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不复见，悲哉长已矣
清明，中华文明的伟大节日；清明，我们要敬天尊祖祭先烈孝父母恭爱子女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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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
什么是清明？“万物齐乎巽，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万物春生，一切因风而齐；古人将东风视为清明节气的第一特征。阳春时节，人们赞颂春风，第一是暖，春风送暖；第二是湿，春风化雨。
最美人间四月天，以人的视角，四月天最美；但以天的视角，却是四月天最难！按照农历，就像民谣说的那样：做天难做三月天，稻要温和麦要寒；种田郎君要春雨，采桑娘子要晴干。所以往往是：你之所盼，恰是他之所怨。王羲之的《兰亭序》、苏轼的《寒食帖》的天气背景，都是清明时节，王羲之写的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响晴天，苏轼写的是苦雨如秋、小屋如舟的连雨天。
清明最具代表性的习俗，插柳、踏青、放风筝，其实都是人们与阳春物候的快乐互动。清明毕竟是“气长物盛”的时节，所以有风，也被视为“习习祥风”；有雨，也被视为“祁祁甘雨”。人们对于清明时节的天气，心怀感恩与包容。
扫墓祭祖，原本是清明的前一天（或前三天）寒食节的习俗，唐代以来逐渐合并于清明，才成了清明节的习俗，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清明也是传承好家风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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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文明
在全世界的文明中，中华文明没有宗教。但中国有一个伟大的节日：清明。
不谈生死就没有宗教。任何宗教都是先从前生怎么来，死后去哪里开始谈的，佛教的六道轮回、十八层地狱，转生后天道、人道、修罗道，基督教有末日审判，不信神者扔进硫磺烧的火湖里，画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顶。
解决生死只能靠神，对神的解读不一样，就是宗教战争、生死搏杀。基督教的主流派别天主教，一直认为教皇和教士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们替上帝牧羊，但法国的胡格诺教派认为只有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根据和权威，信上帝即可得永生，不用教皇当中间商。
这种巨大的理解差异只能靠肉体消灭来解决。1572年，法国巴黎数万名天主教民伙同士兵对城内的胡格诺教徒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他们根据事先画在胡格诺教徒居所门前的白十字记号闯进屋去，把多数还浓睡未醒的人尽行杀戮，然后将尸体抛进塞纳河中，屠杀持续3个多月，以至于没人敢吃河里的鱼，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圣巴托洛缪惨案。
教皇额我略十三世对此屠杀的非常高兴，所有罗马的钟都为感谢主的恩典而敲响，一种特别的纪念币为此而锻造，他还委任大画家瓦萨里绘制了一幅壁画来庆祝这次屠杀。
一直到了今天，欧洲的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仍然是貌合神离。在中东的伊斯兰教更甚，真主穆罕穆德死后，什叶派只承认真主的血缘后裔，而逊尼派则承认托孤大臣们组成的议会，这种差异无法调和酿成千年仇恨，一样是真主的兄弟，逊尼派的沙特对什叶派的伊朗痛下杀手，空袭也门的胡赛武装。
上帝和神高于一切，在其他文明里天经地义。
西方的世界里神最宝贵，中国的世界里人最宝贵。
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其实都是学派，翻开先秦时代的诸子典籍，都是谈富强、说练兵、搞教育。中国人向东打到东海，向北打到冰原，向西打到高原，向南打到雨林，占无可占，什么都见识过了，关起门来发展成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中国的文明早熟、开悟、现实，先祖们大风大浪见识的太多，早就设计了最圆满的世间法。
中国的信仰是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信仰的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国的文化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除中国以外的文明，在宗教领域看都是大逆不道。但中国人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中国人顶天立地。
中国人敬畏的是什么，是世间人伦。天道与人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具体为孝悌。
孝悌首先是尊祖敬宗。你可以什么都不信，乃至什么都不尊重，但是对祖宗是全面虔诚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其实是宗法治天下。祖先的传承在我们的血脉里，中国的祠堂，要比西方的教堂神圣。
对中国人最严重的处罚是把他开除出族谱，一世不得翻身，死后无人祭祀，成为孤魂野鬼。
孝悌其次是仁者爱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尊敬朋友，必须行为谨慎、言语有信，博爱众人，亲近仁者，这些都做到还有余力的话，就去学习文化知识，并不断从中觉悟，圆满自己的德行。现实中对个人最大的伤害是戳脊梁骨，在外头你再凶横造假，在社交圈子里，众口之下、积毁销骨，社交封杀，孤家寡人。
孝悌的最终是一种忠诚和使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介子推服侍晋文公，割肉奉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种高尚的德行被人们永远的心疼和铭记。
连曹操这样的人，都要说，我朝以孝道治天下。
因为没有神性，我们的人性在天地间最为尊贵，也因为没有神，我们会缺乏共性的凝聚，因为人太善忘，先祖们发明了清明，祭祀人性光辉和人为本的的伟大情操德行，让他们一脉相承。孔子一生的追求都是“兴灭国、继绝祀”。
我们的先祖，就是我们的前世，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恩泽和荣耀。我们的先祖，不信宗教不信神，让天地之间人为一等尊贵，敢向神挑战，刑天舞干戚，共工撞断不周山。
父母终成先祖，养育之恩比神伟大，我们要照顾好他们的今生。生育造化，是天地间第一等的伟大功德，感天动地。对父母的孝敬完全是一种自然法则，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基本准则。这份恩德太无以为报，所以中国不像西方蛮夷一样直呼父母姓名。
