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甄言：浅谈王莽改制的币政举措

引言

初始元年，王莽接受西汉末帝孺子婴的禅让登基称制，改国号为“新”。在此前后，他凭借《周礼》、《国语》、《左传》等典籍记载，假托复兴三代，全面推行了一套极富“周制”气息的新政，涉及国家官制、田制、币政等各个方面。

币制改革是王莽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制币水平而言，新朝时期的货币无疑是空前精良的，但由于短时期内频繁改易，政策本身又有诸多问题，因此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政权全面改制的失败命运。

精心铸造的新钱并没有帮王莽实现国富民强的施政目标，反成为他走向灭亡的催命符。另外，西汉覆灭，可以马上继起一个仍然姓刘的东汉王朝，绿林、赤眉都是依托宗室才发展壮大，宗室复国和农民两种力量为何崛起，又因何可以联合起来，除了家国之恨和当时宣称的汉室遗德，恐怕还需要更深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

王莽改币的货币史背景

（1）春秋及其以前

中国货币的起源年代，目前尚未定论。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我国货币的起源最晚也应在商代。比如《史记•五帝本纪》描述早在传说时代的帝舜时期就有“金作赎刑”，而至于商末，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这一时期已经有了流通货币。就出土文物的情况来看，商周时期似乎就已形成以贝为货币表征的一般等价物。

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货币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币种形态也许还比较多元，既有贵金属金为媒介的、也有以诸侯间通用物资帛璧之类为代表的实物形态，当然还有青铜为材质的符号化标准币。譬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鲁文公八年“王使卫来求金以葬”；《货殖列传》子贡“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莫不与之分庭抗礼；《管晏列传》记载管仲相齐的富国之道“通货积财”，这里的货应该就是标准化的青铜货币。青铜货币出现在春秋时期也可以得到文物遗存的佐证，例如山西”、河南等出土的晋国空首布就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种青铜货币。

（2）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货币体系发展的成熟阶段。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诸侯国各自演变出本国的货币，并接受对黄金称量计价的通行法则。

形成了以黄金为载体的称量货币与以青铜货币为载体的计数货币相结合的金钱二元货币机制。这种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源远流长，一直从春秋战国延续到宋元时期。二元币制下的战国货币体系在这一时期总体呈现大同小异的特点。具体体现在：

1.各国青铜货币的形式不相统；

2.各国对黄金的称量标准不一样，有的以镒计量、有的以斤计量。

战国七雄的青铜货币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四种：其一是三晋国家的布币系；其二是东方齐燕两国的刀币系；其三是楚国的铜贝系；其四是秦国的方孔圆钱系。黄金货币的称量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是秦楚齐三晋国家以镒为单位的计量方法；另一种是燕国以斤为单位的计量方法。

在列国的国际往来中，青铜货币因为形制、大小不一很难换算，所以流通有限。黄金货币计量虽然也受各国度量衡差异的影响，但因为黄金本身质料相同，反而可以通行无阻。比如李斯建议秦王散重金贿诸侯之臣“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又如苏秦游说各国“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以约诸侯”。

（3）秦及西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取得兼并列国战争的彻底胜利。为顺应帝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他通令废除各国行钱，用秦国袭用的方孔圆形半两钱统一中国。与此同时，战国通行的金钱二元货币体系得以保留。据《食货志》记载，秦代官制半两“随时而轻重无常”，实物重量并非如钱文标称的半两重。秦半两没有边廓，残次币也可以通行无阻。于是便为不法分子剪旧铸新留下获利空间。

汉承秦制，刘邦在称帝前后戎马倥偬，币种、体系基本上是沿袭秦制的。例如韩信衣锦还乡时“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便是沿用秦季二元币制的反映。到惠帝吕后时期，剪边半两、磨旧铸新的伪劣货币流通问题已非常严重。对此，吕后先后颁行了八铢半两、五分半两加以应对。与此同时，针对汉初伪劣横行的货币流通现状，吕后也颁布法令严加禁止。例如《二年律令•钱律》规定的防伪防劣办法：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不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

汉文帝时期，或许因犯法者众，与皇帝轻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相抵触，所以西汉政府一度废除了吕后钱律，并惩前代荚钱过轻过滥之弊，改行四铢半两，不立钱制，听民仿铸。这就为官员百姓开避了一条谋求合法生计的道路，一时间上至王侯下至百姓都参与其中。吴王刘濞、弄臣邓通即以铸钱

