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记者 张文艳
1937年10月17日,济南,此时已是半夜,周围漆黑一片,遥听炮声隆隆,王献唐在家中来回踱步,异常不安,随后他伏案疾书:“自弟行后,兄日夜提心吊胆,以剧院运箱件至泰安,中途曾经被炸故也……”信是写给刚刚到达曲阜的屈万里的,王献唐在信中提到战事已紧,图书馆里只剩十来个人,“无论如何,亡国奴帽子至海枯石烂,兄决不戴也”。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济南十室九空,甚至教育厅的人都几乎逃避一空,当局的“识不坚,心不定”(《五灯精舍日记》1937年8月4日),让王献唐颇为不满。
如此情景,王献唐不得不考虑将馆藏善本和重要文物南迁。
虽然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同意,但考虑到故宫博物院保存在南京的文物已经西迁至湖南长沙,足见这里也不安全,再者,他认为到曲阜奉祀官府较为妥当,“既有人帮忙,又有特殊之理想无形保护,过此则遍地荆棘矣”。事后证明,王献唐的决定是明智的,曲阜藏书之旅频频得到有识之士的帮助,并且在此后十多年中一直得到妥善保护。抗战胜利后,孔德成先生又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将此批珍品运至南京保存。
南迁已定,王献唐先生立刻呈报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请求政府派车运送文物南下并拨付一笔搬迁经费,然而等来等去杳无音信,原来,“韩在呈文上批了两个大字‘不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迁移之行将举步维艰。
他把屈万里叫到身边,商议将精心挑选的善本图籍及金石书画,移送到曲阜奉祀官府。面对看中自己的恩师,屈万里非常感动,毅然受命。于是,10月12日晚,十个巨大的箱子载着王献唐先生的希望,跟着附省立医院的专车启程。能够搭乘医院的专车,得益于王献唐先生的同乡兼同学,时任山东医专及附属医院院长的尹莘农。和屈万里一起护送宝物的还有图书馆的馆役李义贵。李义贵原来是名洋车夫,因为经常在图书馆门前靠活,与王献唐先生相识。王先生见他忠厚老实,便招为文物保管员。
一路上,硝烟弥漫。中途到达滋阳(兖州旧称),因为专车不能送到曲阜,屈万里犯了难,便让李义贵看着箱子,屈万里骑脚踏车到曲阜找人。在王献唐先生的记忆中,他总觉得运送文物有如神助,那是因为频频遇到好人。比如原济南聚文斋书店经理,此时正在奉祀官府印谱处任职的彭辑五,他“性恭谨,无市侩气”,王献唐和他早就结识,叮嘱屈万里如果遇到困难,就去找彭辑五,彭辑五得知屈万里的来意后,当即答应帮忙找车。随后,屈万里还找到了奉祀官孔德成先生,他立刻答应提供房舍,供存放文物和屈万里等人的居住。
炮火声中,本来一天的路程,磕磕绊绊走了四天才成功抵达曲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王献唐先生先后将三批文物运往曲阜,前后共计31箱。
11月16日,济南局势更加恶化,王献唐先生也抵达曲阜,守着珍爱的文物,王、屈二人着实过了几天安定的日子,“先生来曲后,昼每相与偕游,夜则篝灯谈学,恒至夜分,实丧乱中一快意事”(《载书飘流记》屈万里著)。
战乱之中的安定如昙花一现,新的迁徙必须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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