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轉型依然是中小銀行的方向嗎？
近日，總資產規模超過3300億元的西北第一家上市銀行—甘肅銀行，發佈2019年年報後，股價突然崩盤，跌幅一度高達49.60%。4月8日上午收盤股價報0.68港元，淪為仙股。
儘管甘肅銀行之前回應，稱其股價暴跌是由於其若干股東“爆倉”所致，但筆者粗淺分析其年報，認為原因更多在於資產質量的惡化，特別是零售版塊的個人經營貸不良率飆升，從2018年的4.77%直線飆升到2019年14.08%，較2018年上升超過9個百分點，不良貸款規模高達9.854億元，較2018年的3.614億元增加6.24億元。實際上，甘肅銀行的零售貸款構成中，“個人經營貸款”一直佔據著很大的份額，在2017年之前，這一比例甚至一度達50%左右，即便是在2019年，這一比重也仍然高達20%左右。
甘肅銀行2019年的個人經營貸不良包袱尚且如此沉重，那麼經受著新冠疫情衝擊、全民居家隔離、大街小巷的商鋪紛紛關閉或轉讓的2020年，個人經營貸的不良情況，恐更加觸目驚心。
從甘肅銀行年報透視中小銀行的零售資產質量
甘肅銀行是中小銀行的一個參照物。作為一家規模超3300億的西北第一家上市銀行，甘肅銀行與眾多中小銀行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中小銀行相比，還是具備諸多得天獨厚的優勢。當然，各家銀行的戰略方向、經營風格、業務重點、客群基礎、信貸結構、區域市場競爭環境等均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但我們可以管中窺豹，從細微之處發現一些共性的風險點。
不可否認的是，近幾年來，隨著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金融監管的持續趨嚴以及利率市場化、互聯網金融等的衝擊，商業銀行過去所倚重的公司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業務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中小銀行，與區域經濟深度綁定，隨著區域經濟結構調整，不少傳統的兩高一剩行業客戶面臨產能出清、債務違約等問題，中小銀行資產負債表深受影響，資產保全、核銷不良已是筋疲力盡，甚至有一些城商行董事長親自帶隊上門催收，足見不良壓力之大。
而到了2019年，又先後爆發了包商銀行被接管、錦州銀行重組和恆豐銀行被山東省政府及中央匯金注資等事件，同業剛兌事實上被打破，流動性分層加劇，與此同時，債券市場也是天雷滾滾，城投信仰搖搖欲墜，AAA評級的名校企業信仰正式破滅，誰也不知道下一個“雷”在哪裡，會何時爆發，中小銀行的同業投金業務也遭衝擊。
此外，中小銀行的公司治理、內部人控制、流動性風險等“沉痾頑疾”也暴露無遺，監管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高懸。可以說，在前幾年疲於核銷不良的艱鉅任務之外，2020年，中小銀行的處境更是如履薄冰，草木皆兵。
正是在這種市場環境、監管環境和同業環境之下，零售轉型成為大中小銀行的共同選擇。大行向著零售轉型，不論是打造“第一個人金融銀行”，還是“招行plus版”，都具有堅實的、優質的零售客群基礎、豐富的個人金融產品體系和比較完善且多維、經過週期檢驗的個人數據支撐下的風控模型和風控能力，能夠實現批發金融和零售金融更好的融合、互相促進，形成服務生態。
股份制銀行中的招行，零售轉型最早，成效也最顯著，在零售業務佔比達到55%至60%的基礎上，開始反思零售佔比的結構問題，特別是經歷著2020年新冠疫情的衝擊，零售資產的質量並不盡如人意，所謂零售“壓艙石”的作用，可能在現實中更顯“骨感”。
而作為中小銀行，零售轉型幾乎被奉為真理。但是真正做到深耕區域、深耕零售的中小銀行，屈指可數。絕大多數中小銀行把零售轉型，異化為個人消費貸、經營貸、聯合貸以及助貸。比如部分中小銀行領頭羊的年報顯示，2018年，上海銀行、江蘇銀行、南京銀行個人消費貸款餘額增長亮眼，增幅分別達到了127.39%、80.65%、91.22%，而上海銀行和江蘇銀行2018年末的個人消費貸款餘額突破千億元，達到了1575億元和1056億元。中小銀行的領頭羊們尚且如此發力零售信貸，規模更小的銀行衝勁更足，其數據可想而知。
