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以來，尋找“零號病人”的行動備受關注。追蹤疾病起源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與此同時也要警惕可能由此帶來的汙名化。實際上，“零號病人”一詞並不是嚴謹的術語，它的誕生伴隨著一個個誤會，提醒我們警惕自身所受到的客觀侷限。
隨著對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COVID-19）的擔憂加劇，“零號病人”的概念再次進入了公眾的視線。這個術語在 20 世紀 80 年代被偶然創造出來，儘管不夠準確，卻廣為人知，經常被用於描述傳染病暴發和指導（或者說誤導）應對疫情的公共衛生工作。
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 3 月早些時候發推文說，他和妻子可能是美國的“零號病人”，因為他們之前剛從中國返回，並出現了症狀。後來他將這個詞的使用描述為“一種玩笑”。
另一個不那麼輕率的案例，就是 BMJ 最近發表的一篇社論，標題提到了“尋找零號病人”。社論評論了意大利的疫情爆發，描述了當地為發現該國最初的 COVID-19 病例所做的嘗試，並假設他們可能是來自中國武漢地區的一對遊客，那是最先出現疫情大規模暴發的地方。
《每日郵報》（Daily Mail）曾著力報道了對一名出現症狀的英國醫生的接觸者追蹤工作，並且也使用了類似的戲劇性語言。一篇報道描述了“對一個未知的冠狀病毒傳播者的大力搜尋”，此人“把這種致命的疾病傳給（作者注：注意這個詞中體現的主觀意志）了英國第 20 個受害者，同時也是第一個在國內被感染的英國人”。
甚至在一個多星期以前，《每日郵報》還針對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新冠病毒檢測出現陽性結果的消息發佈了兩頁的新聞，向讀者詢問：“是巴尼耶感染了約翰遜嗎？”作者們幾乎沒有任何證據，卻猜測歐盟首席談判代表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可能是將病毒傳播到唐寧街 10 號的'零號病人'，代表著“對英國脫歐的終極報復”。
《每日郵報》暗示米歇爾·巴尼耶將冠狀病毒傳給了鮑里斯·約翰遜。Stephanie Lecocq/EPA
“零號病人”一詞足夠吸引眼球。這就是美國新聞記者蘭迪·希爾茨（Randy Shilts）最初採用該術語的原因，他在艾滋病流行方面的報道促進了這個詞的流行。這聽起來像是科學的，似乎標誌了一場流行病絕對的起點。它與 20 世紀的軍事表達有著語言上的聯繫，例如“零時”（行動開始時間）和“原爆點”（炸彈引爆點下方），因此它也傳達了一種緊張感。
儘管有著引人注目的基調，這句話卻極其令人困惑。它不夠精確，並且起源於偶然，這使得它不適合被正式使用，因此大多數研究人員都不會碰它。那些關於未知的疾病“傳播者”觸發了“絕望的搜尋”的故事，無論是否明確提到了“零號病人”，都經常表達出人們對於危險、魯莽行為的恐懼。從表面上看，這些故事似乎是出於科學動機；但是再深入挖掘，你通常會發現它潛藏著歸咎於某人的願望。
我們應該摒棄“零號病人”這個有毒的詞語，並認真討論接觸者追蹤（尋找與感染者有接觸的人的過程）。否則，我們可能會讓局面更加混亂，使人感到無所適從，並忽視無症狀病例的重要性。這些事情都對應對 COVID-19 疫情毫無幫助。
混亂的定義
首先，讓我們解決術語本身帶來的困惑。“零號病人”通常可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下互換使用：指代第一個被發現的病例；指代某地出現的第一個病例；指代歷史上第一個病例。儘管每種情況都有討論的價值，但對此存在更好的術語。
說“病例”而不是“病人”可以使概念更加具體。這樣一來，我們就將可能感染並具有傳染性、但沒有通過尋求治療而獲得正式的“患者”身份的人包括在內。
關於“已發現的第一例病例”，至少從 20 世紀 30 年代起，從事接觸者追蹤工作的衛生研究人員就開始使用指示病例（index case）一詞來標記家庭或社區中第一個出現症狀、引起關注的人。例如在大蕭條時期，美國田納西州的肺結核研究人員將指示病例定義為“促使我們對某個家庭產生關注的那個人”。
至關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人員很快強調，此人可能不是“家庭中在時間上第一個出現的病例”。將我們的想法轉到 COVID-19 上，出現這樣的情況有很多可能：最初的病例症狀很輕，此人沒有尋求幫助；某個孩子先感染了病毒，但比兄弟姐妹更晚出現發燒；或者某個老年人出現了所有的症狀，但沒有醫療保險，並且因為害怕不願尋求治療。
