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歷朝歷代均有之，但講烈度和長度，非清朝莫屬。
文官爭權，挖坑，抓個小辮子，打個小報告———這是政治鬥爭的產物。所以，文字獄這東西，自宋朝開始就已經相當盛行了。
皇帝立威，要奴化臣民，搞點黑材料，殺個立馬威——這是皇權加強的產物。所以，文字獄這東西，從皇帝誕生之際就有了。
但剛開始玩得還有些底線。特別是宋朝開始重文抑武，不殺文臣，玩可以玩，但不能要人性命。頂多就是幾個文官集團搞黨爭，一些常規玩法，你來噁心我，我來噁心你；你來做初一，我去做十五。
最為典型案例的就是宋朝了。
先是新黨上臺，搞個針對蘇軾的“烏臺詩案”，貶到地方去做黃州團練副使。再是舊黨上臺，搞個針對蔡確的“車蓋亭詩案”，貶得就更遠了，一直貶到嶺南，而且死在那裡。
從此新舊兩黨勢如水火，你罵我小人，我罵你奸黨，直接玩殘了北宋朝廷。
不過，在清朝之前玩得再過分，大多也沒取人性命的，也算是有個底線的。頂多就算是打小報告以後被排擠罷了。
可以這麼說，在清朝之前，即使是搞酷刑殺戮的明朝皇帝們，也真沒心思玩文字遊戲的，搞什麼文字獄的。
直到了清朝，那就玩得失去了底線。
一、明朝文字獄
先說明朝的文字獄。
明朝的文字獄很多來源於稗史野說，大多不靠譜，而且往往針對的是朱元璋。
與朱元璋有兩個著名的“文字獄”，一個高啟，另一個盧熊。
先說高啟。
高啟學問淵博，詩文俱佳，與劉基、宋濂並稱“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傑”，當時論者把他們比作“初唐四傑”，也算是江南士子的標杆性人物，名頭特別大，他的一舉一動代表著江南士子對新政權的態度。
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后，便召高啟入朝，授翰林院編修，委以重任，叫他擔任自己兒子們的老師，又命他纂修《元史》。
三年後，朱元璋又準備升他戶部右侍郎，算是正三品的高官了。
高啟卻一萬個不願意民，說我只想乞歸教書，喜歡風花雪月，搞點吟詩作對的。
朱元璋心裡當然十分納悶，這是給臉不要臉啊，但還算沉住了氣，沒撕破臉的，給足賞金讓他回家。
但朱元璋從此心裡記下高啟。當他看到高啟《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心裡開始吐毒絲了，你是我兒子的老師，知道我的家事挺多的，一定是在諷刺我強納陳友諒美妾闍氏達定妃了。於是，羅織絲網準備獵殺高啟了。
高啟一直在蘇州住著，跟著一幫與朱明新政府不合作的文人相互酬唱，也挺歡樂的，關於噁心過朱元璋的事早就風清雲淡。
高啟自鳴清高，不想做官，但不妨礙跟官員酬唱應和。他跟蘇州知府魏觀過往甚密，結果魏觀犯事了。
洪武六年（1373年），魏觀將府衙修建在張士誠宮殿的遺址上，被御史張度汙為“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
魏觀算是大晦鬼，其官聲一直不錯，本要升任四川行省參知政事，但蘇州老百姓上書要留下這魏觀，結果就把他的命永遠留了下來。
張士誠作為朱元璋的勁敵，定都蘇州，在江南特別深得民心，你魏觀在張士誠宮殿上修府衙居心叵測，再說了朱元璋最痛恨的就是鋪張浪費，搞館堂樓所建設，當然想借魏觀的頭一用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人打起小報告來，說魏觀請當地的江南才子寫了不少上梁文啊。
這股勢力到底有哪些人？這幫就是那些看不上泥腿子朱元璋的傲嬌文人！一扯就扯上了高啟，他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有“龍盤虎踞”等句，更是觸到了朱元璋的痛處。
這些話是什麼個意思？什麼個意思？這不正是在鼓勵魏觀做第二個張士誠嗎？
最終高啟等人就陪著老朋友魏觀一起上刑場，死得相當慘，被大卸八塊。
其實，朱元璋藉“魏觀案”警告江南士子，不合作的下場就是這樣。他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再說盧熊。
