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世纪初年，葡萄牙的人口至多不过100万人。因为在1348—1349年间爆发过黑死病，1383—1411年又与卡斯蒂尔爆发过长期的战争，制约了它的人口增长。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民族灾难当中，仍然可以见证人类的韧性。
一，落后的葡萄牙
地理大发现之前的葡萄牙，国土贫脊，经济落后，大部分土地没有开垦，境内道路的路况亦很差，与卡斯蒂尔人、摩尔人的连年战争使其货币不断贬值。直到1527—1532年，葡萄牙的人口也还在100万—150万之间徘徊。尽管里斯本是首都，但是葡萄牙国王并不总是住在里斯本，像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大部分君主一样，国王经常四处走动，除里斯本以外，有时也会住在埃武拉的郊外。 在乡间，经济大部分依靠的是物物交换，但是收税和地租是用铜质的钱币而不是用欧洲中世纪越来越通用的金币。在1385—1435年之间，葡萄牙不铸造金币；后来因为葡萄牙与卡斯蒂尔的战争，以及1383—1385年的战乱，导致了葡萄牙钱币的连续贬值，银钱在葡萄牙也不通用；当时葡萄牙流行的钱币是一种银和铜的合金，而铜是主要成分。中世纪葡萄牙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根据自然条件种植谷物，沿海地区的人口则从事渔业和制盐业。当时的航海贸易规模不大，但却日益扩展，主要向佛兰德斯、英国、地中海地区和摩洛哥出口盐、鱼、葡萄酒、橄榄油、水果、软木和兽皮，同时从北欧进口小麦、布匹、木材、金银以及从摩洛哥进口金币。
二，科特会议
"科特会议"就是指"三级会议"，"三级"是指贵族、神职人员和人民。"人民"，除了在一些城镇里有一些行会团体的代表以外，并不包括劳动阶级直接推选的代表。这3个阶层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有许多的阶级和分支。在1211年阿方索二世登上王位以后，在科英布拉召开了由修道院院长、绅士以及其他贵族参加的会议，此次会议制定的法律旨在保护国王的财产、禁止王室官吏的跋扈以及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在13世纪的中后期，科特会议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任何时候，只要国王想要召集科特会议，就要开会来讨论国家的事务。它规定教会的权利，并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向国王提出建议。科特会议没有近代的民主观念，可是它坚决地主张保持"地方固有权"，即葡萄牙各地区当地通行的法律和习惯。国王为了扩大王权或者提高行政效率，只要可能，总是很自然地倾向废弃这些地方的法律和习惯。"地方固有权"主要是维持地方的惯例和特权，这些东西是陈旧的和传统的，但是科特会议热衷于维持它。科特会议不能算是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可是国王的行政命令侵蚀"地方固有权"的时候，科特会议的抵制确实起到了作用。 贵族和神职人员属于特权阶层。神职人员具有流动性，教会的大门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开放，所以是才智之士的归宿。贵族则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由出身决定的社会阶层。国王也封赐贵族，但是一般而论，只有贵族的儿子才能继承贵族的头衔。贵族大致上可以分为几个等级，统辖较多土地的大贵族，亦称富豪；出身名门望族的有继承权的贵族；骑士——他们出身贵族世家，但是往往除了一匹能够出征打仗的战马和自己的身躯以外，一无所有。贵族尤其是大贵族可以免除税收，不可以被随意逮捕或关押。
三，葡萄牙的文化
像欧洲许多别的地方一样，中世纪葡萄牙的教会也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第一代国王恩里克率领军队向南方挺进的时候，便一路保护西多会的僧侣，并于1153年创建了阿尔科巴萨修道院，它很快就成为葡萄牙国家基督教文化的中心。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一般由上层和下层之分，上层就是使用拉丁语的僧侣文化；另一种就是普通的民众（他们中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所能够接受的、属于地方的以平民的语言表达的文化。前者包括修道士在修道院里撰写的涉及神学、法学、修辞、辩论、教会法典、圣徒传记、布道词、宗教仪轨以及赞美诗等具有神学、神秘色彩和说教意味的著作，它们都是以修道院作为传播媒介的。在中世纪的葡萄牙，这种文化的中心就是阿尔科巴萨修道院和科英布拉的圣十字修道院。在战事频仍与生活动荡的中世纪，只有在修道院安静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从事这种孜孜不倦的文化活动。 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葡萄牙的教堂和修道院也附设了一些学校。
1290年国王迪尼斯在里斯本正式创立了这所新的大学。但是教宗禁止在葡萄牙的大学中教授神学，因为他担心初建的大学在学术水平上不高，这个禁令后来并未严格执行。尽管葡萄牙有了自己的大学，但是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仍然十分暗淡，有钱的人不在葡萄牙上学，他们仰慕外国的教育，一心一意想去外国镀金；没有钱的人就根本不学习。至于著名的教授、受到欢迎的学术著作更没有。大学只是为教会培养了一些通晓拉丁文的教士，为国家培养了一些官吏或者从事律师工作的文人。这所葡萄牙唯一的大学直到1537年才在科英布拉长久地定居下来，它的学术水平明显地要低于当时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和博洛尼亚诸大学。
四，中世纪葡萄牙的商人
在考察葡萄牙向海岸扩张的历史时，商人阶层是历史学家比较注意的对象。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的葡萄牙，处于拥有特权的贵族、骑士、乡绅以及神职人员之下，以及那些毫无特权的手工艺人之上，是中间的阶层。这个阶层还包括律师、医师、王室官吏，他们中任何一组人的势力都不是很大。但是在里斯本和波尔图两个城市，商人阶级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葡萄牙的商人阶层崛起在12世纪的晚期，那时葡萄牙本土商人的势力已有所增长，之后葡萄牙商人遍及海外各地。
1240年，葡萄牙商人已经到了法国。在以后的数世纪中，历代葡王就像商人以及贸易的促进者那样治理国家。商业的发展导致价格的上涨，以至葡王阿方索三世于1253年12月发布谕令，对400种国内的以及来自英格兰、佛兰德斯和法国的外国商品予以限价。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商人在整个葡萄牙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也能凭着公平的竞争手段取得成功。从1385—1465年，在葡萄牙、英国、佛兰德斯之间有46艘从事航海贸易的船只被海盗俘获或在各个港口被充公，其中约81%属于葡萄牙，约15%属于外国船只，还有剩下一部分属于葡萄牙人与外国人共同拥有。
商业扩张带来的结果是从14世纪前半叶起，葡萄牙社会就逐步形成一种颇具世界主义色彩的经济结构和思想。在创建国家的生活模式（以农业、鱼产品和提炼工业如制盐业为基础的远距离海路贸易）后，葡萄牙通过海路与西班牙、佛兰德斯、英格兰、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和东方的港口建立了贸易联系。葡萄牙本国也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商人，其中有意大利人（主要是热那亚人）和西班牙人（大部分是加泰罗尼亚人和马略卡岛人），北方国家的佛兰德斯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贸易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外国人中的许多人在葡萄牙定居下来，尽管他们与各自的祖国保持有益的接触，但最终还是与当地人融为一体。
结语：地理位置是影响葡萄牙发展的重要原因
伊比利亚半岛在整个欧洲的地理和文化上都处于极端的位置。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他后来在欧陆文明的基础上迈向海外扩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明影响的范例之一。纵观葡萄牙古代的历史，她在文化上也有许多复合的层面。克尔特人、迦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摩尔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葡萄牙民族本身，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或浅或深的痕迹。
参考文献：
《欧洲史》
《世界通史》
《葡萄牙海洋帝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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