田納西州的結核病研究人員還指出，指示病例有可能根本不是真正的病例。比如，可能某人生病了，引起了研究者對這個家庭的注意，但該個體最終結核病檢測呈陰性。
對於“時間上的第一個病例”，流行病學家稱之為原發病例（primary case）。在瞭解疾病如何在家庭或社區中傳播時，瞭解誰是這個特定地點的原發病例可能很有用。通過了解此人何時產生傳染性，並通過追蹤他們的社區活動，調查人員能夠識別其他可能面臨感染風險的人，在理想情況下還能對其進行檢測和治療。
至於“有史以來第一個感染者”，流行病學缺乏合適的替代詞彙。因而非正式討論中經常出現“零號病人”一詞，以填補這一空白。
對於疫情暴發中的第一個人類病例，歷史上鮮有記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此人可能缺乏可識別的症狀；疾病監測方面的空白；對疾病暴發的識別有延遲；缺乏有效的檢測手段。在某些情況下，被普遍視作“零號病人”的人可能只是測試結果呈陽性，且感染日期看起來是有記錄的最早的一個。
因此，所謂的“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徵意義的。缺少更好的用語，我們可以選擇將此人稱為“初病例”（alpha case）或“原病例”（ur-case）；或者對於諸如 HIV 或 COVID-19 的感染，病毒從動物宿主傳播給人類，第一個病例可稱為“交叉病例”（crossover case）。“交叉病例”很容易理解，“初”和“原”也是通常用來描述絕對起點的兩個詞，並且都具備某種恰當的神話學意義。
這些名稱中的每一個都是有意義的。指示病例有助於表明疾病如何引起關注（正如它的字面意義）。而在將流行病學的關鍵要素（時間，地點和人）編入敘事年表的過程中，原發病例就很有用，它能幫我們將健康危機期間迅速積累的複雜數據梳理得井井有條。
討論交叉病例也同樣重要，即使這些病例很少被直接識別出來。瞭解他們的習慣和生活條件可能會揭示風險因素，從而幫助我們避免這些風險。通過研究病毒從與人類的首次互動開始如何隨著時間演變，可以洞悉病毒過去的軌跡，為未來的治療和疫苗研發提供信息。
簡而言之，這些情況中每一個都值得嚴謹的討論。而“零號病人”一詞具備了太多可能的含義，它根本無法勝任這項任務。
“背鍋”和“甩鍋”
識別“零號病人”還很容易引發指責。要了解這是如何發生的，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考慮在疫情爆發後出現的兩個相互重疊但利益有分歧的群體，那就是公眾和公共衛生工作者，他們以同樣的熱情追蹤著疾病擴散的信息。
早在很久以前細菌檢測技術還未出現的時候，研究流行病的人們，無論是宗教人士、普通人還是醫學權威，都認為尋找第一個病例是有價值的。就像今天一樣，他們熱衷於找出哪些可識別的因素可能危害著社區健康。
許多中世紀的歐洲人認為疾病源於危險的惡臭空氣。從 14 世紀開始，人們開始懷疑特定少數群體（麻風病人、猶太人、異端或異常性癖），認為他們往井裡投毒，或者更普遍的說法是他們的行為招來了上帝的懲罰，從而引發了瘟疫。為了贖罪，被認為違背了社區行為標準的少數群體成員經常面臨孤立、流放甚至死亡。
人類是講故事的人。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和北美洲的人們用故事講述了瘟疫如何開始和蔓延。其中一些故事描述了外國旅客如何帶來非本地疾病（來自 X 國的疾病），後來艾滋病研究將這種現象恰當地描述為“甩鍋地理學”（指責的地理學，geography of blame）。
在更局部的層面上，觀察者還描述了有名有姓的人之間疾病傳播的鏈條，包括真實的和虛構，例如“我們的城鎮在某人到來之前一直沒有感染”，或“A 把天花傳給了 B，B 又感染了 C 和 D ”。由於它們與家譜的相似性，我將第二類故事稱為“甩鍋譜系學” （指責的譜系學，genealogy of blame）。
兩種類型的故事都傾向於渲染人們不當、不道德或邪惡的行為，尤其是逾越了重要界限的行為，這些界限可能是自然的，宗教的或地理上的。例如人們發現，天花的“原病例”中包含了天體軌道相交、物種雜交或侵犯邊界的解釋。
這些古老的故事至今仍然廣為流傳，描述了疾病或不幸與“零號病人”傳言之間的關聯。它們追蹤不同的人之間真實或臆測的聯繫，以瞭解疾病的傳播方式。但是，這些故事的動機和近代公共衛生中的接觸者追蹤工作不同，它們通過言語鼓勵我們疏遠個人，通過將疾病的責任推到其他地方來使人放心。
我們現在所定義的接觸者追蹤方法是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發展起來的，當時的研究人員和衛生部門借鑑了細菌學的傑出發現，並將其應用於解決公共衛生問題。科學家們開發了新技術，使他們能夠確定某種細菌是某個疾病的原因。感染性疾病研究的突破又極大幫助了衛生管理機構，讓他們更好地理解特定細菌如何在人群中傳播，以及應該在何處投入資源進行預防。
