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研究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理論先導。20世紀初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的艱難探索中實現了從“師資”向“師俄”的範式轉化，逐漸聚焦並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建黨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研究主要體現為四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引入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性承接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性傳播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整體性重構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學理性研究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大眾化宣傳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式解讀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化探索的結合。這四個結合共同構築了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立體圖景，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準備了幹部隊伍、理論基礎、群眾力量和實踐基礎，推進了中國共產黨創建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研究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基本前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從辛亥革命失敗到中共二大召開，馬克思主義實現了從自然傳入到有組織引入、傳播與研究的歷史性飛躍，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在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及中國共產黨創建百年之際，追根溯源地分析這一問題，全面真實地反映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歷史圖景，對於深刻理解歷史和人民為什麼選擇馬克思主義，理解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必然性，推動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引入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性承接的結合
1．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引入是進步知識分子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前導和推動力量
多元性是指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主體、媒介、渠道、方式、內容的多方面性，多元性突出表現為多主體性。建黨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主體隊伍龐大、人員複雜，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部分：一是以李大釗、李漢俊等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他們是多元主體中的主導和中堅；二是以孫中山、戴季陶等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士，建黨時期國共兩黨的政治分野尚不存在，國民黨人士為吸收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成分以發展三民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三是以黃凌霜、區聲白等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探尋與馬克思主義的“共同的神髓”和抨擊“馬氏學說之弊”的複雜邏輯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正反兩方面的宣傳；四是以維經斯基等為代表的共產國際人士，他們在推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多方面支持了中國的傳播與研究活動，是不可或缺的外部推動力量。“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1](P697)多元主體中諸多的“單個意志”亦或主觀配合，亦或客觀互動，最終匯聚成強大的“歷史合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縱深發展。
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關鍵是“真正把馬克思主義這個看家本領學精悟透用好”，[2]而佔有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本是“學”、“悟”、“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前提。辛亥革命後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的碎片化傳播使可供人們接觸和研究的理論文本十分有限，正如鄧穎超所說：“那時，我們還得不到這類問題的讀物啊！”[3](P91-92)進步知識分子學習、分析、比較、定向馬克思主義的過程缺少基本材料的支撐。十月革命後多元主體陸續從日本、歐洲、俄國等渠道大量引入理論材料，《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經典著作，《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共產主義ABC》等通俗讀本，《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談政治》等闡釋性文章紛紛面世，一時間馬克思主義成為“最時髦的名詞”，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譯本和期刊文章呈“井噴式”增長。毛澤東、鄧小平等一批急於探尋國家出路的進步青年正是在閱讀了這些書目的基礎上開始關注並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可見，多元主體的協同引入掀起了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熱潮，為進步知識分子接觸、認知、信仰馬克思主義準備了輿論氛圍、思想材料和理論文本。
2．進步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性承接是多元主體隊伍分化與重組的關鍵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脫穎而出，確立了馬克主義理論的堅定信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打開了思想進步的閘門，自由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異說競起，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不僅深入地學習、分析和比較了各種學說，而且還對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等進行了親身實驗和實踐，最終他們意識到這些宣揚改良道路的學說“理論上說的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4](P60)與此同時，一戰的爆發和巴黎和會的召開幫助進步知識分子認清了資本主義“強權就是真理”的實質，十月革命的勝利更促使他們形成“以俄為師”的理論共識，進步知識分子在艱辛探尋和反覆的鑑別中最終選擇並信仰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經過深思熟慮、審慎選擇後確立的信仰具有持久性和永恆性。對於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他們此時最重要的使命是極力宣傳馬克思主義，讓更多的人接受並信仰這一無產階級觀察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因此，他們創辦刊物、翻譯原著、出版書籍、回應論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接續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代際傳承。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性承接及其宣傳活動的深入推進逐漸改變了多元主體成員的思想軌跡，非馬克思主義者、反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構成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一部分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逐漸脫離原有的理論陣營並走向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是為了批判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而論證自身學說的合理性而關注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傳而不信。在無政府主義學說與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比較分析和與馬克思主義者激烈的思想爭鋒中無政府主義者逐漸認清自身學說的理論缺陷，不得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乃今日社會革命唯一之手段，以後惟有隨先生之後，為人道盡力而已”。[5]從此，這部分無政府主義者放棄原有理論信仰，無政府主義隊伍內部也逐漸解體並最終淡出歷史舞臺。另一方面，一部分原來熱衷於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多元主體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成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者，出現傳播與研究中的“反轉”現象。列寧說過，“馬克思的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鬥。”[6](P148)“反轉”現象無疑增加了理論傳播與研究的難度，但這符合事物發展的曲折性和前進性相統一的規律，同時這種“反轉”對淨化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隊伍，保證其理論研究傳播的正確方向具有重要的意義。
