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要認識到，基於對沈志華先生所掌握的諸多故紙堆的輕信，諸多公知成為上述論點的助推者，乃至因為聚焦於“中國簽約後被捲入朝鮮戰爭”等，對諸多生於和平年代而對“戰爭”具有天然排斥感的青年人，產生了深遠的誤導作用與影響。
因此，本文將跳出就事論事，以歷史廣角俯瞰沈先生手中的那些故紙堆的侷限性，及其據此推導出的相關論點的偏執性。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並非在否定沈先生蒐集的那些史料及為此付出的辛苦，而是不認同其據此片面推導出的論點。此外，標題中的“中國結”，既是在指“癥結”，也是在指“情結”。
一、中國近代的戰爭癥結
敲黑板，請不要打瞌睡，呵呵，這不是按照必然簡化的教科書在上歷史課。
發生於中國近現代的戰爭包括朝鮮戰爭，成因均可追溯到1840年被教科書定名的鴉片戰爭，而鴉片只是一個“道具”並非主因，實際則是隨著工業革命的大發展，閉關鎖國的大清出現貿易逆差，大量白銀流失導致國庫空虛，雙方在談不攏的情況下，只能通過戰爭予以解決，英國人稱之為通商戰爭。
請注意，不論基於鴉片還是通商，均改變不了西方的侵略實質與殖民本質，相對於鴉片而言，為了通商發動戰爭的性質更惡劣。
當時，好在中國仍處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階段，普通民眾尤其是農民直接感受到的貿易逆差及戰爭影響較小。
此後，大清也痛定思痛搞起洋務運動，主要目標是以夷制夷的軍事近代化，同時順便帶動了工業化。可是，大清的腐朽沒落已然造成脊樑嚴重缺鈣，病症表現便是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包括割地賠款，至1885年中法戰爭、1895年甲午戰爭，由洋務運動建立起來的那點自信，也先後被法國、日本打掉了。緊隨其後的1898年，基於改良社會的戊戌變法則被自裁了。
洋務不行，變法也不行，那還能怎麼辦？
孫中山出山了，他將中國癥結歸咎於“韃虜”執政，因此，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目標的一系列起義發生了，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桃子卻被軍頭袁世凱輕舒猿臂摘走。
實事求是地講，在北洋軍閥執政期間，雖然沒有能力廢除大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也沒有再丟失一寸領土，甚至成為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不過，對內卻是利益燻心且吃相很難看，以1916年的洪憲復辟為之最。
隨後的1917年，由涉及中國之路的軍政還是憲政的府院之爭，惡化為憲政還是皇權專制的張勳復辟，進而導致連年的軍閥混戰；又在1919年，由基於西方瓜分中國利益的“二十一條”，引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進而讓普通民眾也開始思索中國之路，包括德先生、賽先生以及實業救國等。
與此同時，中國的路——鐵路、公路、海路的興起也直接影響到中國之路。尤其是鐵路，顛覆了原本以京杭運河為動脈的經濟格局，直接致使運河沿線及主要輻射區陷入經濟危機；至於海路，則讓境外資本迅速侵入經濟市場，並吸引大量農民離開賴以生存的土地。
進一步而言，雖然在表面上以工業化促動了經濟步伐，但實質上，卻是在以壟斷手段重新對社會財富進行不成比例的分配，並且是在軍閥混戰的大背景之下，由此必然地動搖了中產階級的根基，其下的農民更是大量破產，土地隨之愈發集中到地主的手中；工人的境遇雖然相對較好一些，但也愈加直接感受到世界經濟的波動，至1925年爆發“五卅運動”。
緊接著在1926年，爆發了國共聯手力圖改變中國之路的北伐戰爭。
僅說當時國共兩黨的中層以上幹部，諸多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按照現在的說法是富二代或白領，往前可追溯到撰寫《革命軍》的鄒容，撰寫《猛回頭》、《警世鐘》的陳天華，時至創辦《湘江評論》的毛潤之等。
