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不復見，悲哉長已矣
清明，中華文明的偉大節日；清明，我們要敬天尊祖祭先烈孝父母恭愛子女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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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
什麼是清明？“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萬物春生，一切因風而齊；古人將東風視為清明節氣的第一特徵。陽春時節，人們讚頌春風，第一是暖，春風送暖；第二是溼，春風化雨。
最美人間四月天，以人的視角，四月天最美；但以天的視角，卻是四月天最難！按照農曆，就像民謠說的那樣：做天難做三月天，稻要溫和麥要寒；種田郎君要春雨，採桑娘子要晴幹。所以往往是：你之所盼，恰是他之所怨。王羲之的《蘭亭序》、蘇軾的《寒食帖》的天氣背景，都是清明時節，王羲之寫的是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響晴天，蘇軾寫的是苦雨如秋、小屋如舟的連雨天。
清明最具代表性的習俗，插柳、踏青、放風箏，其實都是人們與陽春物候的快樂互動。清明畢竟是“氣長物盛”的時節，所以有風，也被視為“習習祥風”；有雨，也被視為“祁祁甘雨”。人們對於清明時節的天氣，心懷感恩與包容。
掃墓祭祖，原本是清明的前一天（或前三天）寒食節的習俗，唐代以來逐漸合併於清明，才成了清明節的習俗，謂之對祖先的“思時之敬”；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清明也是傳承好家風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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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文明
在全世界的文明中，中華文明沒有宗教。但中國有一個偉大的節日：清明。
不談生死就沒有宗教。任何宗教都是先從前生怎麼來，死後去哪裡開始談的，佛教的六道輪迴、十八層地獄，轉生後天道、人道、修羅道，基督教有末日審判，不信神者扔進硫磺燒的火湖裡，畫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頂。
解決生死只能靠神，對神的解讀不一樣，就是宗教戰爭、生死搏殺。基督教的主流派別天主教，一直認為教皇和教士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他們替上帝牧羊，但法國的胡格諾教派認為只有聖經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根據和權威，信上帝即可得永生，不用教皇當中間商。
這種巨大的理解差異只能靠肉體消滅來解決。1572年，法國巴黎數萬名天主教民夥同士兵對城內的胡格諾教徒進行血腥的大屠殺，他們根據事先畫在胡格諾教徒居所門前的白十字記號闖進屋去，把多數還濃睡未醒的人盡行殺戮，然後將屍體拋進塞納河中，屠殺持續3個多月，以至於沒人敢吃河裡的魚，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聖巴託洛繆慘案。
教皇額我略十三世對此屠殺的非常高興，所有羅馬的鐘都為感謝主的恩典而敲響，一種特別的紀念幣為此而鍛造，他還委任大畫家瓦薩里繪製了一幅壁畫來慶祝這次屠殺。
一直到了今天，歐洲的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仍然是貌合神離。在中東的伊斯蘭教更甚，真主穆罕穆德死後，什葉派只承認真主的血緣後裔，而遜尼派則承認託孤大臣們組成的議會，這種差異無法調和釀成千年仇恨，一樣是真主的兄弟，遜尼派的沙特對什葉派的伊朗痛下殺手，空襲也門的胡賽武裝。
上帝和神高於一切，在其他文明裡天經地義。
西方的世界裡神最寶貴，中國的世界裡人最寶貴。
中國的儒教和道教，其實都是學派，翻開先秦時代的諸子典籍，都是談富強、說練兵、搞教育。中國人向東打到東海，向北打到冰原，向西打到高原，向南打到雨林，佔無可佔，什麼都見識過了，關起門來發展成一個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
中國的文明早熟、開悟、現實，先祖們大風大浪見識的太多，早就設計了最圓滿的世間法。
中國的信仰是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人信仰的是天地運行的規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中國的文化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除中國以外的文明，在宗教領域看都是大逆不道。但中國人認為，人是萬物之靈，中國人頂天立地。
中國人敬畏的是什麼，是世間人倫。天道與人道，舉頭三尺有神明，具體為孝悌。
孝悌首先是尊祖敬宗。你可以什麼都不信，乃至什麼都不尊重，但是對祖宗是全面虔誠的，長期以來，中國的地方其實是宗法治天下。祖先的傳承在我們的血脈裡，中國的祠堂，要比西方的教堂神聖。
對中國人最嚴重的處罰是把他開除出族譜，一世不得翻身，死後無人祭祀，成為孤魂野鬼。
孝悌其次是仁者愛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 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在家要孝順父母，出門要尊敬朋友，必須行為謹慎、言語有信，博愛眾人，親近仁者，這些都做到還有餘力的話，就去學習文化知識，並不斷從中覺悟，圓滿自己的德行。現實中對個人最大的傷害是戳脊梁骨，在外頭你再兇橫造假，在社交圈子裡，眾口之下、積毀銷骨，社交封殺，孤家寡人。
孝悌的最終是一種忠誠和使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所以介子推服侍晉文公，割肉奉君，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這種高尚的德行被人們永遠的心疼和銘記。
連曹操這樣的人，都要說，我朝以孝道治天下。
因為沒有神性，我們的人性在天地間最為尊貴，也因為沒有神，我們會缺乏共性的凝聚，因為人太善忘，先祖們發明了清明，祭祀人性光輝和人為本的的偉大情操德行，讓他們一脈相承。孔子一生的追求都是“興滅國、繼絕祀”。
我們的先祖，就是我們的前世，我們繼承了他們的恩澤和榮耀。我們的先祖，不信宗教不信神，讓天地之間人為一等尊貴，敢向神挑戰，刑天舞干鏚，共工撞斷不周山。
父母終成先祖，養育之恩比神偉大，我們要照顧好他們的今生。生育造化，是天地間第一等的偉大功德，感天動地。對父母的孝敬完全是一種自然法則，這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基本準則。這份恩德太無以為報，所以中國不像西方蠻夷一樣直呼父母姓名。
只有中華文明最強調和銘記平凡。魯迅說過：“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無需宗教和神，追思脊樑，我們有清明節這樣的節日。
