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撕裂”現象


〖引言〗這篇文章5000字,用大半天時間寫完,難免粗陋和淺薄。歡迎任何批評,但拒絕任何低級辱罵。如有,定以牙還牙。哈哈。

疫情一開始,在微信和微博上就開始了觀點的撕裂。直到今天沒有停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梳理的社會現象。

自從新媒體發展起來之後,輿情方面就存在明顯的兩個輿論場,一個是官方輿論場,一個是民間輿論場。兩個輿論場之間既有契合,也會有分裂甚至是撕裂現象發生。這裡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將分析和梳理撕裂現象的點,主要放在民間輿論場上。

撕裂現象表現

民間輿論場的撕裂綜合地體現為兩個層面,一是對內,一個是對外。在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的撕裂中,形成了層層疊疊、內外交織的狀態。對內主要體現在這樣具有標本意義的點上:

對內撕裂一: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然後流向世界。對於這一點,認知撕裂的雙方呈現為截然不同的兩種解讀。一方認為應該向世界道個歉,以贏得疫情過後世界的諒解;承認錯誤並不醜,不僅不醜還體現了一個大國的胸懷。

另一方認為,世界應該向中國致謝,原因是由於中國採取了最嚴格的隔離措施,使世界贏得了接近兩個月的防疫準備時間。有的甚至認為,世界欠中國一個熱搜,在防疫和抗疫的措施和策略上,應該“抄中國的作業”。

對內撕裂二:疫情搞得這麼大,在反思上應該走向一個什麼樣的方向上出現了認知的撕裂。一方認為,武漢疫情本來不應該鬧到這麼大的,如果醫生有正常的話語權,而不是對“發哨人”艾芬那麼嚴厲的訓斥,中南路派出所不把八位醫生的“吹哨聲”視為謠言的話,那麼後面的局面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認為其中的原因就出在現在運行的體制上,尤其是媒介不能自由的發聲。


另一方面則認為,疫情既然來了,那就“欣然”接受;不僅接受,而且從中總結出了抗疫上令人振奮的“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是大國力量的充分彰顯,應該感到自豪。

對內撕裂三:在對內撕裂的表現方面,60篇“方方日記”表現得最明顯、也最激烈。支持方方的一方認為,日記記錄了武漢乃至於溢出武漢地域的疫情真相,起到了傳統媒體明顯缺失的輿論監督作用,併成為了隔離、憋悶在家的億萬民眾的重要信源。

而反對的一方則認為,方方在用日記的方式給國家抹黑,存在著以偏概全、誤導大眾的負面作用。有的甚至辱罵方方是巫婆,存心不良,是戴著有色眼鏡看武漢、看中國。持這種看法的文章一般都是從愛國的角度出發,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子不嫌母醜”等,個別甚至提出了把作家繩之以法的要求。

在對內撕裂上,還包括其他方面。

對外撕裂更多,主要集中在對歐美等發達多家身上,尤其以美國為主。而對非發達國家,則平和得多。

對外撕裂一:武漢封城後,國內疫情逐步進入了最為困難的時期,民眾對新冠病毒的恐慌也逐步進入高峰。外國從武漢撤僑,成為第一個認知上的撕裂點。

有一篇文章專門評論美國從武漢撤僑,說是美國終於對中國動手了,認為這是“趁火打劫”式的美國陰謀,與一年多的中美貿易談判續接起來。據這篇文章的作者透露,該文閱讀量達到了三千萬,僅僅第一條留言的點贊就是幾十萬。由此可見,大眾雖然處在疫情的不安和恐懼中,但對這種觀點的贊同是非常廣泛的。

另一方則認為,一個國家在危機狀態下撤僑,是一種正常行為,與封鎖中國扯不上,與陰謀更扯不上。既然我們能夠封城、封村,嚴防武漢人和湖北人,別人為什麼不能撤僑呢?這種陰謀論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是低智商和自卑情結的表現。

對外撕裂二:鑽石公主號遊輪發生大面積新冠病毒傳染,在日本港口附近的海上進行隔離,成為國內網民的另一個撕裂點。一方認為這是日本和美國所謂盟友在重大疫災面前的扯皮,顯示了美國和日本的道德虛偽,這件事成為了美國和日本道德上的一面“照妖鏡”。

另一方則認為,本國到處封城、封村、封省、封市,在不瞭解遊輪產權歸屬的情況下,卻把別國的做法嘲笑為照妖鏡,既沒有根據也沒有道德。

對外撕裂三:關於新冠病毒的來源,成為一個從民間輿論場上升到了官方輿論場的撕裂點。一方認為,新冠病毒來源於美國,要求美國給予交代。從去年美國流感開始可能就有了新冠病毒,武漢之所以爆發,或者是武漢軍運會由美國軍人運動員帶來的。某某部新聞發言人對此發推直接追問。在民間,關於新冠病毒來源於美國的文章和抖音近乎瘋狂地傳播。在此類信息反覆轟炸下,巨量的信息接受者對新冠病毒來源於美國到了深信不疑的地步。

