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間,恢復高考制度已經42年了，筆者以為,有必要分析一下恢復高考在中國教育事業以及整個社會改革發展方面的貢獻及其深遠影響，便於把招生考試製度改革得更加完善。在談論這個話題之前,我們不妨往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教育和科舉制度追溯。
關於人才的選拔，隋唐以前主要是任人唯親的直接任命制和舉薦制。
先秦王侯之位除了被他人武力奪取之外，都是世襲。王侯以下的重要官職基本上都是按與王侯親疏的程度予以任用並世襲傳承。就連實際辦事的小官員，其選用也基本上是靠主政者的親疏關係決定，一般都是按照龍生龍子的指導思想選拔當時有名望者的後人擔任。因此，那時選官用人主要看其人是不是主政者的親屬，或其父母是不是地位顯赫、有名望。
那時，能夠站在最高統治者利益的立場上，秉公舉薦人才的官員偶爾也有，但是少得可憐。大家非常熟悉的莫過於“祁黃羊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千古佳話。但是，此事僅見於《左傳襄公三年》，《史記》等其他史書均不記載，後來被《呂氏春秋》摘編在《去私》篇裡。
祁奚，字黃羊，是晉國大臣。就今天來看，如果歷史上的帝王及其主政官員都如祁黃羊，那推薦選拔的用人制度肯定非常理想。但是，就《呂氏春秋》《去私》篇裡祁黃羊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第一，原始的人性總體是自私的，社會範疇的人雖經文化教育，但仍然私慾勝於公欲；第二，祁黃羊秉公用人的案例屬於個別現象，因為幾千年的正史，就這麼一點記載。
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呂不韋的門客把僅有的一個“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故事摘編在《去私》篇中，表明這個門客極有可能是對“任人唯親”用人制度不滿的人，或者是因為社會總體“任人唯親”，而期盼“任人唯賢”的作者；他摘編這樣的故事，目的就是希望社會能夠出現祁黃羊這樣的人，這正好說明祁黃羊這種人太少。
從秦朝開始，由於統治者用武功奪取江山或鞏固已經獲得的江山，則實行了按軍功授爵的用人機制。但是到了漢朝，國家承平日久，戰功難立，一般有能耐的人也就很難表現出能力，被提拔到國家需要的崗位上去。因此，漢朝發明了一套察舉制度。察，是上級對其管轄範圍內的讀書人或武功好的人進行調查瞭解；舉，即選舉推薦的意思，由下面向上級官員把自己管轄範圍內的能人一級一級向上推舉。
察和舉實際上是結合運行的制度。下舉必然引來上察，上察需要有下舉配合，負責察的官員才可能再把考察的能人向上一級舉薦。如果是丞相或郡守一類比較高的官員，聽說你很賢能，就可以把你向皇帝推薦，皇帝覺得你確實能幹，就把你調到到京城任職，這叫住“徵”；丞相或郡守一類比較高的官員，聽說你很賢能，也可以把你用作他自己的僚屬（家臣），為他服務。也有因為情況需要，主人也可以把自己收羅的人才舉薦給朝廷的。例如趙惠文王的宦者令繆賢，就在國家外交進退兩難之際，把自己的舍人藺相舉薦給了朝廷，出使秦國不辱使命。
到了東漢，為了鞏固政權的需要，選拔人才側重於選用品德在當地優秀的人才，史稱“舉孝廉”。但是孝和廉其實不是才幹，而是品德。這種以德為標準的選舉也有合理的內核。因為不孝不廉的人為官，肯定不能夠很好地效忠國家。但是德和才畢竟不是同一個東西，一個人雖然有德但是無才，那也不堪大用。當然選人不看品德也不可取，因為有才無德的人要坑害國家，破壞力將會很大。所以選人才應該德才兼備。可惜，東漢的舉孝廉沒有注重德才兼備這一點。正因為東漢選人只重孝和廉，所以舉孝廉的制度，實際上是失敗的。東漢桓靈時就有童謠唱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這樣一來，東漢的選舉制度顯然有違初衷，不能給國家選舉到有用的人才。
怎樣才能夠選拔到對國家有利，能夠鞏固自己的政權的人才呢？歷代統治者都在開動腦筋。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採納吏部尚書陳群的意見實行“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實際上是由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的制度。九品中正制的實行一方面解決了選拔官吏無標準的問題，另一方面緩解了中央政府與世家大族的緊張關係，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此標準依然只是看重人的出身，缺陷是明顯的。加之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從民間取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之權。
因此，到了隋朝，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下去。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選舉人才。設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開啟了考試選人才的歷史。不過，
