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說文解字中解釋為“柔也；術士之稱”，辭源中解釋為“古代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人，也稱術士，後泛指學者”。無論哪種說法，都可以看出“儒”產生的很早，而且是經過長期演化才形成的一種學說。
當然，討論“儒”不能離開孔子，孔子將儒家的學說系統化，將原本和宗教祭祀相關的禮儀世俗化，原本高高在上、屬於貴族專有的學問，交給了中下層平民，他的教育理念“有教無類”，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教育平等的目的。
孔子的傳人在孔子死後不停地宣揚孔子的思想，儒家在春秋以降，慢慢成為當時社會上的思想主流，與之相對應的是道家、法家。
秦帝國之所以在戰國之中脫穎而出，成為諸侯爭霸最後的勝利者，離不開法家所確立的一套富國強兵戰略。只可惜，秦帝國過於短命，它的政治衣缽被漢帝國所承襲。
漢帝國的統治者自建立之日起來，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害怕重蹈秦帝國的覆轍。因此，帝國不應該鋪張浪費，成為漢初的一項基本國策，雄才大略的劉邦看到擴建的宮室過於豪華，便將蕭何呵斥了一頓。商人更是被視為危險因素，一直被打壓。
從以上對比來看，似乎秦帝國和漢帝國彷彿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可深究起來它們是同一類型的國家。
劉邦去世的時候，帝國內部還在打內戰，意識形態方面的構建，劉邦生前也是沒有精力去管的。可有一件事，還是可以看出劉邦的傾向。
劉邦從中產階級（富農）逆襲成為皇帝，他手下的大臣大部分也是從沛縣就跟著他的老鄉，即便是成為了皇帝，依舊是大臣眼中的老大哥。
也許是過於熟悉，朝堂議會的時候，如同梁山聚義廳，吵吵嚷嚷，飲酒高歌，有的人喝醉了用劍砍向宮殿的柱子。
劉邦雖說已經習慣，可畢竟是皇帝了，當年來咸陽的時候，也是見過秦始皇儀仗隊的，那陣勢，那排場，真是高高在上的感覺。隨著時間的推移，劉邦對這些人越來越感到不滿，可是又無可奈何。
一個叫叔孫通的人為劉邦解決了煩惱。叔孫通制定了一套宮廷禮儀，並且要求大臣們在朝堂之上演練。很多的大臣將這些禮儀視為兒戲一般，依舊我行我素。
叔孫通早就有準備，不管是誰，不遵守禮儀，便立刻派人把這個人拖下去懲治。經過演練之後，沒有人敢繼續無禮。
劉邦意味深長的說，“終於體會到了皇帝的尊貴。”
這和意識形態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叔孫通當年供職於秦帝國，靠著諂媚才得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就因為這樣，很多儒生都不喜歡他。這次有了可以展示自己才能的機會，叔孫通當然不會放過。
叔孫通所制的禮儀名義上屬於儒家，實際上是法家的禮儀。當時秦帝國已經毀掉了所有書籍，只是留下了技術和醫術等實用的書籍。
叔孫通來到齊魯之地，想要和儒生請教禮儀相關的問題，這些儒生不僅沒有告訴他，還斥責了他一番。沒有辦法，叔孫通只有將秦帝國那一套加了點自己的理解，挪用了過來，算是矇混過關了。
這裡不是在討論儒家和法家優劣的問題，是指出漢帝國開始就用儒家把法家包裹了起來，為後來陽儒陰法埋下了伏筆。
叔孫通的這一套弊端在於只約束臣子，沒有約束到皇帝。劉邦的口頭語是“乃公”，也就是“老子我”的意思，劉邦對儒生也不是很尊重，叔孫通自然不敢用儒家約束帝王的規矩套在劉邦身上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和後來的三綱五常扯不上關係，意思是說，什麼身份就應該做什麼，不能肆意妄為。大臣尊重皇帝，皇帝也要尊重大臣，這樣政府機關才能良性運轉下去，過於偏袒帝王一方面，遲早會出現獨裁的皇帝。
不管怎麼樣，叔孫通這套禮儀就這樣在漢朝確立下來了。接著，黃老之術慢慢地走入了漢帝國統治者的日常生活。
黃老之術，在常人的印象中就是清靜為無為，休養生息。確實，包含著這層意思。漢文帝就對黃老之術頗為信任。
漢文帝信任黃老之術源自於自己的需求。如果沒有呂后專權，漢朝皇帝的位子也輪不到他的身上，何況當時戚夫人、趙王如意母子被殺，凡是被劉邦寵幸的妃嬪幾乎全部慘遭毒手。薄後、漢文帝母子雖然逃出生天，卻也是心有慼慼。
這種狀況下，越是顯得不問世事，就越是安全，黃老無為給他們提供了這種需求。