對於傷寒、肺結核、梅毒和淋病等疾病，研究人員現在可以更加有把握地識別潛在病例。公共衛生工作者越來越多地檢測這些病例，以查看他們是否攜帶特定細菌，同時追蹤他們的接觸者，採取治療或隔離等措施，以防止疾病進一步傳播。
在這些工具的應用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20 世紀初紐約的“傷寒瑪麗”，即瑪麗·馬倫（Mary Mallon）。當局發現這名愛爾蘭裔美國廚師是“健康攜帶者”——她能夠傳染他人，自己卻沒有症狀——並建議她不要繼續當廚師。官員們後來發現馬倫在一家婦產醫院繼續從業，引發了大量感染，並造成兩人死亡。她被強行關押在北兄弟島（North Brother Island）長達二十多年，直到 1938 年去世。
1909 年，傷寒的“健康攜帶者”瑪麗·馬倫在醫院裡。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長期以來，公共衛生工作者一直受益於大量借鑑了犯罪小說的媒體報道，被人們視為孜孜不倦履行職責的“疾病偵探”。自從 20 世紀中葉起，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流行病情報部門（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的“教父”亞歷山大·朗繆爾（Alexander Langmuir）就開始積極培養媒體對他手下的流行病學家進行如此報道。
但是這種流行的公眾形象存在一個缺點，那就是詞彙的選擇和敘事慣例與犯罪小說存在重疊。將公共衛生工作者描述為“疾病偵探”引發的後果，就是將追蹤接觸者的過程描述為“狩獵”有罪的“嫌疑犯”，這些人選擇將疾病“傳給”了無辜的“受害者”，這是另一種歷史悠久的有害的故事公式。如果被指責的人們只是在不知道自己被感染的情況下過著自己的生活，這種描述尤其不妥。
顯然，公共衛生的調查手段以同樣的方式追蹤人際接觸，這種方法長期以來吸引著公眾，但它尤其容易受到這樣的混亂信息的干擾。因此，在面對公共衛生緊急情況的時候，描述接觸者追蹤時必須始終格外謹慎地選擇措辭，這點非常重要。
專注於“零號病人”的記者有可能引發那種廣泛存在、歷史悠久的社會衝動，將責任和批評歸咎於傳染鏈條上的人們。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思考，公共衛生工作者可能會在使用“超級傳播者”（superspreader）一詞時三思而後行。這個令人反感的汙名化稱呼仍然被廣泛使用，它指的是一個傳染了其他許多人的感染者，並且經常被用於形容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零號病人”：蓋坦·杜加斯（Gaétan Dugas）。
我們所看不到的
許多人都聽說過法裔加拿大乘務員蓋坦·杜加斯的故事，他被錯誤地指控為引發北美艾滋病流行的“零號病人”。簡而言之，這名男子從 1982 年起便受到關注，當時美國公共衛生調查人員收到了報告，說加州有許多男同性戀患上了艾滋病，並且他們曾相互發生性行為。當時人們還不知道這種疾病是由病毒引發的，也沒有檢測患者的手段。
在沒有明確的艾滋病檢測標準的情況下，病例之間的性關係網絡為研究疾病是否通過性行為傳播提供了機會，這個網絡中的所有人都符合當時官方對這種新型疾病的嚴格定義。加拿大人杜加斯的性關係似乎將加州的幾起病例聯繫了起來，否則這些案件就沒有任何明顯的關聯。因為他不住在加州，他被標記為“加利福尼亞外部”（out of California）病例，簡稱“病例 O”或“患者 O”。
蓋恩·杜加斯，由雷伊·雷德福（Ray Redford）在 1972 年拍攝於溫哥華，當時他還不是那個典型的“零號病人”。圖片來源：Richard McKay，作者提供
調查人員詳細的接觸者追蹤工作揭示了一張性關係的網絡，最終將加利福尼亞州的病例、紐約的其他病例以及其他州的城市聯繫起來。研究人員最初將該網絡的中心標記為“患者 O”。接下來，其他研究人員將字母 O 誤認為數字 0，許多人開始將圖表中心的人誤解為“零號病人”，這是北美地區艾滋病流行的“原發病例”。
由於這件事對杜加斯個人造成的影響，和對他所愛之人造成的痛苦，以及它為後來的“零號病人”塑造的汙名化敘事框架，這個案例最近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最初，蘭迪·希爾茨的暢銷作品《世紀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甚至使用可疑的證據強調杜加斯拒絕遵守公共衛生指南，並宣稱這表明他有意將疾病傳染給他人。