“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7](P151)領袖和骨幹是政黨的創建者和組織者，是政黨目標和綱領的制定者和實施者。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和骨幹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中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進而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其中李大釗和陳獨秀是引來馬克思主義“天火”的普羅米修斯，是中國共產黨的籌劃者和創始人；毛澤東、楊匏安等左翼青年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骨幹，是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主體和中堅力量；林伯渠、董必武等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家也積極投身傳播活動，是中國共產黨創建中的重要力量。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在傳播與研究中逐漸提升了理論水平、組織能力、鬥爭能力，他們積極籌建中國共產黨並分別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引入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性承接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培養了領袖和骨幹力量。
二、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性傳播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整體性重構的結合
1．多元主體的選擇性傳播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整體性重構的理論基石
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性傳播是指每一傳播主體依據特定的政治目標、階級屬性、理論基礎及個人旨趣，優先選取馬克思主義某一部分或某幾部分內容而進行的集中性、針對性的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是誕生於歐洲的龐大理論體系，從面向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到面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進步知識分子不僅要掌握其世界觀和方法論，更要善於選擇其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觀點並加以靈活運用。事實上，辛亥革命後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中無一例外地對其進行了主觀選取。從整體看，多元主體的理論選取各有側重，異彩紛呈。其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優先選取了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國民黨人士的選取則集中指向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無政府主義者對勞動價值論，共產國際對列寧的東方革命理論分別進行了靶向研究和推介；從同一主體內部來看，不同成員的理論選取差異明顯。如李大釗著力研究了唯物史觀、李漢俊對政治經濟學具有濃厚的興趣、蔡和森突出了對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理論的闡發，瞿秋白則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闡釋上……總體看來，這種選擇性傳播在有限的時空範圍內將主體所需的特定理論甄選出來並進行全面分析，保證了引入理論內容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有利於人民從局部到整體把握馬克思主義。
“不管我的著作有什麼缺點，它們卻有一個長處，即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8](P135)馬克思主義是由具體的理論內容構成的有機體系，整體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徵。整體由局部組成，離開了局部，整體就不能存在了。因此掌握局部，即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每個具體理論是重新構築馬克思主義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步驟。建黨時期多元主體在進行理論選擇時已經對其整體性有了初步的認知，他們的理論選擇是在審視馬克思主義這個“系統完整的大組織”體系範圍內進行的，可以說選擇性傳播的過程就是逐一引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具體理論的過程。不同主體或者同一主體的不同成員從多視角聚焦某一特定理論進而對其進行優先選擇，會使理論內容更加完整、細緻和準確，這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重構準備了詳實的理論資料；各主體對不同理論的分別選取，促使馬克思主義各部分內容之間相互匯聚、交疊、補充與組合，有利於拓展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總之，多元主體的選擇性傳播突出了重點，關照了整體，為馬克思主義由“點—線—面—體”的路徑重構理論體系奠定了理論基礎。
2．整體性重構是對選擇性傳播內容的整合和延展
奧卡姆剃刀原則指出，在可以使用少數幾個原則時，應用許多原理以解釋現象就是浪費時間。選擇性傳播就是多元主體使用剃刀對馬克思主義龐大內容的篩選，這有利於快速抓住理論重心，但是也容易肢解馬克思主義使其理論內容碎片化、條塊化、分散化，進而破壞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正如黑格爾所說：“譬如一隻手，如果從身體上割下來，按照名稱雖仍然可叫做手，但按實質來說，已不是手了。”[9](P405)如果脫離理論整體去審視選擇性傳播的具體內容，研究視野侷限於這一理論本身，就會割裂其與其他理論乃至與馬克思主義整個體系的邏輯關係，理論傳播與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因此必須對選擇性傳播的理論內容進行排序、歸位和整合，保證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有機統一。
在中共創建時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已經開啟了推進碎片化的理論片段向愈發完整的理論全貌聚合的進程。他們大量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理論單元，從形態和內容上對其進行“重組式重構”，使其重新統一為一個完整體系。1919年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首次全面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論、經濟論、社會主義運動論，簡明概括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容和結構體系，更為重要的是他特別強調這三個理論是由階級鬥爭這條貫穿始終的紅線聯絡起來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可見，李大釗等人已經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不是各部分理論的簡單機械的累加，而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內在統一。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內容的全面介紹和完整重構，不僅初步勾勒了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框架和理論體系，而且突破了以往單獨就某一內容而研究某一內容的侷限，將特定理論置於馬克思主義的體系之內，更清晰地展現特定理論的內涵、外延及理論之間的邏輯關係，進而優化和細化了選擇性傳播的理論內容。