盧熊之死也是個疑案，民間說法往往都往文字獄那個方向套，原因在於兗州寫成了袞州，至於是皇帝還是盧熊誰寫錯了呢，又是語焉不詳的。
一種說法是朱元璋半文盲他寫錯了。盧熊書生意氣，直接去打皇帝的臉，啟奏陛下是兗不是袞。朱元璋狡辯，我的袞就是兗，你的袞就是滾，滾犢子吧！
另一種說法是盧熊故意寫錯的。是想掂量掂量半文盲皇帝朱元璋肚中墨水多少。結果如願以償地作大死。盛怒之下，朱元璋就讓盧熊滾下腦袋了。
當然，也有故事把兩種說法無縫對接起來。
說先是朱元璋下詔授盧熊為山東兗州知州。盧熊到了兗州後首先要啟用官印，發佈文告的。而這官印是要根據皇帝的詔書來刻制的，當盧熊打開詔書一看，有驚喜了，朱元璋將兗州寫成了袞州。可山東一地歷來只有兗州而沒袞州的。於是，這個不知變通的盧熊，就寫信問朱元璋袞州在山東哪裡？結果就討問回來一個掉腦袋的悲慘結局。
故事雖然編得有聲有氣，很有邏輯自洽，但有明顯杜撰的痕跡。
這個故事出自葉盛《水東日記》。文人盧熊死於洪武十三年（1380年），而文人葉盛生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也就是說在葉盛記錄此事至少盧熊被殺50年了，同時《水東日記》記錄的又是很多奇聞軼事，真實性是大打扣折的。
那麼，盧熊的真實死因又是如何呢？
可以從同時代高遜志給盧熊所撰的《墓誌銘》裡找，那裡明白地寫出了被殺的原因。
“先是，有司簿錄刑人家屬，分給朝官，以備灑打烹飪之役，至事追究其事，君亦就逮，赴京而卒。”
“簿錄刑人家屬”就是明朝初期曾經將因犯事而籍沒的女眷分賜給功臣做奴婢，而那些文臣是無法享受到這個待遇的。盧熊因在六部的工部工作，逾制享受到這個待遇。而這事恰恰被朱元璋逮著了，很是生氣，認為這是宰相胡惟庸專權矯命，於是就將胡惟庸及牽涉此事的六部官員下獄治罪。
這就是“至事追究其事”。因為“胡惟庸案”這事追究到了“簿錄刑人家屬”這事，盧熊就進入胡黨的“死亡名單”，被朱元璋給粗暴地“批處理”誅殺了。
話說老朱確實搞株連的，剛猛治國，殺起人來沒底線的，哪怕是牽涉幾萬人，哪怕很多是無辜牽連，也是照殺不誤的。
因此，盧熊之事也算不上真正的文字獄，是胡惟庸案被誅殺三萬人中被牽連的一分子。
明朝初期其他一些著名文人，其實也並非死於文字獄。比如“天下讀書人的種子”方孝孺是建文帝的死黨，被朱棣給“清君側”了；再如“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縉是太子朱高熾的死黨，被想奪嫡的朱高煦下了黑手。這兩人與其說死於文字獄，不如說死於政治清洗。
明朝初期朱元璋和其四子朱棣，他們比較強勢，都有雄猜和殺戮之心，很直接，也很暴力，都沒必要借文縐縐的文字遊戲來搞文臣的。到明朝中後期，因文字犯事的確實有，但處理方式僅限針對當事人，無非查禁其作品，當官的就削職為民，沒大搞連坐的。
也正因為如此，有明一代不能說沒了思想，四大名著三大就在明朝誕生的，也誕生了王陽明、李贄等思想家，即使到晚明，依然還有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三大家”。
為什麼大家給朱元璋戴上製造“文字獄”的帽子，原因很簡單，他酷刑治吏，剛猛治國，大開殺戒，其中不乏士大夫階層，因此掌握著筆桿子的作為回報，被抹黑也屬正常。
二、清朝文字獄
只是有清一代，次數之多、株連之廣、處罰之重，超過以往。
清朝自順治年間始，文字獄漸興漸起。順治朝，畢竟是平定中原的武裝鬥爭為主，文字獄的發生尚屬微不足道。
康熙時，四海平定，文字獄便嚴重起來。
比如康熙朝的
明史案，湖州南潯鎮富戶莊廷鑨，因病眼盲，想效仿歷史上同為盲人的左丘明，著寫一部史書，在敘及南明史事時，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 “夷寇”等等……這引起了清廷關注，遂大興文字獄。結果當事人莊廷鑨已死，開棺戮屍，其弟莊廷鉞受牽連被誅；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還大搞株連。
原禮部侍郎李令哲曾為該書作序，本人伏法還株連了四個兒子。主審官見其小兒子剛16歲，讓他在口供中減少一歲，並告訴他只要減少一歲，按當朝慣例就可免死充軍。令哲小兒子悲傷地說：“父兄俱死，不忍獨生。”終於未改口供，隨父兄一起赴難。
