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反法西斯戰爭，大家絕對不會忘記中國的抗日戰爭。那場歷時八年、艱苦卓絕的戰鬥背後，有著無數英雄兒女的拋頭顱、灑熱血，還有許多默默無聞的後方支援者。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後方工作不僅是密碼機要、物資彈藥供應、醫療保障，還有很重要的就是經費！
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八年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在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方面的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同時，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共傷亡3500萬人以上；而東北抗日軍民、敵後戰場、正面戰場殲滅日軍僅150萬餘人，日本戰敗後投降日軍128萬餘人。
這組觸目驚心的數據，對正值國運低谷的中華民族來說，更是一份難以承受之痛。戰爭是燒錢的，要打贏這場決定國運的戰爭，就需要鉅額資金作支撐。但是，不論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共蘇維埃政權，都沒有資金來應付這場日本蓄謀已久、悍然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
1937年正值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第十個年頭，十年間雖然有了一些積累，但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財稅來源還在國際共管的租界和海關手裡，大部分省份仍處於地方軍閥的控制之下；中共方面更是一窮二白。如何破解難題，實現保家衛國？尋求外援成為解決問題的必經途徑。
《抗戰外援：1937-1945年的外國援助與中日貨幣戰》正是講述當時中國尋求外部經濟援助的書籍。作者楊格是美國人，曾為國民政府擔任財政顧問，在中國抗戰結束返美后又受聘擔任中國中央銀行顧問，在中國幣制改革、稅制改革、中央銀行制度、尋求美國援助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隱蔽的中日貨幣戰
“九一八”以後，日軍大舉侵華，企圖快速擴大佔領區域。然而，隨著戰線延長，日軍的財力、物力、兵力不足的弱點漸漸開始暴露。為了維持戰爭，日本除了在本國內融資外，還通過一系列手段打響了中日貨幣戰爭。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抗戰經濟，達到其“以戰養戰”“速戰速決”目的，不僅在中國境內建立起系列日本銀行的支行和日偽銀行，發行偽幣、軍票；以武力為後盾，強制規定不合理的偽幣與法幣的比價，套取中國外匯，佔領淪陷區貨幣市場；還用套取的法幣囤買物資。
針對日偽銀行發行偽幣，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在國統區嚴禁使用敵偽貨幣，在敵佔區推行地方銀行紙幣維護法幣；另一方面極力維護法幣在淪陷區流通。而敵後抗日根據地則先後成立了多家地方銀行，在華北根據地發行邊幣、華中根據地發行抗幣，採取發行和鞏固本幣、保護法幣、打擊偽鈔、肅清土雜鈔的貨幣政策，逐步澄清金融市場，初步建立本幣市場。
針對日軍偽造法幣問題，國民黨政府下令軍統局與美國合作，由美國提供印刷設備和紙張，實行了偽幣的仿造，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用於搶購物資；而抗日各根據地則利用節假日，開展一系列反假鬥爭，他們將假幣貼在布上向人們進行宣傳，以提高人們辨假能力，此外還研究假鈔的特徵，印發通知，發動群眾力量開展反假鬥爭。
此外，針對日軍貶低法幣通兌率、套取外匯等做法，中國人民都採用了積極的方法應對。為粉碎日軍貨幣戰，國民政府還建立起戰時金融體制，成立四聯總處、實行四行專業化、統一代理國庫、統一外匯收付、集中保管普通銀行存款準備金、統一調劑金融等方法進行鬥爭。敵後的中共方面，則充分發動群眾，寓敵人於人民戰爭汪洋大海中。可以說，中日貨幣戰中日軍並未討得多少便宜。
國際對華經濟援助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中國便處於亡國滅種的危難關頭。南京國民政府方面仍然有著“攘外必先安內”小九九，指望通過國際調停或英美援助來贏得勝利，其駐美大使還樂觀地提出“中國只要從國外得到軍事裝備就能勝利抵抗日本”，並不希望放棄自1927年以來的十年積累。