但是，這個歷史案例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用的警示，促使我們深入思考與聚集感染相關的可識別的個體，以及更一般的無症狀病例。
典型的“零號病人”杜加斯確實有大量的性接觸，但希爾茨所描述的聯繫中一部分是在他出現明顯的症狀之前發生的。並且在同一張圖表中，其他幾名患有艾滋病的男性也擁有數量相當甚至更多的性伴侶。主要的區別在於，他們無法或不會像杜加斯那樣，與調查者分享了與性伴侶接觸的細節。結果就是在那張圖表上，杜加斯的性伴侶被識別，像輪子上的輻條一樣從他身上發散出來，而其他人卻被空曠的空間包圍著。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針對可識別病例的接觸者進行追蹤、建立模型的侷限性。當用視覺表示事物時，我們很容易專注於所描繪的內容，而不是可能缺失的內容。同樣，通過展示有症狀的人之間的已知聯繫，我們有可能忽視那些具有傳染性但自身沒有症狀的人，以及那些看起來不太可能與感染鏈條有關聯的人，而他們之間的聯繫也同樣重要。
在理解聚類圖（cluster diagram）的時候將注意力偏離重要的方面，還可能有另一種原因。在 1982 年，有一個當時看起來合理的假設：某人從暴露於任何導致艾滋病的因素到顯示出這種疾病的跡象，期間可能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在這個前提下，用圖表表示這些男人之間的性關係是合理的，因為圖表中所描繪的暴露似乎就是導致傳播媒介感染他們的事件。
但是接下來，事實漸漸浮出水面：人們從被感染到表現出症狀，所需的時間比預期要長得多。如今我們知道，在沒有其他健康問題的情況下，這一過程大約需要八到十年。如今我們還知道，到 1981 年研究者開始對艾滋病進行認真調查的時候，已經有數以千計的美國人被感染，而他們仍然過著平常的生活，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感染了病毒，正在將其傳播給別人。
因此從我們現在的觀點看來，到 1980 年代末期，聚類圖中描繪的性關係絕大多數並非導致這些人成為 HIV 陽性的性行為。這些暴露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經發生，從 70 年代初期到中期，這超出了調查的關注範圍，因此被排除在圖表之外。這不僅進一步消除了被強加於杜加斯的任何特殊意義，並提醒我們
從當下有限的視角來看待事物可能會錯過什麼，這點非常重要。簡而言之，如果過多地關注“零號病人”或接觸者追蹤調查中被發現的病例，我們就有可能忽視了具備傳染性的無症狀感染者所帶來的風險。另外，如果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去關注個體，我們就有可能忽視那些可以在社區中共同採取的行動。
換言之，我們越能想到感染就在“此地”、在“我們”中間，而不是在“別處”、在“他們”中間，那麼我們就越能專注於行為，例如洗手、自我隔離和保持身體距離等。就在現在，通過同時使用這些措施，就能降低我們的感染風險。
在接下來的許多個月，接觸者追蹤將始終是 COVID-19 疫情應對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對全球大流行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通常都由各國規劃和執行，因此各國的衛生部門通常更加關注國境內發現的首個病例，這點情有可原。然而官方機構也應該記住，有些人會將這種關注理解為鼓勵大家將這種疾病歸咎於局外人，進一步強化了長久以來將世界其他地區視為疾病來源的觀念。
在新冠病毒尚未大規模流行的地方，通過大力追蹤新病例，並對接觸者進行檢測以爭取控制疫情，這有助於防止疫情演變成未被發現的“社區傳播”。而在新冠病毒已經廣泛傳播、並且已經採取了大規模管控措施的地區，在解除限制之前都還需要對新病例進行認真調查，以免疫情再次暴發。
無論如何，在我們的 COVID-19 敘事中不應再出現“零號病人”。我們必須關注我們講述的故事和追蹤到的聯繫，並留心可能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描述“零號病人”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使之偏離為遏制疫情而進行的建設性努力。洗洗手吧，把這個有毒的詞洗掉。我們的整體健康狀況，以及我們現在和將來對流行病的理解能力，將會因此變得更好。
閱讀更多 知道丶朝歌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