只有中华文明最强调和铭记平凡。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无需宗教和神，追思脊梁，我们有清明节这样的节日。
过去的我们，往者不忘，今天的我们，来者可追。我们是先祖的遗泽，我们是中华的道统，我们是文明的薪火相传。
我们是炎黄的血脉。从一出生，就具备了其他文明无法奢望的殊荣，顶天立地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勇气、守望相助的情怀，这些都是我们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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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
祭祀先烈，追思脊梁，就是不能忘记历史。
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历，是中华文明短暂迷失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百年时间，中国和中华民族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狱炼和起伏跌宕的光明寻找。
期间，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几近丧失。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二十八条，军队一万五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两万五千人，长驱直入北京，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顷驾于大国首都，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到了八国联军1900年入侵北京的时候.....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日军最多八千、俄军四千八、英军三千、美军两千一、法军八百、奥地利五十八人、意大利五十三人......八国联军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向北京出发,满打满算18811人，就这么点兵力,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击出发，十天之内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带有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五六十万。
中国近代史是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的，也就是从中国落后于西方开始的。李鸿章称的三千年大变局，虽然是具体指中国的主要外部威胁来源从西北转变为东南沿海，从游牧民族变成西方海洋强国，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不只这一层意思，甚至也不是深层次的涵义，大变局是指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
西方通过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诞生创造了外部空间条件，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完成，其他西方国家得近水楼台获得先发优势。这次生产力的革命，颠覆了东西方文明的天平。坚船利炮对冷兵器的代差优势只是表象，背后是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代际碾压。
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绝不只是因为硬件出了问题，软件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软件主要主要指精神，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认同出现了严重问题，国民精神萎靡，且一盘散沙，就是每个人给一颗手榴弹，也未必能保护自己。装备先进的北洋水师败给日本，以及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关东军因为不抵抗把沈阳拱手让给几万日军，最后退出东三省，都是精神层面出现问题的具体表现。
面对大变局，中国一部分（相对）进步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在找原因，找出路。这就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实践，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但一个个都失败了，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如何不挨打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自信心由此跌到谷底，变成一个自卑情绪弥漫的民族。这一自卑，影响深远到今天的一些文化“精英”。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整体比较悲观的。比如鲁迅先生，一段时间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研究古碑的抄本，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面对的困境，犹如一个“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后来经朋友的提醒，考虑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鲁迅先生开始呐喊，但对于未来的希望有多少信心，至少在《呐喊》的序言之中，是看不到多少的。鲁迅的小说里面，揭露国民劣根性的诸多笔墨，让人感觉到希望之于中国还在极远处而且渺茫不可见。
鲁迅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悲观，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看到适合中国的道路在哪。之前中国的尝试那么多，都失败了。
当时有一部分文化人，开始觉得中国落后于西方，既不是“器不如人”，也不是“制不如人”，而是文化不如人，甚至是人种不如人，这就是逆向种族主义的“先驱”。
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还是后来为中国找到正确道路的那些人；其中最重要的那位，名叫毛润之。
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是因为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力量，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和现实的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和光明的前途，以及通向前途的道路。