“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10](P312)建黨時期儘管中國人民已經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先進理論”，但是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相對複雜的歷史過程。回顧黨史我們發現，從1918年李大釗開始信仰並推介馬克思主義到一大召開，中國僅僅用了3年的時間，而俄國從1883年引入馬克思主義到1898年創立社會民主工黨，用了整整15年的時間，顯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被接受的速度遠遠超過俄國。客觀地說，中國進步知識分子通過選擇性傳播準確攫取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核，通過整體性重構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脈絡及邏輯體系，二者的結合使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內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觀點，即中國要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要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正是在這個認知基礎上他們積極設計建黨方案並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最終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性傳播與整體性重構的結合縮短了中國共產黨理論準備的時間，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進程，夯實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理論基礎。
三、馬克思主義的學理性研究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大眾化宣傳的結合
1．馬克思主義的學理性研究是大眾化宣傳的題中應有之義
馬克思主義的學理性研究是指具有較高理論水準的知識分子為探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或法則”對其進行的專業研究和學術闡釋。毛澤東曾說過“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11](P815)可見中國引入馬克思主義具有明顯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色彩。“精通”是“運用”的前提，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必須徹底消化吸收其理論內容。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其理論多包含在眾多的代表性的著作裡並以“具體論斷”的形式展現出來，對於受教育水平極低的廣大人民來說，通過自主的理論學習以“精通”其深奧的原理既不現實也不可能，這就要求知識精英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理論加工，即通過學術研究來梳理、概括並提煉其內容，使其以簡潔化、通俗化、生活化的方式展現出來，實現抽象理論向大眾話語的轉化與對接，從這個角度看，學理性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宣傳的基本依據和現實要求。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多元主體中，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學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們不僅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個體研究，而且還紛紛組織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新民學會、覺悟社等進步社團進行專門的有組織研究。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入手，在反覆研磨原文、譯本和通俗讀本的基礎上，詳盡地分析和闡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容。以唯物史觀為例，李達等知識精英將分佈於《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資本論》《法蘭西內戰》等眾多經典文獻中的“具體論斷”進行系統爬梳和科學分析，最終將唯物史觀簡明地詮釋為“以經濟為中心的歷史觀”，並形成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等經典表述和理論術語，至今我們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理解仍然沒有超出這些範圍。由此可見，知識精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細緻而深刻，這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宣傳提供了基本理論和通俗話語，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宣傳的理論支撐。
2．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宣傳是馬克思主義學理內容走向人民群眾的直接方式
“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2](PP9)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鬥爭學說，其特定的階級屬性要求學理分析的理論成果必須與群眾結合，這樣才能實現其理論價值。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宣傳是學理性研究的直接目標和現實走向，是學理內容走向群眾的基本方式。雖然十月革命後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還只是停留在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之內，馬克思主義仍是深受讀書人青睞的書齋裡的學問，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鮮少接觸並關注這一學說，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掌握更是十分有限。因此，擴大理論宣傳進而讓廣大人民群眾掌握這一“批判的武器”是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重中之重。
建黨時期，為了推進學理研究的成果走向人民，進步知識分子以靈活多樣的方式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宣傳。工人階級是近代中國新生的社會力量，五四運動中他們以獨立的力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並彰顯了強大的階級實力，中國工人階級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化急需科學理論的指引，但工人本來自身不會產生社會民主主義意識，知識分子必須向其進行理論“灌輸”。因此，這一時期進步知識分子紛紛走進工廠，積極創辦夜校、勞動補習學校和通俗期刊，積極向工人階級宣傳馬克思主義；與此同時他們還積極向農民階級和其他的社會階層甚至反動派軍隊的部分成員進行理論宣傳，逐步擴大“眾”的範疇。在理論宣傳中知識分子非常重視大眾化宣傳方式方法的創新。他們從日常生活入手，以百姓熟悉的語言和生動的事例詮釋理論觀點，以書信、詩歌、賀年卡、傳單等方式展現理論內容，逐步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陣地和理論影響。總之，通過大眾化宣傳，馬克思主義逐漸從“小眾”理論轉化為“大眾”學說，逐漸走進了廣大工農群眾的視野和生活。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產生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二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廣泛傳播。工人階級是人民群眾中最先覺悟的階級，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產生的階級基礎。進步知識分子在進行學理分析的基礎上積極向工人階級“灌輸”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火種種在了工人階級的心中，也種在了“萬里荒蕪”的中國大地。“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樸素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13](214)此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中國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動走向主動，他們逐漸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工人運動也逐漸從維護自身利益的經濟鬥爭向維護整個國家利益的政治鬥爭轉化，即開始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人民群眾是政黨創建的力量源泉，是政黨綱領和政策的支持者，馬克思主義的學理性研究和大眾化宣傳的結合廣泛地動員和武裝了人民群眾，提升了人民群眾的理論素養、思想意識、組織程度和鬥爭水平，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準備了群眾基礎。
四、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式解讀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化探索的結合
1．中國式解讀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的思想文化基礎