當時的試策主要考時務方面，內容過於單一、狹窄。但是，隋朝科舉中僅“學業優敏”和“文才秀美”兩項與文才有關，其主要方面仍然是考察個人品德，所以隋代的考試用人制度，只能夠是開啟了考試用人的先河，還不能夠真正選拔到對國家有用的各種人才。唐朝的科舉制則對以前各級官員的選拔標準和用人價值觀進行了大量的改革。科舉考試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每年定期舉行的常科，另一種則是由皇帝根據需要下詔舉行制科。唐朝對考試科目進行大規模取捨，摒棄之前看重孝、德、禮、義等核心價值取向的察舉項目，大量增加文才類考試科目和內容，這種全新的科舉制，得到廣大士子的一致好評。唐朝的科舉制成為了唐朝實現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基本制度之一，造就了唐王朝的幾代的盛世。
歷史走到公元1905年，即清光緒三十一年，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被廢除了。
因為，十七八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啟蒙思想的傳播，工業革命的產生推動著社會快速向前發展。西方不少國家相繼成為了世界霸主。我們中國則由於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因此嚴重落後於世界文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重農抑商政策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文化教育方面，因為明代開始的“
八股取仕”科舉制度越來越僵化，嚴重束縛了青年人的思維發展，培養出來的青年人缺乏思考與創新的能力，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受到了嚴重阻礙。一些人為了能夠做官，費盡一生心血都在參加考試，吳敬梓的小說《范進中舉》就反映了腐朽的科舉制度對人才的嚴重摧殘。這種腐朽的科舉制度不僅嚴重影響了學術文化的發展，也制約了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加之鴉片戰爭以來，國門被迫打開，清政府腐敗無能，與列強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民族危機日益加重。這使得有識之士認識到，要想挽救國家，拯救民族，必須要培養符合時代要求的人才。因此，科舉制終於退出了歷史舞臺，全國興起了包括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在內的新學教育。新學，就是清末到"五四"以前由西方傳入的資產階級新文化，對青少年要進行包括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內容的教學。
為了看一個人適不適合做某事或者能不能做某事，自然要看其所學。如果學同一個學科或專業的人多了，用誰不用誰，最公平的辦法就是考察此人在該學科的文化知識水平高低。因此，新學的學科考試不僅成了學生期末或學科結業的認定依據，再發展到不同類型學段學生能否升學的依據，再後來，這種考試的做法，也成了用人部門選人才的依據之一。近代歷史上
無數的實踐證明通過文化知識的統一考察來決定升學或用人，是最客觀、最公平的、不拘一格選人才的好辦法。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升學考試和用人考試兩個方面都有過不斷的實踐和探索。
從學生升學考試來看，新中國成立以後，基本沿襲了以前考試做法，當然在考試內容、招生的政治條件、錄取辦法等很多方面也有別於舊中國。1966年至1976年的特殊時期，大中專則停止了招生。1970年才在全盤否定了新中國建立後的有別於舊時代的招生考試製度之後，開始了大中專學生“推薦選拔”升學的嘗試。但實踐證明想法是好的，客觀效果卻有悖於初衷，特別是高端人才培養方面沒有成效，嚴重影響了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因此，這才有催生了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的舉措。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全國招生工作座談會在山西太原晉祠召開。根據太原會議精神，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呈送了《教育部關於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座談會的情況報告》，並附《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這次會議的意見與文革的內容相比，雖然有了些新意，比如，把“有初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改為“一般要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生的文化水平”“也要招收有研究才能、鑽研有成績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以及對社會考生要進行“文化考查”等內容。不過，總方針還是按文革中制定的“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方針”進行，而且規定“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的政治條件與工農兵學員相同”。這十六字方針中“領導批准”是最核心的，很多優秀青年的大學夢想，就是被當地的基層“領導”用“不同意推薦”的審核意見扼殺掉了。