只因前文所述的政治經濟動盪乃至浩劫，讓他們必然地切身感受到危機並升格為憂國憂民，進而，決意通過行動乃至不惜生命改變中國之路，但因理念不同而出現主義之爭，就如同前文所述德先生、賽先生以及實業救國等的不同探尋。
可是，德先生、賽先生死於中國軍閥的大刀之下，實業救國死於境外資本的重錘之下——這是歷史的必然！主義之爭也就不出意外地導致1927年國共分裂，並必然地演化為軍事對立，雖然於1937年基於民族大義，國共再次聯手並誓死抗日，但在勝利後的1946年，仍然自然必然地發生了內戰。
內戰包括戰爭，在當今沉浸並享受於和平環境的某些人，尤其是部分青年人的眼中，已然被不分黑白是非地惡名化，但哪怕只是回看一眼中國歷史，想必就能理解被迫捲入你死我活境地後的必然性——你若穿越到那個時代，也必然會拿起槍桿子；否則，只能閉嘴卑躬屈膝於對方的槍桿子，能否得以苟且偷生仍未必可知。
世界之大，真正得以保持中立並因此受益的只有瑞士，但從歷史長河來看，仍然僅是暫時的。
綜上所述，僅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一直在尋找解決癥結的辦法，可謂是中醫西醫療法用盡，包括軍閥們的亂開猛藥，幾經周折才有了1949年的結果，並決定了此後的中國之路。進一步而言，並非是誰偏要通過開刀——戰爭解決中國癥結，而是在被迫無奈之下，由歷史主導的必然結果。
二、中朝、中越的國際情結
仍然回看鴉片戰爭，直接起因是林則徐主持的虎門銷煙，其本人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同獲此榮的還有他的好友魏源。
其實並非只有林則徐、魏源，在國門被堅船利炮轟開之前，中國已有一批人在通過不同視角審視著這個世界；在國門被轟開之後，中國被迫開始採取行動，最早是李鴻章、張之洞等奉命搞洋務運動，並於1872年首次以官方名義派出留學生。
此後的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搞起戊戌變法，結果要麼被殺頭，要麼流亡海外；同樣被迫流亡的孫中山、黃興等，則乾脆搞起同盟會鬧革命；及至1918年，毛澤東（參與組織）、周恩來等主動赴法勤工儉學，以期實業救國，後遭法國政府強行驅逐，其中一批人轉赴蘇聯留學。還有走入另一條留洋路並具代表性的魯迅，在面對中國之路產生茫然之後，由實業救國改為醫學救國再到文學救國。
不可否認且毋庸置疑，中國在被迫融入世界的過程中，面對的除了歧視就是歧視，除了欺負仍是欺負，鮮見國家層面的友誼。當然，一定會有民間善意，給國人留下最深印象當屬魯迅的《藤野先生》。
其實，也有因同病相憐而與中國越走越近，後來甚至並肩作戰的國家：於1885年淪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於1910年被日本吞併的朝鮮。
說到越南，不得不提領導人胡志明，其於1922年在巴黎與勤工儉學的周恩來相識；後於1924年，在廣州舉辦越南青年訓練班，並創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仍是在廣州，越南青年洪水於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四期，後於1928年加入中國紅軍並參加長征；在抗戰勝利後，洪水返回越南出任第五、第六戰區司令員兼政委，被授予少將軍銜；1950年奉命回到中國，曾任解放軍訓練總監部條令局副局長，併成為唯一的外籍開國將軍，且是中越雙料少將。
不僅如此，早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廣州起義時，便有越南華僑集體參加，有的成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在那裡，還葬有越南烈士範鴻泰，其於1924年刺殺到訪廣州的法國駐越南總督馬蘭，後遭追捕而投江自殺。
更著名的刺殺行動出自朝鮮志士之手，包括：1909年，安重根在哈爾濱成功刺殺侵略朝鮮的元兇、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932年，尹奉吉在上海成功刺殺“一二八事變”的禍首、日陸軍大將白川義則等，在場的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被炸斷一腿。