比如規模稍小的天津銀行，其個人消費貸款餘額在2018年猛增691億元，同比增長了785.9%，個人貸款在總貸款餘額中的佔比提升了22.9個百分點至36.7%，個人消費貸款在個人貸款中的佔比由2017年的25.6%快速抬升至2018年的73.6%。
甘肅銀行個人經營貸的不良情況，已經讓人大跌眼鏡，相比於經營貸，個人消費貸的客群質量、風控能力、催收能力以及疫情衝擊影響，恐更加難以預料。而一些非持牌的助貸機構所提供的變相兜底的助貸業務，在疫情衝擊之下，非持牌的助貸機構自身能否“兜”的住，也要打個問號。而對於持牌機構開展的聯合貸，所謂數據風控、聯合運營、風險分擔，其風控數據的維度、風控模型的週期檢驗情況以及風險分擔的話語權、資產保全和催收的權責分配等方面，也值得中小銀行深思。
突發事件面前大數據風控依然那麼有效嗎？
對於聯合貸中持牌機構所宣傳的大數據風控模型，筆者粗淺的認為，大數據風控的數據，是客戶在過去的活動中所形成和積澱下來的，不論是金融數據還是非金融數據，不論是何種維度，這些數據主要是一種歷史的、靜態的數據，在不出現特殊情況下，會按照一種線性的方向演進發展，大數據的分析價值也能充分顯現
但在出現諸如新冠疫情等突發事件時，這種基於歷史、靜態的數據所形成的客戶畫像和風控模型，能否繼續有效的按趨勢和線性，預測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和還款意願？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優質的客戶依然優質，但我們也要反思聯合貸下的客群分佈，據筆者瞭解，不少發起聯合貸的持牌機構，都是打著“普惠”的旗幟，為那些在央行徵信中沒有記錄的“白戶”提供他們過去所難以獲得的金融服務，換言之，聯合貸的客群，可能比銀行信用卡的客群質量稍弱一些，當然只是可能。而信用卡的資產質量，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已經揭曉，交行副行長侯維棟坦言，目前來看，疫情對信用卡資產質量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2019年，交行信用卡透支不良餘額增加約35億元，佔全行新增不良的62%，信用卡不良率也從年初的1.52%升至2.38%。
而兩大APP活躍用戶過億的招行行長田惠宇表示，疫情最直接、最大的影響是資產質量，信用卡和個貸的還款能力、意願都在下降，2月份信用卡和房貸、小微逾期率同比大幅度提升。交通銀行和招商銀行的信用卡資產質量尚且如此，中小銀行以及助貸、聯合貸客群之下的資產質量，不言自明。
對於近期媒體熱議的中小銀行自營網貸產品，筆者認為，中小銀行的自營網貸產品其實在2019年已經集中出現，且多家產品的金融科技供應商也較為集中，這種沿著助貸—聯合貸—自營貸的發展路徑的想法很好，但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值得商榷，特別是風控模型的區域性檢驗和週期性檢驗、自營網貸產品的運營能力、催收能力等，模仿的“形似”可能遠超實質，這種真正的數據風控和運營的能力可能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來。
零售轉型依然是中小銀行的方向嗎？
筆者認為，前期盲目拓展個人消費貸、經營貸、助貸及聯合貸的中小銀行，在新冠疫情之下，零售信貸的資產質量可能會遭遇“滑鐵盧”，如果批發零售的信貸結構不合理、零售佔比偏高、區域和行業分配不均衡，那麼本次疫情衝擊的影響可能比較大。
3月27日，國際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將南京銀行、寧波銀行、蘇州銀行、廣州農商銀行、深圳農商銀行和富邦華一銀行等6家商業銀行的評級展望從穩定調整為負面，並維持其評級。穆迪方面表示，調整評級展望的銀行是貸款組合對經濟下行更為敏感的銀行，原因是其小微企業敞口較大，或者是其貸款多元化程度較低，對最受影響的行業或地區的貸款敞口較大。當然，本文僅做引用，不做分析。
儘管本次疫情衝擊商業銀行的零售資產質量，但筆者始終堅定認為，中小銀行零售轉型依然是不可逆的趨勢，但需要重點圍繞客戶獲取和客戶經營、產品創新和體驗迭代、服務渠道的優化和整合、資產業務與負債業務的融合發展等方面著手，筆者在《“零售之王”招行為何反思零售佔比？零售轉型還是中小銀行的方向嗎》中有過詳細分析，本文不再贅述。