另一方則以邏輯推理的方法否定上述判斷。分析認為,如果新冠病毒來源於美國流感或者美國軍人運動員秘密帶到武漢的話,那麼美國應該是最早大面積感染的國家,美國應該早於中國或者武漢封城、封國;那麼多國家運動員參加武漢軍運會,別的國家運動員要想不感染是很難的。

對外撕裂四:當東亞近鄰日本、韓國發生病毒急遽傳播時,媒體進行大規模報道;當伊朗、意大利急遽傳播時,同樣如此;當美國確診病例數量超過中國時,受眾抱有一種圍觀的看客心態對此內容大規模點贊,從“我不幸、別人也不幸”的比較裡獲得某種幸福感。

另一方則認為,人類的命運是一個共同體,瘟疫是人類的共同災難,人與人之間呈現出來的任何的“幸災樂禍”,都屬於人性墮落的表現。

當然,關於對外的撕裂還有其他很多表現。

撕裂雙方的觀點對抗烈度,有時候大,有時候小,也有偶爾的吻合。比如在對內撕裂中,35歲的李文亮醫生去世的當天晚上,雙方觀點和情緒幾乎是吻合的,幾乎一致地為去世的醫生感到傷痛。有文章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趨利避害、趨生避死的每個人,幾乎都從這個大夫身上的不幸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又如在對外的撕裂上,近鄰朝鮮和俄羅斯最早關閉了與中國來往的邊境大門,俄羅斯甚至在防疫上對華僑有相當失卻道義的“過火行為”,對此其中一方進行批評,另一方則幾乎沉默。這與對美國航空公司依據客流量停飛一些來往中國的航班線路——儘管沒有像這兩個國家對待中國“果斷”地關閉邊境——的高調批評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此區別的反應,其中原因確實耐人尋味。

撕裂的本質是什麼?

在幾乎每個人都深陷其中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中,產生如此持久的撕裂,其本質到底是什麼?是理性的辯論還是非理性的爭吵?到底是屁股決定腦袋,還是腦袋決定屁股?是人類文明史上那種左派和右派的觀點對抗嗎?

從撕裂雙方的群體人員構成上看,右派一方的構成主體多為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高學歷、收入穩定、社會地位處在正常狀態的社會精英,也包括能夠用常識來進行獨立思考、有著相當數量的普通人,也包括一些看不見的有勇氣、有格局的利益既得者。

左派的構成主體是少部分知識分子,加上大部分的低收入、低學歷、低社會地位的普通民眾、一些利益既得者,以及一些通過賺取流量來獲得生存資本的自媒體人。這種觀點對抗上的撕裂,從整體上看很難說得上是真正含義上的左派和右派層次的“對抗”。

真正意義上的左派,在理念和理念實施的行為上都是近乎聖人的。而中國所謂的真左派是很少的,大多數在實質上屬於那種最大限度地攫取自我利益的“利益派”。

在本人《知識分子的多慮:左派抬頭》小文中曾經這樣分析:真正的左派,看看幾項左派最顯現、最簡單的特徵就明白了:

真正的左派是有深刻的勞工主義情懷的,面對窮人往往顯示出深刻的同情,敢於傾家蕩產為勞工服務甚至獻身。今天的左派有這樣的情懷嗎?

真正的左派是嫉惡如仇的,面對社會的各種虛偽和不公是敢於去挑戰的。今天的左派有這樣的獻身使命感嗎?

真正的左派面對強大的利益既得集團,敢於為窮人打土豪分田地,今天為富不仁的欺世盜名的土豪這麼多,左派敢打嗎,打過嗎?

真正的左派是敢於進行“階級鬥爭”的,敢於大破大立也敢於批評社會不公的,像毛澤東所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今天的左派能這樣做嗎?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左派都是自封的“偽左派”,其作法經常是一種幼稚的“高級黑”。這種“偽左派”要麼是知識分子對自我“專業佔有”上的固執,要麼是“專業格局”太小,要麼是把“左派”作為一種工具攫取經濟或者權力的工具。從產業學的角度說,這種所謂的“左派”是把“左”作為一種產業來經營的。

以左派自居的多是權力的趨炎附勢者,他們只會對權力暗示為正確的事展開撕裂,只會對大話和空話感興趣,一旦接觸到實質性問題,則會呈現出另一種態度。比如牽扯到一個青年人的考試掛科、一個退休人的退休金和福利哪怕減少一點點、一個到醫院看病大夫的表情有問題等等,他們則會迅速發生認知的轉向。

其中低收入、低學歷、低社會地位的普通民眾,則很容易被假大空的“廢話”所牽引,在一種不著邊際的所謂大情懷裡,為漂泊的心靈找到一個安穩的安置場所。

撕裂的原因是什麼?