更為誇張的是，州太守譚希閔才上任半月，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就以隱匿罪糊里糊塗地被絞死了。此案先後因此獄牽連被殺者共70餘人，死者妻子大都發配邊疆達幾百人。
再比如南山集案 ，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在該集《與餘生書》中引用了方孝標的《滇黔紀聞》的南明永曆的年號。結果當事人戴名世凌遲處死，族皆棄市，年幼孤兒發配邊疆；凡作序捐資者一律絞死；方孝標已死，當開棺戮屍，量刑同於戴名世。其他有牽連的32名官員給予降職罷官處分。整個案件牽連人數多達幾百，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餘人，不過後來康熙下令只殺戴南山一人，其餘原定處死的百餘人改為流放寧古塔。
大略統計，康熙時期發生20多起文字獄；雍正朝雖短，有案可查的也有20起，比較出名的有曾靜案（呂留良案）、還有那個“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案。
到了乾隆時期，那就登峰造極了，數得上來的文字獄130多起，佔整個清王朝的70%以上，其捕風捉影之荒唐，株連之廣泛，處理之嚴酷，均超過了其祖和其父。
這裡不妨說說乾隆朝的文字獄。
乾隆絕對是個極端個例，自幼愛好文學，一生寫詩四萬餘首，可稱亙古少有，自稱“朕一書生皇帝耳”，又是喪心病狂的“蓋章狂人”，如此附庸風雅，自然能跟讀書人玩上幾手的。
於是，他的文化素養也成為他摧殘文化學術的武器，他製造的文字獄，其捕風捉影之荒唐，株連之廣泛，處理之嚴酷，均超過了其祖和乃父，也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的皇帝們。
先說“一柱樓詩案”。
徐述夔為江蘇東臺縣舉人，生於康熙中葉，約卒於乾隆二十八年。這人少負大志才名，自視甚高，曾以狀元自許，因鄉試試卷經禮部複查，有“違礙之義”（試題“君使臣以禮”，徐試卷有“禮者君所自盡者也”句），被罰停考進士，絕其功名濟世之望。
於是，徐述夔就“躲進小樓成一統”，開始著文自娛，在家園自建一讀書樓，中立一柱，眾梁分架其上，取名“一柱樓”，自稱“鶴立雞群”，著有《一柱樓詩集》。
徐述夔死後，其子徐懷祖“痛先人功業之不彰”，在徐述夔族人兼學生徐首發、沈成濯幫助下，將《一柱樓詩》等部著作刊刻印行，“是以各處多有其已刻之書”。
徐懷祖去世後，徐述夔的孫子徐食田與栟茶南鄉地主蔡嘉樹因田土之事涉訟。
蔡嘉樹想用徐述夔《一柱樓詩》“違礙之處”告發。徐食田一看情況不妙，就跑到東臺知縣那裡自首。結果蔡嘉樹也立即被人告發。經多次反覆，就鬧出個大新聞來，驚動了乾隆皇帝，交由清政府大學士阿桂、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江蘇學政劉墉等大員奉旨查辦。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徐述夔、徐懷祖父子被剖棺戮屍，梟首示眾，徐述夔的孫子徐食田、徐食書及族人徐首發、沈成濯皆被斬首，徐氏家屬為奴，家產入官；經辦此案的江蘇藩司陶易“故縱大逆”，藩司衙門幕友陸琰“有心消弭重案”，均被處斬，揚州知府謝啟昆“怠玩”、“遲延”，東臺知縣塗躍龍“玩延”，均被革職流放；舉人毛澄受託為徐詩作跋，被“杖一百，流三千里”。
死得比較冤的是族人徐首發和沈成濯兩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發成濯”四個字，乾隆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認為此二人的名字是詆譭本朝剃髮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處斬。
更荒謬的是，一柱樓詩案還扯出另一樁文字獄——沈德潛案。