伟人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改变历史走向，扭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伟力存在于民众当中。
连一贯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农民被成功的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他们只是阿Q、闰土、祥林嫂......当然鲁迅先生后来也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变得乐观了很多。
政治路线指明方向，组织路线作为保障，通过群众路线，得到群众的拥护。多个路线汇聚成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道路，通向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然后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建立了国家强大的基石和阶梯。从此，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前进。
抗美援朝一战面对西方列强，中国打出了胜利，也打出了民族自信，宣告了中国一百年饱受西方列强屈辱的历史终结。彭德怀元帅说:“几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块土地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
自近代史以来，中国人其实就做了一件事：选择适合中国的道路。花了一百年时间，才终于确立：社会主义。道路一经选择正确，其他都是努力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道路是理论的具体化，制度是道路的体系化。
由此才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挨饿的问题，中国依靠社会主义，才得以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并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中国安全建立了核保护伞，打开了中华民族上升的空间。
中国人民用一百年的不断试错，才最终找到并确立的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容易吗？能允许别人随便否定和放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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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载物
又是清明，疫情之下。
面对疫情对全世界的考验，中国凭什么交出了胜利的答卷，没有毛主席那代人创建的体制的保障，我们可能比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更惨。
我们的胜利当然也有代价，但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付出的代价还没有一个六千万的意大利大，这本身就是一种体制的优势。这场疫情对世界的考验还在继续，无论是对欧洲还是美国，对于整个西方，这都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考验。
随着中国取得抗击疫情的基本胜利，西方国家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本国民众的代价，特朗普说美国新冠肺炎死亡10万人，就是政府的工作成绩。这句话说的云淡风轻，在西方政客的眼里，10万人的生命只是个数字。西方国家最担心的是疫情对西方国家制度合理性的冲击，对这点的关心胜过对其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化的关心。
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疫成果行否定之能事，同时对中国对西方的援助，不但保持变态般的警惕，而且西方媒体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妖魔化，原因皆源于此。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里阻挡中国抗疫取得成绩，但他们要通过话语权，在观念世界里，抹掉中国的成绩，放大中国的问题。他们输在现实世界里，要赢在观念世界里，通过后者挽回前者，保证制度竞争的结果不会危及到西方体制的继续。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很荒唐的事情发生。西方国家政要和媒体开始不承认中国抗疫取得基本胜利的事实，办法之一是告诉本国国民中国的数据不可信。连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援助都被殃及，西方媒体正在开足宣传机器，扩散以下消息，诸如西班牙停用中国的新冠肺炎试剂盒并要求退货，理由是准确率不到30%。真实情况是西班牙订购的试剂盒是没有取得中国药监局许可的中国公司的产品；菲律宾拒绝使用中国的检测试剂，因为准确率只有30-50%，真实情况是菲律宾此次测试的试剂盒并不来自中国，也没有经过检验，而中国首批捐赠给菲律宾的2000个试剂盒，仍在使用且质量良好；捷克拒绝使用从中国订购的新冠肺炎试剂盒，因为错误率达到80%，真实情况是捷克卫生部副部长说的使用不当造成的。
对于西方媒体，中国只是问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文明烙印。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已向120个国建、4个国际组织提供紧急援助，包括派出医护专家团队，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并与100多个国家地区举办视频交流分享会。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付西方这个眼前的苟且。
建国七十年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上了世界经济体第二的位置，这样的成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个人都有目共睹的；从一个任由列强凌辱的国家到一个充满活力、繁花似锦的国家，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称颂的；如今的中国，正处于阳光大道之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经过一番伟大斗争，未来一定是“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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