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年迈的张九龄午夜梦回，想起他与李林甫一生的宿怨，我想他一定会将故事的起点放在开元九年。
尽管那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是张说和宇文融。这一年，张说拜相。没过多久，依附张说的张九龄，就被提拔为中书舍人内供奉，成了玄宗的近臣。玄宗封禅泰山之后，张九龄目睹宇文融权势逼人，便劝张说：“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而张说则不以为然，轻蔑的说：“此狗鼠辈，焉能用事？”在他看来，自己既是中书令，又是文坛领袖，而他宇文融就是个监察御史，乃狗鼠之辈。很显然，张说看轻了宇文融。
同样是开元九年，宇文融得到了唐玄宗的重用。这一年，他为总设计师，开始在全国推行“括户政策”，增加国家户口，以充实国家财政收入。春风得意的宇文融，也向唐玄宗推荐了自己的小弟，那个人叫做——李林甫。
党争的开端
这已然形成了两个朋党派别，双方你来我往，朝廷颇不宁静。《旧唐书·玄宗本纪》直接这样记载道：
右丞相张说、中丞宇文融以朋党相构。
是的，在经历了开元初期的励精图治之后，开元中期的朋党之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一、党争的第一阶段：张说与宇文融的交锋
首先发难的是张说。身为中书令的张说，一直看不惯因“括户”政策，而与宰相争权的宇文融。《旧唐书·宇文融传》记载道：
中书令张说素恶（宇文）融之为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
换句话说，只要是宇文融提出的方案，张说必然会进行争论。比如，玄宗封禅泰山回来之后，宇文融上疏，请求将吏部分为十批人来主持科举考试。虽然玄宗采纳了
“分吏部为十铨”的建议，但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张说的抵制，正所谓：（宇文）融奏选事，（张）说屡却之。
张说和宇文融的交锋
屡受压制的宇文融，决定反击。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他联合御史大夫崔隐甫，以及御史中丞李林甫，一同上疏弹劾张说，行不轨之事。而这所谓的“不轨之事”，一共有三件。而最刺激玄宗敏感神经的，是这样一件事：
（劾奏张说）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
这意思是说，张说结交了“术士”，夜观星象。而这种行为，难免让人觉得他想图谋不轨。于是唐玄宗立刻就派出金吾卫，将张说的宅子包围了起来。不久前还和皇帝共登泰山，经常宴饮的张说，一下子由宰相变成了阶下囚。
最终，案子也查清了，夜观星象的不是张说，而是他的下属，张说只负领导责任。尽管如此，
张说依然被罢免了中书令的职务；依附张说的张九龄，也被贬到了地方任职。而获胜的宇文融，在几年之后的开元十七年成了“百日宰相”，九十九天后，他便因为得罪官员太多，“为时论所讥”，被贬出了京城。
二、党争的第二阶段：张九龄与李林甫的交锋
谁也没想到，张九龄的人生巅峰，会出现在张说去世之后。
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思念起文学之士的唐玄宗，又将张九龄召回了京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十二月，张九龄被任命为宰相，五个月后成为中书令。
李林甫也没闲着，几乎同时，他也成为了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也算是拜相了。
（一）张九龄、李林甫之争 一在明一在暗
擂台已经摆好，两人的交锋也就此展开，只不过参赛的两人，却是一明一暗。
在明处的，是张九龄。对于才望不高、擅用权术的李林甫，张九龄从不隐瞒自己对他的鄙视，常对别人说：
李林甫议事，如醉汉脑语，不足可言。
再比如，张九龄曾公开向玄宗表达对李林甫的不满，他说道：“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只可惜玄宗没有听进去。
李林甫暗中反击
在暗处的，当然就是李林甫了。他心里虽恨死张九龄，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私下里挑拨玄宗与张九龄的关系。
例如，有一年唐玄宗想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张九龄表示反对。而李林甫当场不发表意见，等其他宰相不在的时候，私下对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第二天再次商议，张九龄依然反对，李林甫又是当面不说，私下对玄宗进言道：“天子用人，有何不可？”于是玄宗下定决心，赐爵牛仙客，食实封三百户。
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事事迎合玄宗的旨意，重伤张九龄，这就是李林甫的“高招”！
（二）党争的高潮与尾声：“王元琰与严挺之案”
当时，张九龄有位好友叫做严挺之，官拜中书侍郎，张九龄曾举荐他为宰相。但没想到，严挺之却摊上了事。
事情是由“王元琰案”开始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蔚州刺史王元琰因贪赃被下了狱。由于中书侍郎严挺之的前妻，正是王元琰的现任妻子，严挺之便想营救王元琰。
李林甫知道这件事以后，便秘密的告诉了玄宗。玄宗大怒，可张九龄却依然极力为严挺之辩护。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玄宗的怀疑：提拔牛仙客你反对，严挺之犯错你却处处维护，你张九龄是在结党吗？
这又刺激了玄宗敏感的神经。于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张九龄罢相，次年，被清洗出朝廷；而李林甫则成为了新任中书令，牛仙客也一同拜相。至此，张九龄、李林甫二派党争，终于烟消云散，落下了帷幕。
那么，在了解了开元中期党争的过程之后，阐史君要提出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开元盛世之下，为什么会出现长达十多年的党争呢？这场党争的实质又是什么？别着急，我们慢慢分析。
三、党争的实质与原因一：“文、吏之争说”
最先提出开元时期党争的实质是“文学与吏治之争”的，是汪篯先生。他认为，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一直存在着“文学与吏治”之争。具体来说的话，张说、张九龄代表着文士派，而宇文融、李林甫代表着吏治派。
（一）张说和张九龄的“文学派”
之所以认定张说和张九龄属于文学派，不仅因为他们都以文采著名、都是文坛领袖，更在于他们的施政作为和选拔人才的方式。
在施政作为上，张说为相时，以文辅政“粉饰盛时”。 他主持丽正院，聚集文学之士，进行修书、侍讲；玄宗封禅泰山，所有礼仪也是张说拟定的。《大唐新语》就曾这样评价张说：
掌文学之任……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