“富埒天子”、“财过王者”，导致出现“吴邓钱半天下”的局面。前者更因之招兵买马、尾大不调以致谋反。直到汉景帝时期，西汉政府才重颁旧令“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汉武帝对流通货币的改革实际也是颇费周折的。据史料记载，武帝时期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先后至少有过六次。第一次币改颁行的是三铢半两，事在建元元年，与赦天下、赐民爵等恩诏相配套，这也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常规宣传。初次发行的新币没过多久就被废止，建元五年，西汉政府便再颁新币、用三分半两取代三铢钱。十四年后，西汉政府又颁行了新的币政。

第三次的币改动机相对比较复杂，自登基之后，经过定两越、平东瓯、治黄河、击匈奴、通西南、营朔方等一系列军国大事，文景盛世的国库积累几乎已被耗散一空。三次币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而币改动机，也较之前几次更为功利。

照此，汉武帝历次币改的醉翁之意已不待多言。但这种没有建构在生产进步基础上的财政手段毕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第三次的币种名实价值也过于偏离。所以没过多久、准确说就在同年汉武帝便很快颁行了“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的改币诏书，这是武帝时期的第四次币改，三铢钱于是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如前所述，历次改制出台的新币制造成本越来越低，每次颁行自然都是官方主导的以旧换新、或由政府直接通过购买实用物资完成流通。在这一过程中，公权逼压之下，普通家庭只能被动适应，而一旦接受新币，就意味原始财富的稀释流失，所以武帝晚年社会矛盾被严重激化。也正因为如此，几次轻质高价的新钱颁行之后，三铢钱已很难再在市场立足，不到一年，汉武帝只能加重行钱整肃币制，五铢钱也因之应运而生。这就是汉武帝第五次的货币改制。

五铢钱挽救西汉国家财政的道路实际上也非常曲折，按史料记载，颁行之初的五铢钱制虽然“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但铸币权利却是放之四海的。天下郡国的货币流通秩序仍然是“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参与人数竟以百万，形成“京师尤甚”的局面。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的民铸活动已经和此前大有不同，据史料记载郡国之民虽多铸钱，其趋利避害的模式已成了“多奸铸钱，钱多轻””，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历史的惯性。

盗铸横行的效果当然与汉武君臣推行五铢的初衷相悖，于是西汉政府先后采取废止白金、发行赋税专币赤侧五铢和铸币之权收归国有等办法遏制民间的铸钱风潮。可惜赤侧五铢与普通五铢规格相近、略有防伪，但标称价格以一当五、仍然没有跳出轻钱重利导民犯禁的圈子，因此仅仅使用三年便被淘汰，通用货币回归普通五铢。

先秦西汉时期二元币制下的重金轻钱观念

经过西周以前的萌芽、春秋到西汉前期的发展,至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已臻成熟。这种成熟具体表现为金钱并行二元币种体系建构的完成和制造成本、标称价值彼此对等的青铜货币的出现。通过对金钱两种货币市场偏好、行政管理、兑换关系演变的研究，不难发现在先秦西汉时期存在而且发展着一种重金轻钱的观念。这种观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市场流通偏好的角度来看，天下吏民、尤其是行商坐贾王侯将相更愿意持有黄金而非铜币，即使在大一统时期。

第二、从国家管控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抛开兑换关系，在秦汉政府官方意识形态中金和钱的地位也是很不一样的。

第三、从金钱两种通用货币的兑换关系发展来看，黄金相对青铜的比价从先秦汉初的自由浮动演为定制、而且换算比例也逐渐走高。

由于等重黄金较青铜货币具有更高的价值含量，所以前者主要承担价值贮藏职能，而后者则主要作为交易媒介、支付手段投入流通。总之从先秦到西汉末年，中国古代的货币已发展成称量计价的黄金和统一形制的青铜货币相结合的二元币制体系。铸币权利归国家所有、由上林三官统一运作。五铢钱是长期探索、历尽周折之后的基础货币统一结果，即使名义价值相同，在公私意识形态中黄金仍然比铜钱可贵。

其原因正如晃错《论贵粟疏》所论: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

王莽改制的政改举措

（1）官制改易

《周官》是王莽官制改革的蓝本依据，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师心自用的创制。概言之，他对西汉的官制主要作了两种类型的改动。第一、不涉职能变动的官称改易：例如中央官职中的大司农先称羲和，后改纳言；太常改为秩宗，大理改为作士等等。第二，新官职的增设：例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增设四将；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又典兵秩等等。这样一改便形成“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为骨干的中央官制”。