早在漢惠帝在位期間，曹參就把修養生息作為了漢帝國的另一項國策，與禁止鋪張浪費並舉。等到漢文帝入住長安之後，正好可以和之前的政策對接，省去了很多麻煩。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黃老無為的另一層含義。
道家大宗師老子，到底是什麼時代的人，至今仍無定論。但是從《道德經》的語言之中，可以推測出他晚於孔子的可能性很大。
《道德經》如果僅僅當做是一種修身養性的書籍，可能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受眾了。老子在書中提出，讓百姓吃飽，讓百姓體質強勁，但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們無知無慾，腦子空空如也。這根本就是典型的愚民之術。作為統治者的漢文帝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
著名學者何炳棣曾提出一個觀點，老子的思想體系，源於春秋晚期的孫子兵法。加上後來的法家思想多繼承老子，所以兵家—道家—法家基本上一脈相承。而兵法中原本只用於行軍佈陣的嚴刑峻法，也被拿出來統治人民，當然受到皇家的歡迎。
漢文帝時期，有一個女孩子名字叫緹縈，她的父親倉公犯罪將要遭受肉刑。緹縈寫了一封詞藻優美，態度懇切的文章，漢文帝很感動，不僅赦免了倉公，也開始廢除肉刑。
千百年來，這個故事一直被當做孝道的故事在宣講，很少有人掀開故事的表層去探究悲劇發生的原因，故事宣傳的越廣泛，就會有更多的人受到矇蔽，以至於很多不明事理的史官大書特書。
恰恰是這件事，暴露了漢朝統治的殘酷，史書中記載劉邦和關中百姓約法三章，除去秦朝的苛法，這一件小事就將這個記載擊得粉碎。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面寫道：“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最下腐刑，極矣。”腐刑就是肉刑，連最殘酷的刑罰都沒有廢除，其他的刑罰怎麼可能廢除呢？
況且史書記載的只是當時社會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些受了殘酷刑罰卻只能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的事情還會少嗎？
漢文帝以寬厚為人所稱道，實則未必。漢文帝在一次詢問周勃問題的時候，周勃沒有回答上來，嚇得汗流浹背。
周勃是何許人也，曾經率領千軍萬馬，和劉邦出生入死，當年匈奴圍困劉邦於白登山，也是周勃率軍解圍。面對刀山都不害怕的人，卻對眼前這個年紀輕輕的小皇帝驚恐到如此程度，這背後到底蘊含著什麼？不正是叔孫通禮儀所造成的後果嗎？
後來周勃投進監獄，被百般凌辱，不得不感慨“獄吏身份的顯貴”，而這種以刀筆吏為爪牙的制度秦帝國正是始作俑者。漢帝國殺死了秦帝國，卻撿起來了秦帝國手指上的魔戒，戴在了自己的手指上。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酷吏，直接跳過了漢文帝，從漢景帝時期開始寫起，難道他認為自己生活在文帝時期就會免於肉刑嗎？
文景之治是中國帝制社會第一個盛世，漢文帝和漢景帝也被讚頌為明君。以傳統的觀點而言，他們當然是明君。但是不要忘記，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常常是因為人口增長以及其他根本性的經濟原因長期變化所導致，同時，又因為這種變化往往是暗中生長的，不容易被同時代的人發覺，而僅僅將其歸因為賢德的君主。
“黃老無為”不僅創造了漢興七十年的經濟奇蹟，也讓漢帝國的根基越扎越深，可到了漢武帝時期，環境已經變了，“黃老無為”即便能夠維持統治，早已經變得腐朽不堪。
漢武帝接受的漢帝國可是比他的曾祖劉邦闊氣得多，劉邦寒酸到幾匹同樣顏色的馬都找不到，而漢武帝時期的平民都已經可以做到（平準書記載的這一點還是值得懷疑，司馬遷的觀察也可能只限於首都長安之地，不管怎樣，經濟的進步還是很大的），人們競相豪奢，社會的根基已經變了。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話被王夫之斥責為歪理邪說。兩個人說的都有道理，管仲的話，只是在一個大家認可的秩序管理之下才能實行，管仲本身屬於法家，治理齊國法律經濟互為表裡，自然效果顯著；王夫之生逢亂世，即便每天食不果腹，卻不改其志，而同時代的那些官員們腰纏萬貫，而清軍一旦入關，望風而降，毫無廉恥可言，怎能不讓他氣憤？