正是這個重光葵，拖著殘腿於1945年9月2日登上美艦密蘇里號，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簽署無條件投降書。
進一步說中朝關係，因為同病相憐逐漸愈加緊密，後來隨著國共的合作與分裂，則出現錯綜複雜的變化與結果。
在1924年黃埔軍校籌辦期間，蔣介石專門派陳果夫到上海甄選朝籍學生，另有中山大學也在招收，朝籍生源分別來自朝鮮、中國東北、蘇聯遠東、莫斯科、日本等，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有800餘人，其中200餘人入學黃埔軍校。
在黃埔軍校，有一名叫崔庸健的朝籍教官，此前畢業於雲南講武堂，算是朱德、葉劍英的小師弟；1927年，他率隊參加廣州起義，有150餘名朝籍戰友犧牲；此後，他轉赴中國東北參與領導抗日活動，並將在那裡的朝共納入中共體系，至1932年成立東北抗聯，他先後任第七軍參謀長、軍長，後來成為朝鮮首任人民軍總司令，地位僅次於金日成。
除了中共領導的東北抗聯，1938年，另一支具有軍事武裝性質的朝鮮義勇隊在武漢成立，後分赴浙江、湖南、廣西配合國軍作戰，又於1940年轉戰太行山配合八路軍作戰，在日寇發起的1942年五一大掃蕩期間，該義勇隊領導人石正、陳光華犧牲。
此外，在“韓國國父”金九的主持下，隨同國民政府撤至重慶的大韓民國流亡政府，於1940年組建了一支韓國光復軍，時任參謀長李範奭，後來成為韓國首任內閣總理兼國防部長。
1942年，在蔣介石的干預下，金元鳳帶領上述朝鮮義勇隊編入韓國光復軍，改任少將副總司令。金元鳳是黃埔四期生，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成為朝鮮首任監察相。
仍是在抗戰期間，延安駐有朝共、越共、日共等的領導人或代表，其中以朝共人員居多，1939年誕生於延安的《八路軍進行曲》，作曲者鄭律成便是朝籍，該曲在解放戰爭時期更名為《解放軍進行曲》，1988年被正式確定為解放軍軍歌。鮮為人知的是，鄭律成曾於1933年入學南京的朝鮮革命軍政治幹部學校，併成為一名專事反日的職業刺客。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四野編有3個“朝鮮師”，另有朝鮮籍（族）官兵分編在其他部隊，其中的156師隨四野南下，直接參加解放全中國的軍事行動。
在朝韓分別於1948年建國時，雙方高層及至普通官員，可以說均與中國有一定淵源，並與國共雙方有著超出國家層面的情誼或仇怨，而在朝鮮戰爭爆發前，蔣介石曾親自飛赴韓國，與李承晚商討結盟事宜，並達成軍事援助意向。
綜上所述，中國在嘗試乃至努力融入世界時，結果卻是處處碰壁，自然而然地就與同病相憐的朝鮮、越南走到一起，以至自辛亥革命以來，通過並肩作戰建立起血濃於水的情結——對於國共雙方同理。若僅是像沈志華先生那樣基於常規的國家關係理念，而“理性”乃至“冷血”地解讀相關問題，勢必就會出現曲解與誤判，這也適用於中蘇關係。
三、國共與蘇聯的恩怨情結
最早與蘇聯建立聯繫的是國民黨，那是在中共成立之前的1919年，蘇聯派遣使者面見孫中山討論革命問題。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赴廣西桂林拜會孫中山，後者雖然仍對共產主義不以為然，但認同蘇聯的新經濟政策與其民生主義原則相符合，並表示願意派人作為使者去莫斯科；此前的7月，馬林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這讓孫中山開始認真考慮與蘇聯的實質性合作。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外交代表越飛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雖然第一條便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但在蘇聯願意提供援助的關鍵性基礎上，並未妨礙“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有說是“容共”）三大政策的確立，以及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實際執行。
