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在過去的一年裡，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是獲得各種長篇小說獎項最多的作品。
作為曾經的新聞記者，《南方週末》的一員，我在汶川地震發生後，奔赴四川前線採訪報道。那個時候，阿來是汶川地震的志願者。十年後，阿來的《雲中記》以小說的方式，在十幾年後對汶川大地震那場浩劫，進行了文學的審視與表達。
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被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評委們評為年度長篇小說大獎作品。這個獎項以中青年作家為評選對象，只評當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創圖書。在文學的大海里，發現隱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島嶼和燈塔，標記點亮這些文學地標，是閱文·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宗旨。
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我發起，由探照燈書評人協會主辦，閱文集團大力支持，由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閱文集團高級執行副總裁張蓉擔任評委會主任。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專業的華文“評論人和媒體書評人”獎，由張莉、邵燕君、邱華棟、姚海軍、徐晨亮、姚海軍、黃驚濤、劉蒙之、張維特、陳斌等一批全國活躍的高校學者、作家、媒體人擔任評委。每月評出十本月度文學好書，年度評出十本年度文學好書，每年12月，在北京頒獎。
在頒獎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國貿大酒店，專訪了阿來。
張英：另外再說一個人物形象的問題。這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從先鋒文學開始，小說裡很少有立得住的人物形象，讓人過目難忘。批評家往往只認為是作家偷懶，或者作家長期在書齋缺乏生活經驗。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阿來：其實他不是作家功力問題，還是個語言，其實你要把他寫活，不就是多刻畫一下，言行舉止，與眾不同嗎？
英國作家福斯特不是寫過《小說面面觀》嗎？這本書提到人物章節時，就寫了兩種東西，一個是“圓形人物”的，我們理解有形象的，側面眾多，使人感到意外並使人信服其意外之合理；另外一種“扁平人物”就是類型人物，好處在於使讀者一目瞭然其人為何，並且印象深刻從而歷久不忘。如果讀者是信服地感到意外，則是成功的圓形人物。意外出現卻不使人信服，則是不成功的圓形人物。如果一點都不意外，那就是扁平人物。
我們的先鋒文學一直有一個任務和使命：需要讓筆下的人物傳達作者的文學觀念。今天我們來檢討先鋒文學，傳達出來的新觀念，更多是作家的姿態和觀念，而不是作品形成的文學魅力。
我們看到很多先鋒文學作品，它們重要就是過於把作品工具化，把人物工具化，只要筆下的人物，能把作者的寫作目的和理念，表達出來傳達出來就可以了。薩特說世界很荒誕，哲學很高尚，但是你讀薩德小說，很難看的。因為他就是在小說寫作裡，只要是說出這種荒誕就可以了。
這個問題不光是在中國，在全球範圍來看，都是這樣，先鋒文學，現代派文學，不光是在中國，就是看全球，其它國家，現代派都是強弩之末了。全世界的先鋒文學也一樣。所以，我們中國很多時候的文學批評是偏頗的，不光是餘華、格非了，全世界你看那些作家還在繼續先鋒呢？對不對？現代派就是二戰前後有過那個風行，傳遞到中國，影響到我們這80年代作家的社會，其實在他們的國家，這種藝術上的影響，已經進入尾聲了。
張英：所以，迴歸文學傳統，注重講故事。
阿來：這也是大部分作家的選擇。因為作家們都覺醒了，我們不能讓小說，讓人物，只是做一個傳達作家文學觀念的產物。現代派，先鋒文學是對傳統文學的造反、革命，但是革命觀念就那麼多，不可能每時每刻都產生新思想，而且先鋒文學都在說什麼是荒誕，傳統文學過期過時，怎麼樣不對，這就跟我們文化大革命一樣，走極端了。