話說乾隆的詩詞，紀曉嵐偶爾代筆，而禮部侍郎沈德潛則是乾隆的全職槍手。沈德潛死後，家人給他編紀念文集時，稀裡糊塗把幫乾隆捉刀的詩也編進書裡。乾隆隱忍不發，終於在1778年一柱樓詩中找到了報復機會。大學士劉墉（也就是劉羅鍋）舉報說沈德潛曾為徐述夔寫過序！此時沈德潛已死，於是被革職、奪諡、撲碑、毀祠、碎屍、挫骨、揚灰。
再說王錫侯《字貫》案。
王錫侯為江西新昌縣舉人，生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沒像徐述夔那般自負，屬於“一頭巾氣極重之腐儒”，資質一般，到38歲才考中舉人。不過，這位老學究十分勤奮，用了17年時間編纂的一部按天、地、人、物四大類統字的簡明字典《字貫》。
這部字典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由王錫侯自費千金刊刻出版。此書針對《康熙字典》收字太多，“然而穿貫之難”等缺失，加以補強，並稱“字猶零錢，義以貫之，貫非有加於錢，錢實不妨用貫，因名之曰《字貫》”。
王錫侯希望藉助這本實用字典的出版，能讓自己名利雙收，卻沒想到自己因為這部書招來殺身破家的慘禍。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為一個仇家王瀧南向江西巡撫海成舉發，又誣陷說，王錫侯有40裡花園，10裡魚塘。
辦案官員江西巡撫海成拿為一看，抄抄家僅獲七十多兩銀子，而且《字貫》從裡到外都透露出酸儒的味道。比如王錫侯就覺得“魚”字和“牛”字，古人應該是寫反的了。你看繁體字的“魚”字，下面是四個點啊，那肯定是牛了——而牛才有四條腿嘛。所以，他的《字貫》裡面，就把這兩字自作主張換過來了，這確是胡鬧。所以，辦案的旗人海成，根本沒重視此案，認為這人腦子不好用，“狂妄不法”，上奏建議革去王錫侯“舉人”頭銜，同時將《字貫》一起上報。
不料乾隆龍顏大怒，大做文章，以“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他認為《字貫》凡例寫入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之名諱（玄燁、胤禛、弘曆），沒有缺筆避諱，更被認為非常不敬。王錫侯被監送京城問斬，子孫七人都被判斬，其他人“充發黑龍江，與披甲人為奴”。
而乾隆認為海成對王錫侯刑罰太輕，有替罪人說好話之嫌，先被判斬監侯，直到臨刑時，才被赦免，改判流放新疆；江西布政使周克開、按察史馮廷丞也因為看過《字貫》一書，未指出悖逆之處，遭到革職處分；兩江總督高晉降一級留任。
乾隆搞文字獄蠻有特色的，針對的是大多是民間文學愛好者，而且手段極殘忍，比如祝庭諍《續三字經》案、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案，且不說穿鑿附會，當事人都墳頭長草都好幾茬了，但照樣是開棺戮屍，對其子孫男丁悉數斬立決，或斬監侯秋後問斬，妻女悉數發配為奴。
民國學者柳詒徵總結稱：
“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
最終迫使整個中國斯德哥爾摩候群症一般依附於滿清統治之下，競相攀比自己的忠誠來避免無法預知的禍患。丁未政潮中岑春煊公然稱“願做慈禧老佛爺的看家惡犬”。
其實，無論是清朝的文字獄，還是其他朝代的文字獄，問題不在於是否冤枉人，而在於其本身就不該存在。嚴格來說，歷朝歷代都有文字獄，這是封建專制統治不可避免的現象。
三、滿清文禍為何尤甚
我們批判清朝的文字獄，主要批判的：
一個是長度：從其入關開始，至嘉慶年間稍緩，共持續長達150餘年；
一個是烈度：前代即便有文字獄，也僅限受害者自己，並不禍及家人，而清代文字獄動輒牽連受害者全族被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這種長期酷烈的文化高壓政策，使得清代思想界陷入萬馬齊喑的境地，學者既不敢面對現實，更不敢探討未來，只能鑽進故紙堆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幾個寫法。甚至出現無人敢編撰著作了，雍正時期想要編撰詞科以彰顯文治武功，但是朝內無人響應，沒有人才可以擔任此重任。更為惡劣的是，
整個社會的氛圍也變得極端保守，鴕鳥心態大行其道。