“黃老無為”給了統治者極大的權力，也給了百姓們極大的自由。百姓們的財富膨脹之後，也就開始觸碰到統治者的權力底線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當百姓吃不起飯的時候，朝廷給錢，百姓就會感恩戴德；如今，不必依靠朝廷依然可以過得很好，還要朝廷幹嘛？古時候，很多人當兵基本是為了生存，現在有錢了，就更加愛惜自己的生命，戍邊、徭役只要花些錢就可以找人代替，這還是遵守社會規則的人。
不遵守規則的人，用錢就可以贖罪，不論多大的案件，只要花錢就可以疏通，於是作奸犯科、橫行無忌的人，越來越多。
漢武帝這個七歲就冊封為太子，十六歲繼位的皇帝，又有著父祖輩留下龐大的基業，註定不能久居人下。當時太皇太后竇氏（漢文帝皇后）把持朝政，大權在握，崇尚黃老無為之術，漢武帝十分不舒服。
漢帝國始終沒有擺脫太后干政的影響，彷彿成了不成文的慣例，如果說東漢太后干政是因為部分皇帝年紀太小，那麼西漢那些成年君主，也很少擺脫就很怪異了。
周勃投入監獄，薄太后一句話就倖免於難；郅都害死臨江王，竇太后下令直接斬首；竇嬰和田蚡爭權奪勢，王皇后最終除掉了竇嬰······
漢武帝想要收回權力，必須找到一種思想令大家服膺，破除對黃老無為的信任，而他從小耳濡目染的儒家思想派上了用場。
太皇太后竇氏死後，漢武帝大力提拔儒家人才，最著名的就是董仲舒、公孫弘。董仲舒為了能夠凸顯出儒家的至尊地位，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就是獨尊儒術。
關於公孫弘到底是不是儒家，後世爭論不休，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和叔孫通一樣，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曲解經典，將皇權提升到更加超然的地位。
漢武帝對公孫弘的所作所為非常滿意，公孫弘的地位也就更加穩固。而公孫弘也越來越暴露出酷吏的本質。
主父偃為漢武帝想出“推恩令”的辦法，削弱諸侯權力，後因受賄得罪被人揭發，漢武帝下令徹查主父偃。即便是死罪，主父偃一人便可。公孫弘建議“非誅偃，毋以塞天下之望”，結果主父偃被滅族。
遊俠郭解平日裡橫行鄉里，殺人越貨，按照律法本人死罪即可。公孫弘認為郭解區區一平民，勢力龐大，蔑視法律，應該按照大逆不道之罪論處。結果郭解被滅族。
酷吏張湯、趙周、王溫舒等殺人，雖然殘暴，卻並沒有如公孫弘一樣殺人還要找個合適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往往來自於儒家經典，讓這個死掉的人，死後也無法翻身。“人死於法，猶有可憐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任用這樣的人為官，漢武帝的權力達到了的頂峰。董仲舒似乎看到了漢武帝權力的可怕，趕緊弄出來一套“天人感應”學說，但這種純屬無稽之談的東西，能限制住那個高高在上的皇權？
為了提供更多的理論基礎，漢武帝手下的儒生們不僅將法家引入儒家，還把陰陽家的引入進來，幫助漢武帝求取長生不老的方法。
“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里遍烽煙”，漢武帝開疆拓土，不僅花光了西漢七十年的錢財，還不斷地從民間汲取財富，直到晚年不得不下罪己詔，才算穩定住了局面，可是“獨尊儒術”下的儒表法裡算是被繼承下去了。
古代的史書一般是不許平民百姓看的，所以史官書寫起來也更加大膽一些。漢元帝崇尚純儒術，漢宣帝告誡他：“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西漢覆滅之後，東漢興起，開國光武帝就是太學生，一時間儒學大興，而東漢末年那些諸侯大多數是儒學名士，但是社會風氣更加墮落。“孔雀東南飛，十里一徘徊”，這首中國歷史上最長的詩歌之一，全篇充滿了悲涼與哀傷，時代就是東漢末年。
作為帝制時代的開端，漢帝國（秦帝國太短了）實在是開了一個壞頭：陽儒陰法，讓更多的事情流於表面，越是滿口仁義道德的人，背地裡越是男盜女娼。
兩宋更是墮落到了無盡的深淵，如果之前哪怕是喊喊口號，遇到事情自己不去退縮就算了，兩宋已經發展到鼓勵別人犧牲的境地，用別人的犧牲來顯示自己的高貴。
兩千年的帝制社會，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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