某種程度上，在這個年代只有說“不是”的人，而文學是需要有說“是”的人，與時代和潮流背離，這才是真正的先鋒派。而這個事情，是在托爾斯泰時期，他們那批作家是能做到的，但是後來的作家可能慢慢就做不到了。所以現代派文學有一種深刻，是通過偏激來達到，但問題是你不可能永遠是這樣的。薩特說了人生很荒誕，那你跟著說就沒意思了，得跟我說一個什麼是不荒誕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慢慢要回歸，又慢慢回到古典和傳統上，迴歸到語言上。
剛去世不久的哈羅德·布魯姆在寫《西方正典》裡，對但丁、喬叟、莎士比亞、塞萬提斯、蒙田、莫里哀、彌爾頓、約翰遜、歌德、華茲華斯、奧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爾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芙、卡夫卡、博爾赫斯、聶魯達、佩索阿和貝克特的作品進行了解讀，稱他們的作品是“西方正典”，為什麼？
張英：古典當正典。《西方正典》選擇是全部都是傳統作家。
阿來：對，正典，哈羅德·布魯姆說古典是正典，我覺得這個很了不起。文學創作和人走路一樣，你繞一圈還會回來，因為這是人的本能。我們需要“是”，你不能老說“不是”最後也得告訴我們“是”什麼。
原來那個房子不好看，你們上來就是一幫暴徒，上來給我們把房子拆了，你們拆的過程當中也痛快，觀眾看著也很痛快。但是問題是拆了，你能建一個比原來更好嗎？其實我們看中國歷史，從近現代到革命以來，我們做的那些事情，革命的痛快，我們是享受了，但後果是什麼呢？大家現在都看到體味到了。
先鋒文學也是革命，但是革命之後呢？你不能讓只有朦朧詩拿去講吧？房子都拆光了，我們還必須有一個棲身之所，我們不可能又回到巖洞裡面去？那你給我提供的替代物的是什麼？所以今天我覺得文學經過這樣的循環，必須要回答這個問題。
張英：你怎麼回答？
阿來：我們漢代、唐代那個時代，開放性是非常充足的，我們中國今天有最好的文化內核就是在漢唐時代建立的，中國文化的審美系統，核心的文化價值觀，都是在哪個時候的建立起來的。
今天我們討厭的中國文化裡很多東西，就是在後來閉關鎖國的時候，為了保存某種純粹性的事物長大起來的。我非常不喜歡這些東西，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總是把自己放在一種爭論的形態當中，對立的形態當中，不同的人不同的陣營，或者因為左跟右，或者傳統與現代，外國和中國，西方文化跟國學，總在造成或此或彼的一個對立的爭論狀態，大部分知識分子自動站隊，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文化裡最不好的一個東西。
我心裡面有這個障礙。我只管你好不好，對不對，有沒有道理，行不行？我熱愛國學，但是你真正這些人，把國學庸俗化狹義化到那個程度，我馬上要警惕。我也反對全盤西化，但是如果沒有部分西化，五四文化運動要來的兩個東西：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怎麼辦？那不就是中國文化所欠缺的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在觀念上不站隊，但是我能分辨誰好誰不好。我們不能說洋派就好，洋派也有，某些時候我們用人家的東西，效果挺好。我也不想說國學派就好，什麼東西我們曾經都有，你有個屁。那你鴉片戰爭為什麼打不贏？你說這個好，等於把四五新文化運動的這個意義全部取消了、否認了，魯迅也不行，胡適也不行，是不是？他們都胡說八道。
張英：落在文學上呢？
阿來：在文學上，從我工作的這個行當上來說，最後落到寫作上，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這些藝術樣式，必須落腳到語言上。漢語，最多人使用的語文，也可以稱為中文，因為有很多國家的不同民族都在用，我們不能用英文寫作，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用中文寫，那你就必須尊重中文內在的審美。
當然，我們在寫作的形式、結構、技法上，接受了西方很多觀念，如果你搬用西方的東西，你就發現你就是一些想法、觀念，你沒有情感。但我們是中國作家，我們描寫中國的故事，寫中國人，得用中國文化的內在審美。它們一路從《詩經》、《史記》下來，到古典詩詞裡來；如果要說文學的敘事，《左傳》就開始了，一直到《紅樓夢》、《聊齋志異》，這也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
我們今天的作家，有幾個人在自己的寫作中，追述過這種傳統？
張英：還是有自覺的作家在進行這種嘗試的。像劉震雲、莫言等人，都在一些作品裡有這樣的嘗試。
閱讀更多 探照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