一、概念上的偷樑換柱和判斷標準的錯亂,並把這種錯亂導引到劇烈的情緒宣洩上。

有農村諺語:明白人好說話,糊塗人難纏,意思是撕裂雙方不在同一個概念和同一個標準上討論,就會進入胡攪蠻纏的境地。馬克吐溫說:“再多的證據也說服不了白痴”,意思類同。

其實,在白痴的意識深處,是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白痴的;假如能夠意識到的話,肯定會幡然醒悟的。所以有人說,白痴不是用來啟蒙和說服的,是用來利用的,也是用來進行管理的,甚至是用來收割智商稅的。這樣,白痴變成了一種可以持續開發利用的資源。

再如作家方方說,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到一個人頭上就會成為一座山。這話沒錯,但當灰塵沒有落到自己頭上的時候,很多人根本不會把它視為一座山,還是僅僅視為一粒灰塵;當灰塵落到別人頭上的時候,甚至就成了自我竊喜和茶前飯後的談資了。

這是同理心和共情心嚴重缺失的表現。當某國確診數量連續連天破萬的抖音傳播時,某城市竟有20萬點贊慶賀;把對鑽石公主號遊輪在海上實施的隔離措施,視為某些國家的照妖鏡的比喻等等,就不是簡單的撕裂行為了,而是在人性的共識認知上出了問題,變成了莫名其妙的情緒的宣洩。

在偷換概念和判斷標準的錯亂方面,在上文梳理的對內撕裂和對外撕裂的每一個撕裂點上,幾乎都有明顯的體現。

比如方方日記,明顯是以一個作家個體的身份揭露一些事實和真相,而另一方則越過事實和真相,從寫作日記的意圖和動機層面進行解讀,雙方的爭論明顯不在一個概念上;日記本來是一種具有最強個性化、個人化的寫作體裁,另一方卻要求這種體裁具有統計局職能一樣的整體性,否則就是以偏概全,誤導大眾。這種標準要求,明顯忽略了文章觀點的“一葉知秋”“管中窺豹”的基本規律。

如對美國等國家從武漢撤僑一事的認知撕裂,則存在判斷標準的明顯兩條線。一條標準認為這是“拋棄”和“隔離”武漢以及對中國的不仁義、不道德行為;同一個人則從另一個標準出發,認為對湖北和武漢的封鎖是“硬核”做法,是必須的、必要的措施選項,是自己對世界贏得抗疫時間的貢獻。

這種分裂認知會被人這樣質疑:你們能夠封鎖武漢,我們為什麼不能離開武漢和中國呢?這也為近日隨著國外傳染加劇,我們採取的封國措施埋下了觀念上的悖論。

二、深度思考力的喪失,謙遜品質的流逝,變得越來越自以為是。

每個人對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認知都是在自己的知識範圍內展開,一旦越過其知識範圍之後,就會套用原有的知識框架去判斷新的問題。假如缺少基本的“知識謙遜”的話,就會導致嚴重的自以為是和固步自封。

接受新知識是一種重要的能力,在接受新知識的諸多能力裡面,謙遜不僅是美德,而且是獲得新知的基礎性土壤。而任何盲目自大都會阻礙對新問題的科學認知,也是自卑情結的另一種表現。

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取得成就,都是從切除“自以為”是而邁向“實事求是”開始的。任何從本本出發、從教條出發都會讓人止步不前,這本來是一個常識,而諸多撕裂卻是由忘卻常識導致的。

深度思考需要邏輯能力,需要概念的統一,需要掌握基本的邏輯常識。

知道了事情的結果,應該能夠分析導致結果的原因,有了原因也應該能夠推導出來其結果。這就要求,知道事情的今天,能夠回憶起來它的昨天。假如持續健忘,就會把記憶和反思視為某種自討苦吃,也會把健忘視為快樂的生活方式。

那些明顯偷換概念、不符合邏輯的觀點為什麼不接受符合基礎性邏輯的真相呢?因為裹挾著自卑情結的低級認知,已經內化為內心深處的“替代性信仰”。越是批評到位,越是直指內心深處。在這種情況下,會把這種直指內心深處的善意勸解和啟蒙,下意識地認為是“攻擊”其信仰,視為無法接受的“侮辱”。不然,哪來的巨大反彈性情緒?當然,這也是造成撕裂的主要心理原因。

那種以左派自居的觀念,有著明顯的虛偽性。可以對遠在天邊的老外怒懟,因為這是安全的,但對身邊的城管卻可以忍氣吞聲,因為這是不安全的。可以對知識分子指手畫腳,因為是安全的,卻不敢對頂頭上司的錯誤行為發表看法,因為這是不安全的。這與大喊“武漢加油”口號,卻對武漢的車拒絕加油的現象是同一個道理。

而健忘,成為了從今天的結果找出昨天的原因的最大殺手。這也是不謙遜、不思考、變得越來越自以為是、越來越走向非理性撕裂的根源所在。

撕裂雖然令人心痛,但畢竟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必須環節。保護該環節,也是對未來理性和成熟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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