此外，雙方基於實用主義針對具體條款均有妥協，但孫中山的妥協必然會更大一些，包括中東鐵路（長春鐵路）、外蒙古等問題，後來延續影響至1945年、1950年的中蘇友好條約。
同年9月，孫中山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內有共產黨員張太雷、沈玄廬）赴蘇考察，包括黨務、軍事等內容，並商討派駐軍事顧問等事宜。後來，在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中實行的黨代表制，就是源自蔣介石的這次赴蘇考察。
同是9月，鮑羅廷作為蘇方全權代表抵達廣州，他的工作之一便是籌建黃埔軍校，蔣介石才得以有了“校長”之稱。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導致國共分裂，中共隨即舉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
只說廣州起義，上文提及朝籍人員直接參戰，其實蘇方有參與策劃，最終，蘇聯駐廣州副領事哈西斯等5名外交官被虐殺。
至於紅軍時期，蘇方通過共產國際干預中國事務，並導致毛澤東遭到排擠等，在諸多史料及文藝作品中已有呈現，本文就不再贅述。
快進到抗日戰爭，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向中國提供軍援的國家只有蘇聯，但簽收人是蔣介石，包括1200餘架飛機、82輛坦克、1317門火炮、1800餘輛汽車、14025挺機槍等，並先後派遣500餘名軍事顧問、2000餘名飛行員參戰，後者以犧牲200餘人的代價，打掉或摧毀日軍戰機1049架。
可是，蘇聯為了緩解西線來自德國的壓力，於1941年4月與日本簽訂《日蘇中立條約》，隨後退出中國戰場；當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戰爭，美國、英國隨即與中國結盟，由此改變了歷史走向。
事實上，直至二戰結束，西方提供給中國的所有軍援，僅與蘇聯之前提供的數額持平，而美國飛虎隊原本只是蘇聯航空隊的配角，反而成為西方援華的標誌性大明星。
此外，如今在重現中國駐緬遠征軍的影視劇中，亮相的均是美式裝備，其實至少第200師在出國時，官兵配備的仍是蘇制武器。
在二戰收尾階段，蘇聯依據《雅爾塔協定》重返中國戰場，而有求於人的蔣介石，只得簽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關於大連之協定》、《關於旅順口之協定》、《關於長春鐵路之協定》﹑《關於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東三省後蘇聯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等，並互換了關於外蒙古問題的照會。
蘇聯在獲取上述遠東利益後，更是將遵守《雅爾塔協定》作為大前提，幹了諸多令中共及至朝共不滿的事情。
於此就要說到關鍵之處了，因為按照蔣介石簽下的條約，蘇聯要享受相關特權至1975年。對此，新中國的選擇無外乎是：1、不予承認直接撕毀；2、全盤接受繼續執行；3、予以修訂雙方重籤。
那麼，就要請教沈志華先生了，如果您穿越到1950年並擁有決策權，將會做出怎樣的決定？
顯而易見，哪怕是基於實用主義的趨利避害，也應該“予以修訂雙方重籤”，由此，不僅在形式上廢除國民黨政府的簽字，並基於主權問題，解決自孫中山時期遺留的歷史問題，也可以此增強中蘇之間的互信，以免再出現我方被掣肘的情況。當然，還能獲得急需的援助。
若排除上述三種最基本的模式，另有兩種極端選擇：
1、國共第三次合作並與美國結盟，然後聯手向蘇聯施壓或開戰。可是，可能嗎？
2、佯裝不知拖下去，拖到時機成熟時。可是，蔣介石乃至美國能給你時間與機會嗎？