那麼，清朝為何如此熱衷於文字獄，長度和烈度又是空間的，而且將屠刀從官方砍向了民間？
話要先從明朝說起。
明初的皇帝雖然皇權得到了空間的加強，但到明朝中期，出現了皇帝長期怠政，如嘉靖、萬曆、天啟等人長期不上朝，導致文臣把持朝政，形成了一個從地方到中央的地主、官僚聯合體。
這些大家族通過耕讀獲得官位，隨後鞏固它；並且利用官位再去擴張自己的土地，進行更大的兼併。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士紳階級。
士紳階級一邊利用皇權為掩護剝削平民百姓，進行土地兼併和苛捐雜稅的訛詐，一邊挾持民意對抗朝廷，比如萬曆時代的稅監屢屢被生員們圍毆奔逃，典型的“兩頭吃”取利益，導致國家疲敝，天下喪亂。
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出，明朝的政治權力已經被士紳階級影響，這個國家幾乎成了士紳自治的工具，朝廷中各派黨爭鬥法，書院中大量思想互相碰撞，都無法傷害士紳階級的利益，甚至改朝換代，清軍入關以後，這個階級也橫亙在皇權與民眾之間。
這導致清代發動了一系列大屠殺和暴政，來使漢族士紳階級、知識分子屈服，而文字獄恰恰又是一個最好的手段，於是火力就集中到了士紳階層上去了。
另外清朝又是一個異族入主中原的政權，有小小的民族自卑感在裡面。
老百姓樸素的華夷概念認為“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也難怪會發出“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酸溜溜的論調。他們表示屈服滿清也僅僅是武力上的，心理上依然十分抗拒的。他們“頭皮太癢水太涼”，希望通過玩點文字遊戲，以顯示自己有那麼一點點又臭又硬的“風骨”，或者說標新立異。
清朝統治者面對老百姓——特別是士紳階層，就採取既拉又打的策略。
拉，就是拉到朝廷裡授以高官厚祿，但前提是必須委屈自己的膝蓋，要像狗一樣趴著效忠主子，而且要以做奴才為榮的；而打，當然要大打出手的，大搞恐怖主義手段，往往一陣亂砍亂伐，就來個族滅的節奏，從精神上徹底征服他們。
而從精神上征服，最好的手段就是通過文字獄來製造一種恐怖的氣氛，迫使漢族知識分子主動自檢自己的思想，生怕有任何地方違背了清朝統治者的規定。
但乾隆通過沒事找事一樣的濫殺，使得士紳、知識分子、老百姓更加懼怕了，從而主動依附，拋棄了所謂氣節、操守。清朝的統治策略就是：使武人屈服——使文官屈服——使百姓屈服——使思想屈服。
從此，朝廷文官們既是文字獄的幫兇，又最有可能成為文字獄的受害者，導致他們都不敢談論時政，不敢發表自己的任何意見，只能一味順從統治者，為統治者馬首是瞻，朝廷之上和廟堂之下文化都死氣沉沉，極大滿足了統治者的統治野心。
然而，文字獄這一封建專制獨裁政治，雖然加強鞏固了皇帝的權力和地位，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學術思想的全面沉寂窒息，可謂“萬馬齊喑”。可以這麼說，清朝的文字獄使中國人變得越來越麻木、愚昧和隱忍，到清末民初，中國人已經出現了基因性的退化，成為一個在精神上極度萎縮的民族，這種人格形象給全世界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說是震撼的印象。
黑格爾曾這樣評價道：
“在中國，那個普遍意志直接對每個人應該做的事發出命令，個人恭順服從，也就放棄了個人的反省與獨立，如果他不服從，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生活，將會受到懲罰。”
而在沉寂窒息的無聲處，隱伏著一觸即發的社會危機。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但大興文字獄這種加深臣民不滿，對朝廷產生巨大離心力的嚴酷政策，也是滿清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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