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記者 張文豔
1937年10月17日,濟南,此時已是半夜,周圍漆黑一片,遙聽炮聲隆隆,王獻唐在家中來回踱步,異常不安,隨後他伏案疾書:“自弟行後,兄日夜提心吊膽,以劇院運箱件至泰安,中途曾經被炸故也……”信是寫給剛剛到達曲阜的屈萬里的,王獻唐在信中提到戰事已緊,圖書館裡只剩十來個人,“無論如何,亡國奴帽子至海枯石爛,兄決不戴也”。愛國之情溢於言表。
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濟南十室九空,甚至教育廳的人都幾乎逃避一空,當局的“識不堅,心不定”(《五燈精舍日記》1937年8月4日),讓王獻唐頗為不滿。
如此情景,王獻唐不得不考慮將館藏善本和重要文物南遷。
雖然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同意,但考慮到故宮博物院保存在南京的文物已經西遷至湖南長沙,足見這裡也不安全,再者,他認為到曲阜奉祀官府較為妥當,“既有人幫忙,又有特殊之理想無形保護,過此則遍地荊棘矣”。事後證明,王獻唐的決定是明智的,曲阜藏書之旅頻頻得到有識之士的幫助,並且在此後十多年中一直得到妥善保護。抗戰勝利後,孔德成先生又積極配合國民政府將此批珍品運至南京保存。
南遷已定,王獻唐先生立刻呈報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請求政府派車運送文物南下並撥付一筆搬遷經費,然而等來等去杳無音信,原來,“韓在呈文上批了兩個大字‘不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遷移之行將舉步維艱。
他把屈萬里叫到身邊,商議將精心挑選的善本圖籍及金石書畫,移送到曲阜奉祀官府。面對看中自己的恩師,屈萬里非常感動,毅然受命。於是,10月12日晚,十個巨大的箱子載著王獻唐先生的希望,跟著附省立醫院的專車啟程。能夠搭乘醫院的專車,得益於王獻唐先生的同鄉兼同學,時任山東醫專及附屬醫院院長的尹莘農。和屈萬里一起護送寶物的還有圖書館的館役李義貴。李義貴原來是名洋車伕,因為經常在圖書館門前靠活,與王獻唐先生相識。王先生見他忠厚老實,便招為文物保管員。
一路上,硝煙瀰漫。中途到達滋陽(兗州舊稱),因為專車不能送到曲阜,屈萬里犯了難,便讓李義貴看著箱子,屈萬里騎腳踏車到曲阜找人。在王獻唐先生的記憶中,他總覺得運送文物有如神助,那是因為頻頻遇到好人。比如原濟南聚文齋書店經理,此時正在奉祀官府印譜處任職的彭輯五,他“性恭謹,無市儈氣”,王獻唐和他早就結識,叮囑屈萬里如果遇到困難,就去找彭輯五,彭輯五得知屈萬里的來意後,當即答應幫忙找車。隨後,屈萬里還找到了奉祀官孔德成先生,他立刻答應提供房舍,供存放文物和屈萬里等人的居住。
炮火聲中,本來一天的路程,磕磕絆絆走了四天才成功抵達曲阜。在朋友們的幫助下,王獻唐先生先後將三批文物運往曲阜,前後共計31箱。
11月16日,濟南局勢更加惡化,王獻唐先生也抵達曲阜,守著珍愛的文物,王、屈二人著實過了幾天安定的日子,“先生來曲後,晝每相與偕遊,夜則篝燈談學,恆至夜分,實喪亂中一快意事”(《載書飄流記》屈萬里著)。
戰亂之中的安定如曇花一現,新的遷徙必須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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