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業資本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
從周秦到隋唐，儘管山西已出現一些大商人，但比較其它地方商人，並無突出地位，無一定組織．還未形成一種商人勢力。
隋唐五代又出現了晉州、潞州、澤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興商業城鎮。"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為北都，跨汾河兩岸，商業繁榮．唐詩人韓愈有詩描繪："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佔近世商業中堅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體在這時顯出身手。"宋代，山西地處北東邊防，宋王朝所需戰馬大都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而遼更需要宋的手工業製品。公元996年在山西"邊州置榷場，與藩人互市，"而"沿邊商人深入戒界"進行貿易。後來趙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權，曾幾度下令閉市，但是事實上無法辦到。元代．雖然戰爭對工商業有一定破壞作用，但是元朝政權結束了宋、遼、金的割劇局面，特別是元代驛站的完備，使商業活動的地域擴大了。從《馬可波羅行記》可以看到"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鉅額利潤"。
明朝：興起
晉商的興起，首先是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明代沈思孝在《晉錄》裡的描述，廣為研究者所徵引：“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其次，山西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和加工製造業當時已初具規模，這又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晉商逐步走向輝煌；此外，由於晉南一帶地窄人稠，外出經商成為人們的謀生手段，晉中商人當時已遍及全國各地，北京城曾流行這麼一句話："京師大賈數晉人"。隨著商業競爭的日趨激烈，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的利益，晉商的商業組織開始出現。
起初由資本雄厚的商人出資僱傭當地土商，共同經營、朋合營利成為較鬆散的商人群體，後來發展為東夥制，類似股份制，這是晉商的一大創舉，也是晉商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為地方性集團組織的出現雖在明代，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則在清代，其重要標誌就是會館的設立。會館剛開始是為聯絡同鄉感情的，到後來發展成為維護同行或同鄉利益的組織。
清代：實力最雄厚商幫
清代晉商
晉商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意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很高的評價。商業的發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財富，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多少年"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他們都說"家有萬兩銀，不如茶莊上有個人"當官入了閣，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茶莊票號正是當時非常熱門的行業。
這一時期，晉商雄居中華，飲譽歐亞，輝煌業績中外矚目。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晉商稱雄過程中，晉商一共樹有3座豐碑，那就是駝幫、船幫和票號。
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藉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建國後，武氏並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裡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其後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武則天。當然這是後話。
晉商成功的根源在於“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
晉商由於種種原因在清朝後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濟舞臺上變的較為平淡，勉強說來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說一下孔祥熙、李彥宏、陳年和郭臺銘了 。晉商文化也沒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國範圍來說仍然處於落後狀態。
後金政權與晉商的關係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後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後金政權對於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山西商人對清統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後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因此，後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範永鬥召為內務府皇商，人在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託，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清在佔領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得到過山西商人的財力資助。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後勤之需。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佔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結托關係，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有著相當影響。
清代晉商的發展及衰落
清兵入主中原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晉商老街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清代晉商衰落自身、內在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明初晉商為明朝統治者在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週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3、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4、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週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週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週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菸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流傳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
晉商運輸通道與草原絲綢之路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早在春秋時期，晉國為了運銷他國的剩餘產品，曾採取“輕關、易運、通商、寬農”等政策，以至晉南絳邑富商“其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春秋戰國時期，晉國重視經商，實行有力政策推動貿易發展，這是晉商發展的起源。到明代已在全國聞名。清代初期，藉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友好關係，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山西商人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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