中共方面，毛澤東分析了“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是爭取外援的首要可能，並提出“抗日的外交，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戰勝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於敵人的。”爭取外援成為中共抗戰的對外方針之一。
因此，不論初心如何，不管是國民政府也好，中國共產黨也罷，對外的政策都是爭取國際援助。從當時的中國來看，迫切需要兩類國際援助，一是諸如財政信貸、軍火武裝之類的直接援助；二是能夠迫使日本改變侵略行為的國際行為。
抗戰初期，國際社會對日態度較為軟弱，甚至九國公約也成為互相觀望的見面會，中國求諸國際社會集體制裁日本的希望落空。在國際援助方面，中國雖然要求英、法、美三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用於抗日慘遭拒絕，卻得到了蘇聯援華抗日的最直接、最得力的支持。
抗戰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在軍費籌措方面也積極想辦法。一方面進行國內籌借，他們通過國家銀行墊款的方式籌款，卻導致了貨幣發行量劇增，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進而間接拖垮了國民政府的“國庫”，使戰後的國民政府在經濟方面滑向垮臺。
另一方面，仍然派出人員進行國際籌措。在胡適、陳光甫赴美洽商取得初步成效後，派出宋氏家族的宋子文，甚至宋美齡多次赴美求援。1938年至1941年間，美國向中國提供了約1.25億美元的貸款，其中4500萬用於購買美國的軍用物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又多次向中國提供了總計5.5億美元的貸款和15.48億美元的租借物資，這些資金和物資上的援助，極大緩解了國民政府在戰爭期間所面臨的巨大財政壓力。此外，美國還以民間志願服務的形式，向中國派遣了飛虎隊。
蘇聯作為共產國際的老大哥，也積極向中國提供大量援助。1937年到1939年，蘇聯累計向中國提供了2.5億美元的援華貸款，這些錢大部分用於從蘇聯低價購買了飛機、火炮、槍械等軍事物資。此外，蘇聯還向中國派遣了6個飛行中隊的志願航空隊，並提供了大量的軍事顧問和專家。
這些國際上的援助，不僅幫助國民政府渡過最初難關，也使其在正面戰場上先後組織了淞滬會戰、南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等幾場大規模戰役。加上處於敵後根據地的人民武裝密切配合，有效遏制了日軍迅速侵佔中國的企圖。
中共所獲外來援助
俗話說“自助者天助之”，為持續抗擊日軍，國共兩黨的領導人都客觀分析了國際和國內形勢。中共領導人在辯證分析自己所處的經濟、軍事等狀況的情況下，在主張自力更生基礎上，積極爭取國際友人及愛國華僑的援助。
中共所獲得的這些來自國際的援助，主要包括輿論宣傳、經濟、軍事、醫療、文化及生產技術方面的援助。輿論宣傳方面包括外國記者對中共抗戰的宣傳，比如美國人斯諾作著的《紅星照耀中國》、福爾曼的《北行漫記》、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等；還有來自日本反戰組織及被中共俘虜的日軍戰士，參與了對戰俘的宣傳教育，也為瓦解日軍戰鬥力作出重要貢獻。
說到給中共的經濟援助，包括直接的物資支援和提供工業建設幫助。中共通過與保衛中國同盟保持密切聯繫，把國際友人、愛國華僑籌集的物資和軍隊藥品、醫藥設備轉到延安和其他敵後根據地；海外華僑還向抗戰士兵捐款用於購買防毒面具等軍需物品。在邊區和根據地建設方面，華僑們還積極投身實業建設，一些國際友人還在中國成立了“工業合作組織促進委員會”，都有力地支援了中國的抗戰事業。
在軍事方面，朝鮮、菲律賓等地都組織義勇隊參與了抗日武裝；一些有經驗的軍事指揮官也來到敵後根據地開展軍事教學與技術支持。在醫療方面，白求恩等無數國際醫療人員赴中國開展公務員救治，還幫助中國建立了戰地醫院，開展了醫護人員培訓。還有其他，不一一而足。
回望整個抗日戰爭，我們付出了慘痛代價才挺過了亡國的臨界線，換來了新生。因為經歷過罕見的艱苦動盪，才會懂得和平的珍貴。自古以來的中華文化，推崇“親善友鄰”“國雖大，好戰必亡”，愛好和平的思想，已經深深植根於我們心中。
當下，我們正走在復興的道路上，謀求世界大同，也希望世界知道：中國不懼戰爭，但始終愛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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