1977年8月6日，復出工作的鄧公主持了全國教育工作會，針對太原會議的招生意見展開了國家招生制度改革的大討論。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發言說：“現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佔據了招生名額。”查全性措辭激烈，他還說“其次是敗壞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越演越烈。另外還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連小學生都知道：‘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查全性還提出具體建議：大學招生名額不要下放到基層，改成由省、直轄市、自治區掌握。要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願選擇專業。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洩露試題。查全性的發言引起與會者強烈共鳴。吳文俊、王大珩、鄒承魯、汪猷等紛紛發言，贊同查全性意見，建議國家下大決心，對現行招生制度來一個大的改革。
專家們的意見引起了高層重視，《教育部關於1977年招生工作座談會的請示報告》出臺，完全否定了之前的錯誤路線，應屆畢業生不用勞動兩年，可以直接考大學。還有一個變化，就是上大學要通過考試，不是群眾推薦。教育部考試中心前主任楊學為說，
“所謂群眾推薦說穿了就是基層領導說了算，就是走後門。”“政審條件”上修改為：一、為革命而學習，遵守紀律、熱愛勞動等；二、要看現實表現，不要看出身。這個報考政審條件，核心是看本人政治表現，對考生放寬了政審條件和家庭出身方面的限制，破除了血統論，不僅為許多因家庭出身被擋在大學之外的人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而且為後來平反一系列冤假錯案打開了制度的缺口，開始打破唯成分論的規定，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歷史意義。1977年10月5日，這份報告討論通過，一週後，批准並下發了文件。10月22日新華社發佈文稿，全國媒體同時報道了這條新聞。
恢復高考的決定，像浩蕩的春風吹遍了華夏大地，各個大學的門都為雖有聰明才智、但處在社會最底層欲求學而不得的人敞開了。一幫對前途已經絕望和可能絕望的青年，被恢復高考的春風激發出青春的活力，為共和國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所以2006年7月6日，《南方週末》駐上海站記者戴敦峰把採訪30年前恢復高考的歷史書寫者、九十二歲的前教育部部長劉西堯的文章標題定為《
高考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他們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張鳴說，他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好像是在豬圈裡”。1978年河南文科狀元、後來的著名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雲說，如果不是高考，他可能還在搬磚（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5月31日《一根改變了中國的指揮棒》）。
中國何其幸運。恢復高考40年來，國家培育了千千萬萬時代所需要的各種人才，彌補了因為文革而造成人才短缺的困難，各行各業迅速發展，偉大祖國如日中天，其道大光！中華民族前進的步伐誰也不能夠阻擋。所以，筆者以為：恢復高考制度以來，通過高考考試選拔人才的舉措，無疑是歷史上最公正、公平的，也是科學的。至於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需要解決，但是我們絕不能夠因噎廢食，否定通過考試選拔學生進入各級各類學校的正確做法。
恢復高考有力推動了撥亂反正，為17年教育戰線恢復了名譽，成為全國思想解放的先導，也是改革開放的先聲，標誌著中國的教育史、幹部選拔歷史等多方面都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恢復高考功在當時，利在千秋。恢復高考的舉措，成就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如今，對於這一制度出現的瑕疵，只能夠逐步完善其機制，不可否定其做法和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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