有一套辦法：“如果對方不相信，我會讓他加我微信，然後視頻通話，看我的警服和警號。”
根據大數據提供的信息進行電話核查只是第一步。確定有人在家後，“三人小組”才會上門精準核查。核查回來，社區民警還要將實地走訪的大量信息錄入系統，忙起來經常到晚上10點左右。
比如線上核查除了大數據排查，還有微信、QQ、微博。趙月楨趁入戶排查，沿途主動添加微信，手機裡的新業主一次就能增加10多個。
每晚12點，趙月楨都會做同一件事。把轄區內的小區微信群全部看一遍，及時對社區疫情防控漏洞提出針對性意見。
要控制疫情大爆發，只能靠一遍一遍的篩。和在門崗執勤一樣，在微信群裡同樣可以捉“蝨子”。“小區的保安莫班長是湖北人，他春節過後是不是從疫區回來?”四海好鄰居群裡業主紛紛問。第二天，看到微信群發出的疑問趙月楨到小區實地走訪調查，最終了解到該人雖然沒回湖北，但家裡有湖北籍親屬。為避免群眾恐慌，莫班長自覺居家觀察了14天。
在各方社會管控的強大力量支撐下，重慶疫情“大爆發”終沒有出現。目前，重慶和全國一樣，疫情已從本地防控轉為輸入性防控。
要提高工作效率，除了上級下發的數據排查任務外，派出所需要發揮更大的整合資源優勢。曾在南岸區分局指揮中心負責指揮調度的陳偉突破口是“想辦法把系統權限拿下來。”
在我國，1946年公安機關成立公所，1948年改稱公安分駐所，1950年改稱派出所。派出所作為公安部門最基層的派出機構，對很多信息系統在綜合運用和跨系統查詢上，都有權限要求。
早在2018年1月召開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趙克志說：“要打破部門警種壁壘，打通交換共享渠道，集聚優質資源，推進開放共享，努力實現數據規模效益和價值最大化，努力為基層一線實戰應用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數據信息服務和支撐。”
“公安部提倡數據要打破壁壘，如果數據來源於基層卻不服務於基層，那是有問題的。”陳偉說，以前內勤、案偵、社區工作分成條塊化，現在通過科技方式整合起來，警力調配發揮效能更大，疫情中已經得到了驗證。
數據資源下沉後，派出所的綜合指揮室可以代替派出所的領導，對日常調度、後續工作推進、業務支撐實施綜合的指揮調動。“一句話，讓一個人工作變成多個人支持。”
他舉例：“以後民警處警下社區，內勤民警對轄區歸口的案偵、社區信息歸總後，提供綜合信息。”陳偉說，”這樣一來，案偵民警相當於和社區民警一起到了社區;社區民警到社區，藉助信息支撐也彷彿和辦案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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