中國式解讀是指進步知識分子因襲中國傳統文化，以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親和性為切入點，以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理論內容、思想觀念去分析和理解馬克思主義進而得出其具有中國特點的解讀。“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14](P265)這個“共同之點”主要體現為中國傳統哲學觀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觀、中國傳統平均思想與共產主義社會構想、中國重“道”傳統與馬克思主義重視規律思想等諸多理論的契合，這種契合是進步知識分子進行中國式解讀的深層次原因。“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仔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幾千年了。”[15](P230)可見，中國知識分子堅定地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早就蘊含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要素，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源。這種解讀為馬克思主義刻上了鮮明的中國烙印，進一步削弱了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心理障礙，有利於人民認同和接受馬克思主義。
中國進步知識分子關注並選擇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對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解答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具體問題，因此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同時也開啟了中國化的進程，即馬克思主義是一邊傳播一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更進一步地同中國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結合起來”。[16](P3)可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主題和內在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以貫之的發展方向。進步知識分子以傳統文化對接馬克思主義，說明他們並沒有因為新文化運動的批判而全盤否定傳統文化這個“老祖宗”，依然保持著對傳統文化的自信，這有利於深入挖掘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以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發展。與此同時，基於二者的“共同之點”，也增強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這一異域文化的信心，進而提升了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主觀意願，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式解讀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文化基礎。
2．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化探索是對中國式解讀的深化、修正和完善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雖理論相通，但也存在巨大差異。中國知識分子在以傳統文化認知、接受、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容易將二者直接比附進而造成對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化、片面化理解。例如，孫中山曾堅定地認為民生主義和大同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李達也曾表示經濟上的平均和政治上的平等是社會主義最鮮明的旗幟，這種將共產主義等同於大同的認知縮量小了共產主義的理論範圍和思想內涵，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17](P321)因此，中國式解讀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只有在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雙向互動中才能不斷提升、完善和發展，才能重塑原真性的馬克思主義。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剛剛引入馬克思主義時不僅萌生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實境”相結合的意識，而且他們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組織學生創建進步社團，發動工人創建工會、農民組建農會，籌備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等一系列實踐活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期探索。在這些具體的革命活動中，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也逐漸升華。如對於共產主義，一大黨綱中採用“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等表述，黨的二大進一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明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具體步驟和初始方案，這表明共產黨人已經釐清了大同與共產主義的關係，能夠從階級關係和社會制度層面更準確地把握其基本內涵。總之，進步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式解讀一定程度上是對“原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偏離和否定，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實踐活動又否定了中國式解讀的誤差，在否定之否定的循環往復中進步知識分子不斷提升理論認知，逐步形成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直接目標，也是中國近代化發展的現實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現需要理論客體、實際客體和多層次發展主體這三大要素協同互動。進步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式解讀及其修正有助於人民群眾掌握“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客體不斷完善；同時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開展革命鬥爭，在具體實踐中初步形成了對社會性質、政治經濟狀況、階級鬥爭等問題的基本認識，使實踐客體即中國具體實際得以論證；多層次發展主體中的精英主體和群眾主體初步顯現但實力有限，創建具有較強組織能力和領導水平的政黨主體進而完善多層次主體隊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全面啟動的現實要求。中國式解讀和中國化探索的結合，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始進程，使創建政黨主體的需要更為急迫，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結合使理論走向實際，即促使進步知識分子在原真性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斷開展反帝反封建具體活動，推進了中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初步奠定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基礎。
結 語
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進步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引入中樹立了堅定的理論信仰，在甄選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基礎上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整體、在專業的學術研究基礎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抽象理論到通俗話語的轉換，在中國式解讀的基礎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的“四個結合”培養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領袖和骨幹，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理論基礎、群眾基礎和實踐基礎，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進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應汲取建黨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研究工作的有益經驗，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建設，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脈相承的完整理論體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四個自信”，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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