數字化轉型能“包治百病”嗎？
疫情在結果上，必然衝擊著中小銀行的資產質量，當我們從過程上來看，疫情也在深刻改變著中小銀行的金融服務模式和經營模式、管理模式、運營模式等。
疫情之下，零接觸式的上線化、數字化的金融服務，取代網點成為主流的金融服務模式，一時間，零接觸式的數字化金融成為行業熱詞。其實數字化轉型，就如同零售轉型一樣，成為近幾年中小銀行的熱門方向，只是因疫情的到來而顯得更加重要，中小銀行的數字化轉型需求也更加旺盛。
筆者認為，零售轉型是一個業務方向，而數字化轉型則是一個系統性、全局性、持續性的戰略工作。
轉型需要選擇合適的時間節點和符合業務實際的小切口切入，需要有持續穩定的財務支撐和科技投入、人才投入以及技術創新和迭代，需要從基礎的數據治理、數據的標準化管理等基礎性工作做起，需要全行在組織架構、管理理念、文化氛圍等多個維度著手，從戰略規劃到組織架構適應，再到各部門權責分配，再到各業務條線、系統模塊、經營單元的數字化工作落地，這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我們看到媒體熱議的中臺戰略，其實不論是業務中臺、數據中臺還是技術中臺，都是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中的一個個不可分割的模塊。數字化轉型並不是搭建一套科技系統、引進部分數據人才、發佈幾個轉型口號那麼簡單，而是一個漫長的“奔小康”的過程，需要久久為功，穩紮穩打，難以“朝發夕至”，一蹴而就。
數字化轉型知易行難，數字化轉型也難以“包治百病”。比如中小銀行在公司治理、內部人控制及流動性風險管理等方面的“沉痾頑疾”，並不會因為業務的數字化、流程的數字化、經營的數字化而從根本上扭轉，操作風險也是從一線櫃員、客戶經理等崗位風險控制，轉變為對後臺的IT人員的權限和風險控制。再比如前面講到的零售信貸的資產質量、大數據風控，在突發事件、非線性發展中也可能會“失靈”。
此外，數字化轉型是提升了商業銀行數字化的對外服務能力、內部管理能力，大數據風控也是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構建客戶的靜態的畫像。
但從客戶的視角來看，科技並不能改善或者提升客戶的還款能力和還款意願，比如客戶受疫情因素影響工作，進而影響其還款意願和能力，這種現實的情況並不會因銀行的數字化轉型工作而改變。筆者在《知易行難的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一文中有過分析，不再贅述。
筆者認為，數字化轉型，不僅是應用系統從傳統集中式架構向著大數據、雲計算、分佈式等方面升級優化，也不僅是業務從單一的存貸、支付結算向著場景化金融、泛金融與非金融生態構建等方面演進，也不僅是人才支撐從過去的關係型、資源型的營銷人員，向著數據風控建模、信息安全管理等IT類的金融科技人才轉變。而是要從數字化的思維方面轉變，從過去的搶存款資源，向著搶市場痛點轉變，因為市場的痛點就意味著市場的機會，解決了市場的痛點，才能真正形成市場中的競爭力；從過去的提供放貸資金，向著提供解決方案轉變，因為僅僅提供資金，依然是從銀行的視角出發，是結果導向，而提供解決方案，則是客戶的思維，從客戶的視角出發，是一種過程導向；從過去的比拼利率價格，向著比拼專業服務能力轉變，拼價格依然是高資本消耗、重資產經營的老路，而專業的服務能力，才是真正輕量化運營，真正不可替代的“護城河”。
年年難關年年過，穿越波瀾起伏、風險叢生的2019，熬過突如其來、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中小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應急反應能力、客戶服務能力等也得到有效提升，中小銀行也在與風險相伴、經營風險的過程中不斷成長成熟，由弱變強。零售資產質量的惡化，只是長遠發展中的一次練兵，零售轉型和數字化轉型依然是中小銀行的“詩與遠方”。疫情終將過去，困難終將克服，中小銀行也終將在大浪淘沙中經受洗禮、勇立潮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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