過去的我們，往者不忘，今天的我們，來者可追。我們是先祖的遺澤，我們是中華的道統，我們是文明的薪火相傳。
我們是炎黃的血脈。從一出生，就具備了其他文明無法奢望的殊榮，頂天立地的精神、百折不撓的勇氣、守望相助的情懷，這些都是我們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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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獨
祭祀先烈，追思脊樑，就是不能忘記歷史。
一部中國近代現代歷，是中華文明短暫迷失的歷史，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誕生，百年時間，中國和中華民族經歷了血雨腥風的戰爭獄煉和起伏跌宕的光明尋找。
期間，民族精神和國家認同幾近喪失。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軍艦二十八條，軍隊一萬五千，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兩萬五千人，長驅直入北京，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頃駕於大國首都，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
到了八國聯軍1900年入侵北京的時候.....八國聯軍來了多少人？日軍最多八千、俄軍四千八、英軍三千、美軍兩千一、法軍八百、奧地利五十八人、意大利五十三人......八國聯軍1900年8月3日從天津向北京出發,滿打滿算18811人，就這麼點兵力,還有七千德軍在海上來不及趕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擊出發，十天之內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帶有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五六十萬。
中國近代史是從“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始的，也就是從中國落後於西方開始的。李鴻章稱的三千年大變局，雖然是具體指中國的主要外部威脅來源從西北轉變為東南沿海，從遊牧民族變成西方海洋強國，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顯然不只這一層意思，甚至也不是深層次的涵義，大變局是指中國已經全面落後於西方。
西方通過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為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誕生創造了外部空間條件，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完成，其他西方國家得近水樓臺獲得先發優勢。這次生產力的革命，顛覆了東西方文明的天平。堅船利炮對冷兵器的代差優勢只是表象，背後是工業文明對農耕文明的代際碾壓。
中國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絕不只是因為硬件出了問題，軟件方面的問題更為嚴重。軟件主要主要指精神，民族自信心和國家認同出現了嚴重問題，國民精神萎靡，且一盤散沙，就是每個人給一顆手榴彈，也未必能保護自己。裝備先進的北洋水師敗給日本，以及後來的“九一八”事變，幾十萬裝備精良的關東軍因為不抵抗把瀋陽拱手讓給幾萬日軍，最後退出東三省，都是精神層面出現問題的具體表現。
面對大變局，中國一部分（相對）進步的官僚和知識分子，在找原因，找出路。這就有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實踐，從晚清一直到民國，但一個個都失敗了，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如何不捱打的問題。
中國的民族自信心由此跌到谷底，變成一個自卑情緒瀰漫的民族。這一自卑，影響深遠到今天的一些文化“精英”。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整體比較悲觀的。比如魯迅先生，一段時間把自己的時間用於研究古碑的抄本，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面對的困境，猶如一個“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後來經朋友的提醒，考慮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魯迅先生開始吶喊，但對於未來的希望有多少信心，至少在《吶喊》的序言之中，是看不到多少的。魯迅的小說裡面，揭露國民劣根性的諸多筆墨，讓人感覺到希望之於中國還在極遠處而且渺茫不可見。
魯迅先生為什麼會這麼悲觀，根本原因是因為沒有看到適合中國的道路在哪。之前中國的嘗試那麼多，都失敗了。
當時有一部分文化人，開始覺得中國落後於西方，既不是“器不如人”，也不是“制不如人”，而是文化不如人，甚至是人種不如人，這就是逆向種族主義的“先驅”。
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還是後來為中國找到正確道路的那些人；其中最重要的那位，名叫毛潤之。
偉人之所以為偉人，是因為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力量，能夠穿透歷史的迷霧和現實的表面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和光明的前途，以及通向前途的道路。
偉人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改變歷史走向，扭轉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偉力存在於民眾當中。
連一貫被視為愚昧落後的農民被成功的組織起來，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在魯迅先生的筆下，他們只是阿Q、閏土、祥林嫂......當然魯迅先生後來也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變得樂觀了很多。
政治路線指明方向，組織路線作為保障，通過群眾路線，得到群眾的擁護。多個路線匯聚成正確的新民主主義道路，通向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然後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建立了國家強大的基石和階梯。從此，沒有什麼困難能夠阻擋中國人民，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中國的前進。
抗美援朝一戰面對西方列強，中國打出了勝利，也打出了民族自信，宣告了中國一百年飽受西方列強屈辱的歷史終結。彭德懷元帥說:“幾百年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門大炮,就能征服一塊土地的歷史將一去不復返了!”