张说、张九龄的“文士派”
在选人上，张说、张九龄则主张以“文章取人”。 例如上文所说，张九龄反对提拔牛仙客入朝为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牛仙客不是文学之士。《资治通鉴》记载了张九龄的原话：
九龄曰：“……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
“边隅小吏，目不知书”是张九龄看不上牛仙客的原因，在他看来，只有“文学之士”才能赏以官爵，像牛仙客这样的典吏，最多赏赐些金银就够了。——张说、张九龄一派，任用“文学之士”的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二）宇文融、李林甫的吏治派
宇文融、李林甫的吏治派，虽不擅长文学，但却擅长吏治。
宇文融的“吏治干才”不用多说，“括户政策”就是证明；而李林甫呢，他虽然是奸相，但对于他的才干，《旧唐书》也不得不这样评价：
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
在选人用人上，吏治派也与文学派有着明显的分歧。还以玄宗提拔牛仙客这件事为例，李林甫私下对玄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叫做：
苟有才识，何必辞学。
在李林甫看来，如果一个人有才识、擅吏治，又何必需要有文化呢？这显然是针对张九龄等“文学派”所说的。
综合上面的内容，文学派与吏治派，在施政观念上和用人理念上，都存在着明显不同。尤其是用人上的分歧，也让他们身边各自集合了不同类型的人，如此一来，怎能不形成党争的局面？
四、党争的实质与原因二：“出身、势力不同说”
张九龄与李林甫，在出身和所代表的势力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先说出身吧。张九龄，出身于岭南曲江的普通地主家庭，武则天长安二年，他考中进士。在文坛领袖张说的提携下，张九龄平步青云。
而宇文融与李林甫呢，则是官僚与传统贵族出身，以恩荫入士。宇文融的祖父宇文节曾在贞观时期担任尚书右丞；而李林甫则是李唐宗室，曾祖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封为长平王。
出身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所代表的势力各不相同。张九龄等人代表的势力，是依靠科举进入仕途的新兴地主，如张说、严挺之、崔日知、贺知章等人都曾考中进士。
而李林甫等人代表的势力，则是传统的关陇旧族和山东大族，且这些人多靠恩荫和军功入仕。如这一派的裴光庭，是礼部尚书裴行俭之子，萧嵩则是宋国公萧瑀的侄孙。此外，当李林甫掌权后，他一直在破坏科举制度，目的就是打击普通地主势力。
可以这样说：张九龄、李林甫的出身不同，所代表的势力也不一样 , 这就使得他们在政治舞台上, 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新兴地主与传统大族的冲突
以上呢，我们从两个派别的角度，分析了党争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张九龄代表“文学派”与新兴地主的力量；而李林甫则代表“吏治派”与“传统旧族”的势力。
这些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还有些不够。接下来，阐史君还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场党争。这个全新的角度就是：帝国的痛点——财政。
五、阐史观说：帝国的痛点——财政 撕开了党争的口子
经过了开元初期的励精图治之后，到了开元中晚期，财政问题已逐渐成为帝国的痛点。
首先是军费开支日益增大。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前期每年边防费用不过二百万贯，可是到了开元晚期，由于玄宗好大喜功，士兵逐渐增多，军费开支达到一千万贯。而到了天宝初年，军费开支就更多了：
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其次是官僚机构的行政费用增多。唐太宗时期，内外官只有730人，可据《通典》记载：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所有的官和吏加在一起，共有三十四万九千八百余人。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除此之外，开元中期，玄宗生活日益奢靡，用《资治通鉴》的话说，那就是“上（玄宗）心益侈”。此外，玄宗时期，光带品级的宦官就三千多人，再加上李唐宗室子弟，这些开销，搞得长安都承受不起了，皇帝也不得不搬家去洛阳“逐食”。
帝国的痛点——财政问题
那面对财政问题，两个派别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张说、张九龄集团代表的是传统儒家的思维，他们只会帮皇帝节省开支，比如减少军事行动，这不，张九龄就曾反对和契丹交兵，主张用外交手段进行斡旋嘛；再比如，他们还会要求皇帝杜绝奢侈，减少对百姓的盘剥，为此，张说一直就反对宇文融的“括户政策”。
那宇文融与李林甫集团是怎么处理的呢？他们会为皇帝“搞来钱”。比如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就是帮助国家增加户口，以便让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够增多。再比如李林甫，为了减少中央的财政负担，还将行政、军事、财权全都下放给了节度使。
当财政问题不突出的时候，玄宗皇帝可以在两派之间，玩玩平衡：张九龄们负责治理国家，李林甫们则负责专门给国家挣钱，岂不美哉？但是，到了开元中后期，财政压力越来也大，成为了帝国的痛点。于是，平衡就被打破了，玄宗皇帝也必须做出取舍，那么这时候，党争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至此，我们也终于弄清楚了党争的实质！张九龄与李林甫党争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帝国的财政问题！可以说，正是帝国的财政压力增大，撕开了党争的口子。
而了解了党争实质与帝国的财政压力，相信您一定明白了，为什么唐玄宗会倒向李林甫了吧。
既然结局已定，张九龄只能选择离开，他一路高歌着“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的诗句，离开了朝廷。开元二十五年，他被贬为荆州长史，而两年后，他回到了岭南故乡。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五月七日，“一代辞宗”张九龄病逝于曲江。
开元年间的那一段往事，也就此尘封了；而开元盛世，似乎也已经到了尘封的时候……
《资治通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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