而对于地方，行政官员州置州牧，长安洛阳为周边的六乡、六郊州各置帅、州长等等。在地方官制的改易上,需要注意的是“

王莽令卒正、连率、大尹加号为将军，属令、长为裨将军，县宰为校尉”，实现了文武合一的地方权力配置结构，这不能不说是对日后镇压农民起义需要的一种“先见之明”，监察系统全国划分为二十五部，各置部监、监副一人，郡县置执法左右刺奸。

大体而言，王莽在官制领域的改易体现了新政权三方面的意图。

第一、因为西汉到新朝的权力交替是禅让形式的和平演变，西汉旧臣整体过渡到新的中央地方政府，所以王莽迫切想要通过典章制度的改头换面抹煞群臣的前朝记忆、并向朝野宣布“天命”的革新；第二、从权力让渡角度来看，居摄、登基称帝的王葬也需要打击异已、安置同党，至少需要把不那么体己的异见人士架空，所以可见在新朝官制体系里，出现了很多光荣但并不实惠的虚职，例如太师、太保、太傅、少傅为代表的四辅，看似位冠百官，但实际并不治事掌权。

第三、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舆情反弹甚至民变，王莽也需要不动声色地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安排，比如地方官制的文武合一。凡此种种，足见王莽的官制改易动机并不高尚，所谓的改革，也不过是一个遂心如愿的野心家进一步站稳脚跟的努力而已。

（2）田制改易

田制改易是王莽改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相关法令的核心内容是田归国有称“王田”、奴婢私有称“私属”，在承认使用、管理权利的基础上二者都不得自由买卖，因此田制层面的改易措施学界又称之王田制。据《王莽传》所载：

始建国元年，新政府通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照理说新的田政法令不仅抑制兼并、保障奴婢不被随意交易，而且也承诺按制足额授田，应该是极开明的德政了。但反向推理，又可以发现即使对底层平民而论，这也完全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首先，在普遍兼并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先前破产的民户即使经济翻身想要回归庄园，也无法自主地赎回失地或者购置新地。

其次，奴婢在法理层面被承认私有，禁绝售卖充其量也只阻塞了原有属主借此获利的机会，对已经成为奴婢的贫民而言，反而促成绝对的人身依附，同耕田归国一样，重返自由只能依赖国家解救。再者，即使王莽的本意确实是救民水火，币制政策的影响下、四方小民普遍破产，在王田私属的法令基础上,他们连投靠地方豪强这样最后一条生路都被阻绝，便只能流散四方以谋生业了。

进一步讲，在此情况下，抛荒的土地既不归豪强、也不属平民，最终得利的就只有政府本身了。对于地方豪强，已有的人地财富不能套现，一旦私购新地或者容纳贫民，便会罹落法网“投诸四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新汉易代之际大量的刘姓宗支、豪富之家会投身绿林赤眉、揭竿而起。正如隗嚣起义的讨莽檄文所批判的那样，“田为王田，卖买不得”已成为断人财路、驱之渊薮的“逆地之大罪也”。

（3）财政制度改易

王莽改制的财政制度改易，举其要者，凡五均六筦、国税调整等若干内容，其中尤其以“五均六筦”影响为深。所谓五均六篼，据《汉书食货志》：

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幹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这段史料为我们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第一、五均六管的总设计师至少倡议人正是时称国师公的。第二、这里托古改制依凭的周制典籍仍然是《周礼》，因为众所周知《乐》经在汉代早已失传，而诏书随后所说的“传记各有斡焉”其实就是一句含糊交待的托词，什么传什么记恐怕连王莽、刘歆都说不清楚。

五均六筦制度无疑是发展自汉武时期的平准法，但其用意绝非是温情脉脉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取利差为国为民。在王莽时期，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与民争利，所以新王朝“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税制改易，也是王莽当政以来盘剥百姓的重要手段之一。据《食货志》所载，王莽“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当此之时，弃田荒宅也须课以重税，手工业经济的各种门类也都需要纳税。

如果说官制田制的改易还是在复兴三代的幌子下推进,那么五均六筧和赋税改制几乎已将这最后的遮羞布扬弃殆尽。财政制度的改易充分暴露了王莽改制唯利是图的本质。

小结：全面改制毫不利国专门利己

改官制以营私党、立田法以专地利、扰财政以谋私产，王莽改制将其本人毫不利国专门利己的执政追求暴露无遗。在此过程中，这个所谓的“再世周公”阴诡奸诈、专制蛮横、贪婪自负、狂妄骄矜的真面目也坦露无余。综而论之，执今文以唱新命、挟古文以售私欲，王莽在古今文经学的交融激荡中左右逢源，在这场旷古绝今的托古改制中，这个史无前例的野心家终于问鼎皇权、得偿所愿也终于机关算尽、身死国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