要知道，在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之前，除了西藏尚未解放，以及200萬蔣軍餘部、殘匪、其他敵對武裝等尚未剿滅，蔣介石不僅佔據著臺灣島、海南島，還有諸多具有戰略位置與價值的離島。
只說開國大典時，有4架戰機是在世界罕見地帶彈受閱，以防遭到空襲。實際上，敵機並非來自臺灣島，而是舟山群島的定海、岱山兩座機場，並能就近轟炸上海、南京、杭州等。
插入一段：鑑於敵機轟炸上海等地，簽訂了《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補充協定》，據此要求蘇軍派駐空軍，在1950年8月～12月，先後有13個航空師進駐東北、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以至在抗美援朝時成為一道有效的防護牆，併成為中國空軍的培養基地。
此外，仍是在中蘇友好條約簽訂之前，蔣介石於1949年7月、8月飛赴菲律賓、韓國，準備建立遠東國家聯盟，並與韓國達成軍援意向，美國則採取默認態度。
進一步而言，蔣介石當時仍有能力反攻大陸，包括佔據著由北至南環繞沿海的舟山群島、臺灣島、萬山群島、海南島，並間隔分佈著大陳列島、馬祖列島、烏丘嶼島、金門列島、澎湖列島等（請注意群島、列島、島的稱謂），這些不僅是護衛臺灣島的屏障，也是封鎖大陸海運經濟的堡壘，更是反攻大陸的基地，包括上述定海、岱山兩座機場，可以直接空襲北京、上海、南京等。
那麼，就又要請教沈志華先生了，如果您穿越到1950年並擁有決策權，會做出怎樣的決定？
顯而易見，必然也必須要先下手為強，清除直接的威脅與後患，而蔣介石在不顧一切地搞國際聯盟，美國軍方則一直在向中國大陸表達強硬立場，也必然地助推了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
只說在2月中蘇友好條約簽訂之後，至6月朝鮮戰爭爆發之前，我軍先後收復海南島、舟山群島；至10月抗美援朝之前，我軍收復萬山群島，以及協助越南發起邊界戰役，將陳兵於中越邊境的法軍擊潰，消除近在咫尺的境外威脅。顯然，由此建立起來的自信，必然會反映到被迫且必然的抗美援朝之中。
綜上所述，就算沈先生將手中的故紙堆翻爛了，如果……最基本的如果不將視野拓展到華東、華南沿海及至臺灣島，並看到蔣介石勾連韓國、菲律賓的所作所為，美國及西方陣營在權宜之計下的虛偽性，尤其如果不放眼審視歷史的必然性，那麼，勢必就會得出偏頗且偏執的結論。
四、結論
1、自西方殖民者強加給中國的鴉片戰爭以來，基於中國之路的探尋行動就沒有停止過，但結果往往是以付出生命為代價，包括對外慘遭痛打的甲午戰爭，於內被殺頭的譚嗣同、以死明志的陳天華、誓死一搏的孫中山等，繼而由歷史選擇了國共的主義之爭，並自然且必然地延續了歷史慣性，即通過軍事手段決定中國之路。其間，蘇聯自然且必然地介入進來，而率先開門恭迎的是國民黨。
2、在探尋中國之路的過程中，中朝、中越因同病相憐走到一起，以至並肩作戰同生共死數十年，隨著國共的主義之爭，各自又分化為兩個陣營，之於蔣介石便是中韓關係，以及由盟友法國主持一方的中越關係。
3、不論國共哪一方主政大陸，必將介入朝鮮半島、中南半島事務，這與國際主義精神及有責任領導亞洲革命有一定關係——對於曾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同理，但主要是基於由歷史決定的“中國結”，也就是必然會出手相助。相比而言，蔣介石的歷史負擔更大，且對共產主義的積怨已深，其採取的手段勢必會更加激進，否則，只能卑躬屈膝於蘇聯之下，並至少要屈辱地等到1975年，才有可能收回由其拱手送出的那些主權。
4、不論是否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絕不會坐視新中國崛起，因此，新中國需要蘇聯的全面支持，蘇聯也需要新中國在遠東予以配合，這是由二戰決定的世界格局，不會以任何決策者的意志為轉移。
5、在歷史的必然性之下，任何決策者只能順勢而為，區別僅在於趨利避害的能力與程度——必須要進行橫向及縱向對比，尤其要認清歷史的必然性，否則，只能得出偏頗且偏執的結論。
閱讀更多 察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