自近代史以來，中國人其實就做了一件事：選擇適合中國的道路。花了一百年時間，才終於確立：社會主義。道路一經選擇正確，其他都是努力之後水到渠成的結果。
道路是理論的具體化，制度是道路的體系化。
由此才解決了捱打的問題、捱餓的問題，中國依靠社會主義，才得以進行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實現了工業化，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並在工業化過程中，為中國安全建立了核保護傘，打開了中華民族上升的空間。
中國人民用一百年的不斷試錯，才最終找到並確立的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容易嗎？能允許別人隨便否定和放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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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載物
又是清明，疫情之下。
面對疫情對全世界的考驗，中國憑什麼交出了勝利的答卷，沒有毛主席那代人創建的體制的保障，我們可能比發達的歐洲和美國更慘。
我們的勝利當然也有代價，但一個十四億人的大國付出的代價還沒有一個六千萬的意大利大，這本身就是一種體制的優勢。這場疫情對世界的考驗還在繼續，無論是對歐洲還是美國，對於整個西方，這都是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考驗。
隨著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基本勝利，西方國家現在最擔心的不是本國民眾的代價，特朗普說美國新冠肺炎死亡10萬人，就是政府的工作成績。這句話說的雲淡風輕，在西方政客的眼裡，10萬人的生命只是個數字。西方國家最擔心的是疫情對西方國家制度合理性的衝擊，對這點的關心勝過對其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變化的關心。
現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抗疫成果行否定之能事，同時對中國對西方的援助，不但保持變態般的警惕，而且西方媒體還在進行大規模的妖魔化，原因皆源於此。他們無法在現實世界裡阻擋中國抗疫取得成績，但他們要通過話語權，在觀念世界裡，抹掉中國的成績，放大中國的問題。他們輸在現實世界裡，要贏在觀念世界裡，通過後者挽回前者，保證制度競爭的結果不會危及到西方體制的繼續。
於是我們看到很多很荒唐的事情發生。西方國家政要和媒體開始不承認中國抗疫取得基本勝利的事實，辦法之一是告訴本國國民中國的數據不可信。連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援助都被殃及，西方媒體正在開足宣傳機器，擴散以下消息，諸如西班牙停用中國的新冠肺炎試劑盒並要求退貨，理由是準確率不到30%。真實情況是西班牙訂購的試劑盒是沒有取得中國藥監局許可的中國公司的產品；菲律賓拒絕使用中國的檢測試劑，因為準確率只有30-50%，真實情況是菲律賓此次測試的試劑盒並不來自中國，也沒有經過檢驗，而中國首批捐贈給菲律賓的2000個試劑盒，仍在使用且質量良好；捷克拒絕使用從中國訂購的新冠肺炎試劑盒，因為錯誤率達到80%，真實情況是捷克衛生部副部長說的使用不當造成的。
對於西方媒體，中國只是問題，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然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文明烙印。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國已向120個國建、4個國際組織提供緊急援助，包括派出醫護專家團隊，包括檢測試劑、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並與100多個國家地區舉辦視頻交流分享會。
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對付西方這個眼前的苟且。
建國七十年來，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走上了世界經濟體第二的位置，這樣的成就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個人都有目共睹的；從一個任由列強凌辱的國家到一個充滿活力、繁花似錦的國家，這樣的努力是值得稱頌的；如今的中國，正處於陽光大道之上。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經過一番偉大斗爭，未來一定是“山上山下，風展紅旗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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